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这三年的看法，其实都是以前的看法，零零散散说过，今天干脆完整地说一下。

前两年的坚定不移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而且是一直从中受益的，整个社会的情绪也是非常乐观积极的，这一点大家都经历过，也都清楚，不多说。

关于这个病毒已经不可能消失，会成为一个常住病毒，这一点在2020年下半年也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确认了，所以我国当时的策略是加快研发疫苗，寄希望于在打过疫苗之后开放。



这也可以解释2021年上半年直到下半年各地把打疫苗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的原因。可能有人现在还记得，上海当时最高峰的时候甚至给打疫苗的人出到了一两千块钱，就是为了完成指标。

2021年年中，也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南京、扬州和我们甘肃的疫情暴发的时候，其实这个趋势也并没有改变，仍然都是在为开放做准备。

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呢？是2021年八九月份全网对共存论的批判，最后上升到了对张文宏本人的人身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中除了深圳媒体上升到文明和制度优越性的高度之外，其它地方官方没有表态。

当时的病毒还是德尔塔，死亡率和致病率仍然比较高，当然是不可能马上就开放的，但是当时如果不是去批判什么共存论，而是开始理性地认识现实，并且开始积极准备，那么仍然是可以在年底的时候调整的。

2022年元旦前后，浙江和西安等地先后暴发疫情，也进行了严格的封控，西安就是在那时候创造性地搞出异地转运隔离，来实现主要城市社会面清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做法，之后也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各地的标准操作模板。

春节后，奥密克戎在天津率先出现，但是很快被压下去了。接着又在吉林、深圳和上海先后暴发，深圳率先做出了大规模全员核酸和常态化核酸的做法，也很快就压下去了。



再接着就是香港开始调整政策，并且出现了规模性暴发。但是香港没有和内地保持一致，而是走向了另一条路线。随后台湾、日本和朝鲜都先后放开，情况就开始变了。

林郑月娥当时曾说，那些要求香港做全员核酸的人应该反思。当时我们可能不容易理解这句话，现在回头来看，可能就体会不一样了。

从基层的情况来看，去年下半年随着德尔塔此起彼伏的暴发，已经开始让防控变得越来越难，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源越来越多，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懈怠和厌战情绪，希望能逐步调整政策。

也是在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重新开始强调尽可能控制疫情和疫情防控政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政策调整的苗头。

比较糟糕的则是吉林和上海，因为没有做到早发现，发现时在社会面已经传播一段时间了。所以，之后吉林和上海先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控，最后仍然压下去了，但是代价非常大。



上海累计感染人数超过六十万人，封控长达两个月，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三个月，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恶性事件，这也导致一些人开始要求改变防控策略，将重点转向重症救治。

而且，从三月中下旬在是否封城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也能看出来当时曾经考虑过走香港走过的路，直接放开。但最终还是在3月26日急转直下地做出了封城的决定，之后上海经历了两个月的最困难的时期。

上海作为对全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的城市，最终被封城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上海都可以封，还有什么不能封的？之后各地再次出现了一些比较过火的防控措施，大范围的全员核酸筛查也成为各地的统一动作。

上海解封之后，各地也零零星星出现过一些小火苗，但是也都通过严格的封控和频繁的核酸筛查压下去了。其中包括成都二十天的封控，贵阳封控和转运隔离期间出现的车祸，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

比较糟糕的则是西北地区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等地陷入了既没有能力迅速压下去，也不解封的状态。

也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防控政策开始逐步调整，从第九版的出台到二十条的出台，尤其是随着广州、重庆和北京先后大规模暴发，最终撕破了防线，不得不最后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是急转弯。

从现在看，实际上内部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早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的，在奥密克戎开始流行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延续过去的策略了，不仅是地方上人财物力都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这也就是所谓的“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现在看，过去这一年，尤其是二三月以来，没有及时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调整策略，带来了今年比较多的资源浪费，而且大规模的长期封控也对一些企业和老百姓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是得不偿失的。

尤其是十月份以来各地都开始暴发，前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广州、重庆、武汉、郑州、北京、西安、沈阳等国内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同时不得不进入静默管理的状态，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也就是说，过去两年的策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年没有及时调整带来了比较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当这么多大城市都无法尽快压下去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目标已经达不到了，就必须调整目标，同时调整政策。

这个过程中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经验教训也很多，以后还可以再说，但是最重要的教训毫无疑问是没有真正做到因时因势调整策略，没有做到敌变我变最后变成了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如果在去年八九月就开始承认共存是最后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从而开始主动准备，寻找调整策略和方向的机会，那么可能今年三四月份就可以完成调整，现在可能高峰已经过去了，就可以与其它国家基本上保持同步，从而使我国在目前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更加主动的地位。

而过去这一年一直持续进行的关于防疫政策的争议，在网上一直没有停过。随着各地此起彼伏暴发疫情，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了原来的策略已经无法持续，但仍然有人不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政策，并且形成了所谓的躺平派和封控派的争论。

这种争论也不断撕裂社会舆论，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地区性的矛盾，地域攻击和地域歧视随之流行开来。而这种认识和宣传上的两极化，也绑架了社会舆论，甚至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了最终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