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大学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没带饭卡，就用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她就把阿姨给举报了，因学校饭堂规定只能使用饭卡，用其他支付方式会被罚，结果阿姨被罚两万，而该女生获得两千元奖励。原本阿姨出于好心为她行使了便利，她却以德报怨，令网络哗然。今天说说告密这种无耻卑劣的人类品格，说说告密者这种声名狼藉的幽灵。
告密行为，是人性深处最卑劣的品质。我对告密深恶痛绝，最早记忆来源于读小学二年级。有位同学被老师罚站在走廊，寒冬的湘北刺骨的冷，我见同学冷得鼻涕横流，擅作主张要他休息，并帮他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放哨。这家伙休息完后，跑到老师那告密，说我鼓励他不遵守惩罚。
老师非常生气，转头就表扬这家伙，并让我罚站两小时，这次是站在学校操场的雪地里，把我冻成了个雪人，我妈把我这根冰棍抱回家用被子包了很久才回过暖来。这事发生后，小小年纪的我，很长时间内都有阴影，对谁都不敢说真话，总是疑神疑鬼。
直至成年懂得了一些道理后才发现：告密虽然是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肆虐于神州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这里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人群挥之不去的梦魇。
告密这种幽灵至今还徘徊在我们周围，我认为原因主要出现在两方面：一是很多地方依然还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以奖励。另一方面是我们还未拥有“认识人”的教育，还无法理解和分辨出公私域界限。
在英语中告密者，即可耻的人的意思。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告密者应该被唾弃，因为这是一种人格上的破产。在鼓励告密的环境里，信任感被严重剥夺，人人自危、惊恐猜疑，会让群体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狂躁、捕风捉影的猜疑和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这种残酷的道德摧残，会吞噬掉人群间的基本信任，催生漫山遍野的谎言，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敢对他人报以信任。
可是，从历史来看，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鼓励告密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境遇下，人与人间信任感被严重剥夺，捕风捉影、惊恐猜疑、人人自危，这样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痛点。但是，或许我们太健忘，对于曾经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灾难的“告密”，我们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文革”过去四十余年，“告密”事件时有发生，甚至“遗传”到了下一代，原因何在？只因为我们将告密赋予了某个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甚至我们还鼓励告密。
凡是盛产告密者的地方，一定缺乏良知和人性。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就能找到告密的脉络。比如，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成风，酷吏横行；朱元璋时代的东厂西厂，特务政治；康雍乾时代的文网密布，以言治罪。这些都太遥远了，告密之风使得夫妻反目，父子相告，兄弟阋墙的悲剧反复性地上演，谱写了历史的悲歌。而现在，告密之风又沉渣泛起，比如那些XX群众，就是行走在我们身边的幽灵。
我相信那位女学生，在举报那位好心帮助她的食堂阿姨之后，内心还是“拥有正义感”没有任何愧疚心理的，她根本未意识到人性的卑劣。因为我们很多教师，至今还在培养这些小告密者，鼓励同学间打小报告，这种看似为了“班级公共利益需要”而貌似显得具备正当性，实际上是牺牲个体基本人性为代价的。
事实上，这种鼓励告密的行为，归根结底就是想控制他人，这种教育是与教育的真缔背道而驰的。我真心希望如果你是教师，千万不要鼓励学生打小报告。如果你是家长，你的孩子有打小报告的苗头，马上告诉他这是卑劣的行径，因为告密者的下场都你那么好。
告密对人类脆弱道德具备致命打击能力，让人群弥漫着猜忌与仇恨，调动起人类身上最卑劣的恶，极大瓦解人群之间的信任。有人把“举报”与“告密”混为一谈。在我看来，举报应该严格限定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即刑法规定不能做的行为，而不是某个小圈子的规章制度，比如学校这个小群体制定的规则，因为没有象刑法那样拥有国民让渡的强制规范力量，就不应该属于举报的范畴，如果要打小报告，那就是无耻的告密。
假若成都那女学生以食堂阿姨违反学校制定的规则为自己辩护，是不构成消解自己告密这种行径的卑劣的。
告密者只适合呆在地狱的最深处。我希望在一个拥有着告密传统的地方，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审视能力，别丢掉了人性的基本底色，因为告密者没有立场，也没有未来，丢弃人性而邀功领赏，这是人所唾弃的最卑劣品质，这种人最终的归宿，就是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