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广为传唱,其普及程度大约与国歌不相上下,几乎每一个国人都耳熟能详。
对于一件太过熟悉的事,人们总是甚少怀疑,觉得它自然而然,本该如此。
其实在最初接触这首歌的时候,作为孩童的我们,总还是有些不解的,尤其是那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老师,英特纳雄耐尔是什么意思?实现,要实现什么?”
依稀记得老师说,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意思。虽说听得似是而非,但是那个时候嘛,老师说的话几乎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这个问题也渐渐的被遗忘。
《国际歌》1962年中文译本词谱
直到有天看到了德文版的歌词,尤其是副歌部分,与印象中的竟有些“貌合神离”:
Völker, hört die Signale!
Auf zum letzten Gefecht!
Die Internationale
erkämpft das Menschenrecht.
(人民啊,听那号令!国际工人协会,为人权而战。)
于是细看各译本的《国际歌》歌词,竟然大不同!
欧仁·鲍狄埃像
众所周知,《国际歌》的词作者是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1816-1887)。这本是鲍狄埃1871年公社失败时创作的一首六节格律长诗,在其去世的第二年,由比利时裔的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其谱曲,从此,这首歌就越过千山万水,唱遍全世界。
这首歌的法文名字“L'Internationale”,其实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意思。“国际工人协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当时简称“国际”(后被称为“第一国际”)。
萧三(1896—1983,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
对于《国际歌》的最早的中文译者,文史界莫衷一是,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甚至有学者称是无名氏文人的译作。史料纷繁,对此话题,本文暂且不表。但毫无疑问的是,《国际歌》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曾出现过多个汉译本,并在流传中有所增删,最终通行的版本是“集体定稿”的成果。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萧三的“延安版”《国际歌》译文重新加以修订。本文也就在此谈谈通行本《国际歌》译文的“再创作”。
“英特纳雄耐尔”的译法
在不同的译本中,也有将“Internationale”译为“国际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英特纳雄耐尔”沿用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译法。出于音乐节拍的考虑,他将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是一个重要贡献。
瞿秋白 (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曾对曹靖华(俄文翻译家)说:“‘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但正因此,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本义,后来人往往不甚留意。
消失的三节歌词
前文提到,鲍狄埃的原作共六节,而我们熟悉的《国际歌》明明只有三段歌词啊!
其实通行的汉译本的歌词只选取了一、二、六节歌词,这与俄文译本有不解的渊源。1900年12月,正在从事秘密斗争的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节和副歌歌词刊登在《火星报》上,这一版本成了苏俄最为流行的版本。
关于汉译本,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称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的。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6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3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
绿原(1922— 2009),又名刘半九。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
《人民文学》原副总编辑、著名文学翻译家绿原曾把法文歌词用公约数式的汉语翻译出来,其内容是: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它说/同样/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
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
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
迭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将是全人类。
为什么这三节没有被选用呢?除了歌词全文太长,不适合群众演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绿原先生解释说,且看这三节的基本内容:第三节反对国家、法律和赋税,“当然是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和赋税”(作者原话);第四节号召人人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争取”(作者原话);第五节则号召解散军队,“当然也是指资产阶级的军队”(作者原话)。有人曾有这样的担心,这三段歌词,如果也像一、二、六节歌词那样广泛传播,是否会在“少数工人”中产生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呢?
