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在匈牙利，总理已经可以实施政令统治。在英国，大臣们掌握了一种在批评者看来“令人震惊的”权力，可以拘捕人民和关闭边境。以色列总理关闭了法院，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监视。智利派军队前往曾被抗议者占领的公共广场。玻利维亚推迟了选举。
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使世界运行戛然而止，焦虑的国民要求采取行动，全球各国领导人正在动用行政权，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抓住了实质上的独裁权力。
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一致认为，这样的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国家需要新的权力来关闭边境、强制隔离和追踪感染者。宪法律师说，许多此类行为都受国际规则的保护。
但批评人士称，一些政府以公共卫生危机为借口，攫取与疫情无关的新权力，且没有什么措施来确保他们的新权力不会被滥用。
这些法律正在各种政治体系——约旦这样的专制国家、匈牙利这样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国家，以及英国这样的传统民主国家——中迅速生效。而且几乎没有日落条款来确保一旦威胁过去，权力会被撤销。
“我们可能也会见到，疾病流行过后不久——甚至可能紧随其后——是专制和镇压的流行，”联合国反恐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奥努瓦拉·尼·奥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表示。
新法律扩大了国家的监控，允许政府无限期拘留人民，并侵犯集会和言论自由，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经济。
大流行已经重新定义了社会规范。韩国和新加坡的侵入式监控体系在正常情况下会招致谴责，但却因能减缓感染速度而受到称赞。最初批评中国将数千万国民禁足的政府后来也纷纷效仿。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经授权该本国内务安全机构使用为反恐开发的秘密手机数据追踪公民。通过跟踪人们的活动，政府可以惩罚那些违抗隔离命令的人，最高刑期可达六个月。
通过关闭国家法院，面临腐败指控的内塔尼亚胡也推迟了他原定的出庭时间。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新的紧急状态法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戒严的恐惧。上周，菲律宾国会通过法案，授予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紧急权力和54亿美元来应对这场大流行。议员们简化了此前允许总统接管私营企业的法律草案。
“这种无限制的紧急权力相当于专制，”菲律宾人权组织关注公民自由律师(Concerned Lawyers for Civil Liberti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律师指出，杜特地曾将国家宪法比作“一张卫生纸”。
还有国家利用这场大流行来镇压异见人士。在约旦，紧急“防卫法”给了首相办公室很大自由，奥马尔·拉扎兹(Omar Razzaz)称他的政府将“坚决处理”任何散布“谣言、捏造事实和用假消息制造恐慌的人”。
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已经掌握了实施宵禁和审查新闻媒体的权力。那里的记者因为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而受到起诉和恐吓。
病毒本身可能冷却了抗议者在公共广场聚集的意愿，但智利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军队出现在城市街道上，压制了数月来震动全国的愤怒异见。
大流行还打乱了选举计划。本月，玻利维亚暂停了原定于5月初进行的备受期待的总统大选。去年的争议性选举引发了暴力抗议，迫使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辞职。
承诺只是代行职权的临时总统此后巩固了权力，并宣布了她的竞选连任计划。该国选举法庭周四表示，将在6月到9月之间的某个时间进行选举。
在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以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人民。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阻挠下，司法部做出了让步，提交了一份较缓和的提案。
人权组织称，在公民被分心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继续吸收更多权力。他们担忧人们可能意识不到他们让出的权利，等到想收回时已经来不及。
一些紧急法案通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议员和人权组织都没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讨论它们的必要性了。人权活动者也质疑了各国起草冗长立法的速度。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奥蕾茵表示，某些政府已为紧急或危机情况“准备好了”一整套所需的权力。他们提前起草了法律，就等“危机出现的机会”，她说。
面对疫情，各国应对为何如此笨拙
目前还不清楚危机过后，这些紧急状态法案将何去何从。以往仓促颁布的法律，如9·11袭击后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在它本来要应对的危机结束后仍然存在着。
随着时间推移，紧急法令会渗透到法律结构中，并成为常态，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法律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总裁道格拉斯·鲁岑(Douglas Rutzen)表示，该机构正在追踪大流行期间的新立法和政令。
“塑造紧急权力真的很容易，”鲁岑说。“拆解它们就很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