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校园枪击案的部分受害者上图，他们分别为：
Uziyah Garcia, 8（第一排第五个）
Xavier Lopez, 10（第一排第二个）
Annabell Guadalupe Rodriguez, 10（第一排第三个）
Jayce Carmelo Luevanos 10（第二排第二个）
Jailah Nicole Silguero 10（第三排第二个）
Rojelio Torres, 10（第二排第一个）
Nevaeh Bravo 8（第一排第五个）
Makenna Elrod 10（第二排第三个）
Miranda Mathis 11（第二排第四个）
Jose Flores Jr., 10（第二排第五个）
Maite Yuleana 11（第二排第六个）
Eliahana ‘Eliajha’ Cruz Torres, 10（第三排第三个）
Ellie Lugo, 10（第三排第四个）
Alithia Ramirez, 10（第三排第五个）
Amerie Jo Garza, 10（上）
Alexandria “Lexi” Aniyah Rubio 11（中）
Tess Marie Mata（上）
在周二的德州校园大规模枪击案以后，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s·墨菲（Christopher S. Murphy
）的一段5分钟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他在视频里说:
“今年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比往年多，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恐惧中.....
为什么当官啊？如果做这个有权利职务，每当有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每当我们的孩子在恐惧中逃命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当官干什么？
这只会发生在这个国家。没有其他地方……这是一种选择。我们选择让它继续发生......我们在做什么?”
我用我的双手和膝盖乞求国会做点什么，停止向这些杀人犯发送这种默默的支持信息，他们看到政府高层什么都不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枪......”
（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的罗柏小学，两名州警正在点燃蜡烛纪念死去的无辜孩子们。(美联社Jae C. Hong)）
我知道他是在替我说话。
如果乞讨有用的话，我绝对会穿着麻衣，趴在碎玻璃上，在参议院会议厅或其他任何地方跪着乞求。
我厌倦了为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人生，我的国家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有些人认为保护枪支的权利比保护美国人的生命更重要。
我并不反对枪支。
我在一个有枪的社区长大。我们从小玩玩具枪，然后是BB枪，父亲教我们用他的手枪练习射击。
他想让我们了解枪是如何工作的，并永远记住，枪是致命的武器。
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在木棚里有半自动武器；没有人因为不能带枪去餐馆而抱怨，也没有人拿着军用枪支拍圣诞照。
我的孩子们在一个没有枪的家庭长大，不是因为我讨厌枪，而是因为他们去的学校有定期的射击训练。
我们很幸运，如果你认为抚养三个迄今为止从未在学校经历过枪支暴力的孩子是“幸运”的话。
几年前，在大流行之前，我听到从我女儿的小学方向传来像枪声一样的声音，我当时在车里懵住了。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街区之外的建筑个人正在用射钉枪给一座房子盖新屋顶。
找到声音的来源后，我几乎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后来，我在想象，如果我听到的是枪声，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记得在疫情初期，我最小的女儿因为上网课而感到孤独，但她后来对我说：
“好吧，至少我不用担心校园枪击案。”
这是怎么变成现实的?
每当这种大屠杀发生时，我们都觉得应该尽我们所能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但这种情况又发生了，还很多次，而且往往死亡人数更高。
大规模枪击事件不再是异常的悲剧；他们几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制造出一种集体的焦虑、不安、愤怒和恐惧。
拥枪者认为：是人杀人，不是枪杀人。汽车也会杀人，刀也会杀人。
只不过枪，是可以用最少的力气在最快的时间内杀很多人。
精神病患者可以有枪，他们可以在小学杀死19名儿童，或在高中杀死17名少年，或在音乐节上杀死58名少儿。
种族主义者可以有枪，他们可以在杂货店杀死10人，或在超市杀死23人。
他们的枪大部分都是合法购买的。
当大屠杀是合法购买的武器时，显然法律需要改变。但是法律并没有改变。
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其中包括大多数枪支拥有者，都支持某种形式的枪支管制，包括严格的背景调查和红旗法。（小编注：红旗法(red
flag
law)是一项枪支管理法，允许警察或家属向州法院申请，命令可能对他人或自己造成危险的人暂时收缴其枪支。法官根据持枪者的陈述和行为决定是否发布该命令。拒绝遵守该命令将受到刑事处罚。在一段时间后，除非另一场法庭听证会延长了没收枪支的期限，否则枪支将被归还给被收缴者。）
作为选民，我们有责任选举官员，让他们看到枪支管理法律的通过，让他们看清枪支暴力危机的本质，并尽其所能结束这些危机。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非常清楚地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表明：
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们对保护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人们也不感兴趣。
接受“经常在教室里屠杀儿童和在公共场所屠杀成年人”，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代价。
我们在做什么？除非我们都愿意公开地支持——这种强加给我们的恐怖行为，愿意让更多的孩子和成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否则，我们的答案就是：不能什么都不做。
作者介绍：玛丽·麦克纳马拉，《洛杉矶时报》文化专栏作家和评论家。她曾于2015年获得普利策奖，并于2013年和2014年获得了各种批评奖和特写奖。她是好莱坞悬疑剧《奥斯卡季》和《小明星》的作者。目前她与丈夫、三个孩子和两条狗住在La
Crescen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