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百年党史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些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有些是中共建政后的领导人，有些是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有些同时还是中共接班人，但他们均因路线斗争、党内分歧等原因而失势下台，有些人还死于非命。可以说，他们的个人命运与中共百年党史息息相关，也是中共百年党史的一个缩影。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部分出席会议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中共建党百年历史中，张国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最强大对手，投靠国民党又被国民党抛弃，最终客死异国。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享有“学生要人”美称。1920年参与发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被选举为中央局组织主任。不久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张国焘代理中共总书记职务。

1925年，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直接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0月，中共设立中央军事部，张国焘任主任，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张国焘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中共六大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大搞“肃反”。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万多人）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是张国焘与毛泽东分别八年后重逢。在张国焘部下、中共开国上将许世友看来，这是一对才能、资历和威望真正匹敌的对手。他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由于两军兵力悬殊，张国焘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会师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主张向川康边转移。后来，中共中央为了两军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８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共同北上，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等随左路军行动。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电令老部下、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等紧急磋商，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张国焘则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另立中共中央。南下后，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减员一半。1936年６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强调团结，“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1937年2月，他写了一份检讨，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在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检查。毛泽东发言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加上西路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全军覆没的原因，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在延安掀起高潮。这时，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这些火药味极浓的话，令张国焘有些心惊胆战。

会后王明单独找张国焘谈话，说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均为张国焘部下，西路军高级将领）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已被枪决。“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张国焘说：“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

1938年清明节，他利用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一起祭祀黄帝的机会离开延安到西安，随即逃往武汉，投靠国民党。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苦口婆心劝导他返回延安，毛泽东等五人也联名发电劝返，但张国焘不为所动，最终被中共开除党籍。

会见蒋介石后，张国焘进入军统，并被授予中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很器重张国焘，他也很卖力，但没有取得令戴笠满意的成效。当蒋介石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后，戴笠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军统特务更是瞧不起张国焘。1941年，张国焘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谋了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务，可是，每逢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只能一个人向隅而坐，孤独发愣。抗战胜利后，张国焘又被安排到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任署长，而江西省省长王陵基恰好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对头。张国焘只好主动辞职，转赴上海。

转眼间，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1948年11月，他偕全家秘密赴台湾。在台湾也不过一年时间，他倍受冷遇，又逃往香港另谋生路。在香港，他与国民党左派要人顾孟余等人发起“第三势力运动”，可又被顾孟余等排挤出局。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到一家小报馆担任主笔，养家糊口。

在困境中，张国焘想起了大陆。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他通过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回大陆的信息，北京的回复很简单，只要公开承认错误，回大陆的门是敞开的。可他不愿认错，这扇门又被关上了。山穷水尽之际，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找上门来，请他撰写个人回忆录《我的回忆》，并答应每月付给2000港元研究费，他的日子这才有了起色。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版权连载，他由此赚了一笔稿酬。

张国焘的三个儿子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定居。文革爆发后波及香港，香港街头也出现了大字报，张国焘听说有人在香港四处打听他，吓得他不敢出门。1968年，为了保险起见，张国焘决定和妻子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并皈依基督教。与王明一样，流亡异国他乡。1973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行走不便的他被送入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在这里度过余生。1979年12月3日，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国焘在这家老人病院冻死，享年82岁，葬在多伦多松山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