文字上的改动
细看现行的歌词中,译者也在词句上进行了一些处理。
第一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热血”一词,在法语文本中为“理性”(La
raison)。
同一节,把“一钱不值”(Nous ne sommes
rien,直译为“我们什么都不是”)改成“一无所有”,绿原先生解释称,译者可能认为,“一钱不值”在汉语中属于贬义词,用在这里似乎有辱无产者的身份,不如强调他的贫穷(“一无所有”),突出无产者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其实,原作中的“一钱不值”指的是无产者在阶级性社会所独有的社会地位,用在此处也很贴切。
第二节“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一词,在法文本中为“精神”(l’esprit)
。“精神”和“思想”虽说同属主观范畴,但还是有区别。绿原先生认为,译者把“精神”译成“思想”,除了避免宣传唯心论之嫌外,或许还有别的考虑。
救世主等意象的选取非常具有本土特色。法文中的“上帝、凯撒和演说家”到了俄文中是“上帝、沙皇、英雄”,而在中文则变成了“神仙皇帝”(有的中文译本用过“菩萨、皇帝”),最终稿中“演说家”、“英雄”的意象干脆被剔除了。
德文译本的演绎
约在1900年前后,《国际歌》出现了最早的德文版,后期陆续出现了至少7个版本的译文。由于其时代背景不同,译者政治立场不同,译文的风貌也有所差异。
伍珀塔尔市的恩格斯故居
目前在德语区广泛流传的是1910年由Emil
Luckhardt翻译的版本(参见文末附录),其手稿还保存在伍珀塔尔市的恩格斯故居。Luckhardt是一个酿酒工人,完成译作时年仅30岁。其译文也并非采用一一对应的方式,只是大意与原作相仿。Luckhardt仅选取了原诗中的前三节,在表达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激进色彩并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
德国商人通过《国际歌》掘金
1972年,慕尼黑音乐出版商汉斯·巴亚兰(Hans R.
Beierlein),他以2000美元的价格,从法国一家小出版社买下了《国际歌》在瑞士、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版权,接着又以1000美元买走了民主德国的版权。此后,他相继买下了许多国家的《国际歌》版权,总共花费不超过12500美元。就靠这首歌的版税,巴亚兰发了一笔横财。交税最多的是民主德国,因为当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天的广播、电视都播这首歌,而这首歌的收税标准是每分钟350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0.5美元)。直到1984年Luckhardt的歌词的版权保护期才到期,2003年《国际歌》的谱曲旋律版权保护期到期。在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一直向巴亚兰缴纳版权税。
不过巴亚兰从中国、苏联、朝鲜、古巴和保加利亚并没有赚到钱,因为这些国家当时还不是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中文2011年杨起译本
第一段:
起来,地球上的受难者!
起来,饥肠辘辘的苦役!
公理像岩浆一样在火山口下滚动,
最后就要爆发喷涌。
让我们把过去一扫而净,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世界的基础将要变更;
莫说我们现 在什么都不是,
我们要做到一切都行!
第二段: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
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我们要作出拯救大家的决定!
要迫使窃贼把侵吞的东西吐出来,
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囚室里拉出来,
让我们鼓旺炉火,
趁热打铁干起来!
第三段:
国家压迫,法律搞鬼,
倒霉蛋被迫上缴血汗税;
富人哪有义务可言,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谈。
受监管没完没了,
实现平等需要制定新法规:
《不承担义务就不该有权利,
没有权利就不该把义务承担!》
第四段:
矿业大王和铁路大王们,
他们不可一世的嘴脸是多么丑恶,
他们除了把劳动人民洗劫一空,
还干过别的什么勾当?
劳动者所创造的,
都流进了这帮家伙的保险箱。
人民决意让他们归还财富,
这只是求个理所应当。
第五段:
给这些大王们干活,我们烟尘满面,
劳动者之间要祥和,我们只向暴君开战!
让我们规劝军队也发起罢工,
劝他们把枪托倒挂,把队伍解散!
若是这些吃人的野兽,
一定要把迫使我们牺牲当英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们的子弹将射向将军的前胸!
第六段:
工人们,农民们,
我们是劳动者的大党;
大地只属于在大地上劳动的人,
让有闲者滚去别的地方。
贪食我们血肉的,有多少魑魅魍魉!
有朝一日,当乌鸦和秃鹫消失时,
太阳将永放光芒!
副歌:(重复两遍)
这是最后的斗争,
只要我们集结起来,
国际工协的理想,
明天就会扩展到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