备受关注的胡鑫宇案，现已被认定为自杀。从他遗留的录音笔中复原的音频来看，他两度表达了清晰的自杀愿望，最有可能的自杀动机恐怕是厌学导致的重度抑郁。
当事件爆出后，周围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震惊，但任何人都不大可能悄无声息地就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肯定曾发出过什么求助的信号。换句话说，究竟从哪一刻起，孩子松开了原本牵着我们的手？
对于身处困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困难有多大，而是孤立无援。在高考失利后，我在大学的第一年也曾极为消沉，独自在南方的校园里，感觉身周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我内心有无数想法，但在张嘴的一瞬间就消失了，因为我不知道找谁倾诉。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去找了很多心理学书籍来读，这差不多是我自我拯救的仅有途径。
由于这段经历，我深切理解那种无助的困苦：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好的，也不知道求助于谁，更有甚者，你求助的对象可能还反过来骂你——比如和父母说了，结果他们却不愿意面对你抑郁的事实。
有学生抑郁得去看心理医生，但父母在家里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讨论这件事，他妈更是对外口口声声说：“我儿子根本就没病！”仿佛只要否认，抑郁就不存在了似的。
说起来，“心理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然而，知道归知道，人们也本能地觉得这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却往往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也没天天快乐，但也不至于就去自杀吧？”
今年春节里谈起，我叔父还不以为然地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理问题都是无病呻吟，“我们那时才是真的苦，现在这点算啥？都吃穿不愁了，随你怎么说，哪有我们那时苦？”
这么想的绝非少数。在群里谈起此事，立刻就有人响应：“没错……我妈虽然没明说 ，但我知道她内心：你一小屁孩抑郁个屁！哪知道我们成年人的苦。”
问题就在这里：看似突如其来，“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了解我孩子，他从来没有流露过自杀的念头”——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对你的态度早就一清二楚，因此他们连尝试都不想尝试了？他们呐喊过，是你没有听见。
正因此，心理抑郁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隐蔽性：那原本就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活动，如果孩子说出来你又不当回事，那他就更不愿意说了。其结果，很多孩子在走上绝路之前，已经在黑暗中孤军奋战了很多年——自杀乍看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其实只是这一过程的合理结局。
我知道，对于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父母来说，这样的追问可能显得很无情，像是在指责他们；但我在意的并不是具体哪个案件中的哪个人，而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孩子求助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忽视了？怎样才能听到？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我们能吸取教训，那么可能还来得及阻止那些有相似念头的孩子。
大致来说，每7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动过自杀念头，而自杀未遂和最终自杀身亡的比例，约为10:1。也就是说，胡鑫宇的背后，可能还有9个人，处境接近他没出事之前的状态。
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因抑郁而自杀的年轻人，都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在向我们这个社会发出警讯。如果能让全社会重视这一警讯，那胡鑫宇就没有白死。
人生向来很难，对心理感受特别敏感的青春期学生就更难了。尤其是这几年考试竞争的白热化，很多孩子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竞争的心理状态中，而这又不允许任何差错。不仅如此，如果他们多想一步，就会发现，自己拼死拼活，就算考上了理想的学校，也不意味着就爬出了隧道，相反，前面还不断有新的隧道等着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一辈子无法挣脱的困境。
这是一个容错率极低的机制，我曾听一个河南朋友说过：“在我经历的考试地狱，‘1分干掉一操场的人’，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任何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能出错，神经就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有朋友回忆起一件事，高一时班上有位同学，“初中应该是成绩很好的，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是中游水平，她在走廊里跟她妈妈哭诉，仿佛天都要塌了一样”。也许多年后想想，这根本不重要，但如果你经历过，就很难笑得出来。
吊诡的是，往往正是那些律己甚严的好学生，更容易遭受挫败。差生考得再差，倒也放下了，像胡鑫宇这样从小地方出来，自我期许很高的孩子，却难以接受失败。当然，如果他父母当初同意他休学，未必走向自杀，然而，休学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失败，这本身就是一大打击。
症结就在这里：这是一个缺乏退出机制的赛场，失败又是不可接受的。有时父母也知道孩子很苦，但他们通常也不是说“那就退出吧”，而是无奈地表示“那怎么办呢，熬过来就好了”——然而，有的孩子没能熬过来。就此而言，自杀是最后的退出手段。
自杀的青少年，看起来都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但更深一层看，是我们的社会本身就缺乏纾解机制。长久以来，国内的教育方式并不注重孩子的自尊心，甚至将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当作是一种有效的鞭策。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考完试，全班成绩都要张榜公布，有些学校在大考之后还必有大会，成绩优秀的人上台领奖，可想而知，这对“差生”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一位年轻朋友说，他读中学时，各科老师发试卷时，总会把考分最低的几个留下，逐个点名批评：“这题怎么会错？我讲过多少遍了！你们几个把全班平均成绩拉低了多少分！”这些都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进行的。
我高中时，成绩单是像工资条一样，装在信封里发给本人的，如果考得不好，那你可以不说，没人知道，这就是你的隐私。我有一次和一位河南朋友谈起，她震惊不已，说：“天哪，闻所未闻！”虽然当时我们自己没感觉有什么特别，但现在想来，这至少照顾到了大家脆弱的自尊心。
和别的问题不同，心理抑郁是很难察觉的，甚至就像有朋友感叹的，就算抑郁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哪有‘抑郁’的这种概念呀，只会觉着你阴沉，不爱搭理人，不好相处，读书读成傻子了……”
可悲的事实是，很多青少年自己也本能地倾向于压抑、否认这些问题。我曾写过一位同学孤独、灰暗的时光，她看完后淡淡地说：“你写的不是我。”
要走出那样的困境，诚然很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顽强的意志力，但我想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和人的联结与共情——即便身为异类，但只要你找到另一个和你一样的异类，你们就能相互取暖，对抗整个世界。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社会机制本身，其实就阻碍这种联结和共情的实现。你可能也在生活中听别人这样说过自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少学校老师在批评学生时会自然加上的话，其重点不在“可怜”，而在“可恨”，有点“受害者有罪论”的意味，因为它隐含的意思是“你这样是活该，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既然如此，也就同情不起来了，外部环境更不必追问了。其结果，进一步将孩子推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止一个人曾和我说过，在十几岁之后，就再也没和师长说过真心话，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就遭到反对。有时候，他们反倒愿意和关系没那么密切的朋友和盘托出，即便未必得到多少理解，但至少能倾吐一番，更不用担心对方会怎么样。
那些孤独的人，其实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我们是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连这样卑微的愿望也未能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