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武汉病毒与封锁下的贫困人口

  与中产阶级相比，武汉疫情中的外来打工群体远不可见。

清晨，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武汉，火车站和机场被关闭，道路被封锁，1100万居民（其中许多人正在准备农历新年返乡）被警告不要离开。在致命的冠状病毒迅速传播，感染五百余人后，武汉于周四开始实行封城，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相当于在感恩节前两天深夜的封闭芝加哥。该政策由已经蔓延至美国，泰国，日本和韩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引起。 武汉的医疗体系现在正竭尽全力应对此次影响整个城市人口的健康危机。而在1月23日当地隔离工作开始时，许多移民和校园里的大学生已经离开城市。如今，中国其他地区正努力诊断和报告由武汉探亲者带来本地的冠状病毒病例，治疗方案和公共卫生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的首要关注点。 尽管疫情在中国境内涉及多个省市，但在韩国，泰国和其他偏远地区的病例报道到来之初，还没有表明感染已波及武汉附近城镇的报道。在所有这些确诊案例中，携带病毒的旅行者境况比普通中国公民的要好得多只因为他们拥有出国旅行的资源。（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口拥有护照。）在本周六农历新年之前，与在前往曼谷的经济舱内咳嗽的中产旅客相比，乘坐卡车回到武汉城市边缘或乘坐长途巴士出省返乡的汗淋淋的工人更不易被发现。由于服务部门的性质和劳工福利的缺乏，许多外地劳工可能不愿意放弃他们与家人团聚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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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实行大规模监控，但其监视网络有许多漏洞。

相比中产阶级，贫困人群的生活在其技术档案系统内可见度更低。

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没有所有公民需时时携带的身份证——他们或是丢失了身份证，而无法负担回乡重新办理身份的昂贵旅费，或是出生后从未在政府登记。

他们选择不乘坐需要进行身份检查的火车或飞机，而是乘坐难以监控的长途巴士或不受管制的卡车和货车。

他们的网络存在也被严重忽视；

微信一类的服务普及相对广泛，但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0％左右。

微信帐户或身份证等资源有时会在家庭之间共享，一些父母选择使用子女的身份注册账户。

在农村地区，勤洗手，戴口罩等预防措施和其他防卫新闻传达速度较慢，因此拥有电话和良好互联网连接的家庭在寻找保持健康的方法时存在优势。随着冠状病毒向武汉市以外蔓延，公共卫生资源越发稀薄，向较偏远的医院提供用于适当治疗的医疗用品的速度也会变慢。在农历新年期间，生产设施逐渐减少之际，上海及其他地区已经出现口罩短缺。一家口罩工厂为召回已回家放假的员工提供了三倍工资。这些供应的短缺，外加前文所述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贫困人群与占有资源的人预防疾病的能力有所区别。

同时，染病的贫困人群更倾向于不去医院。众所周知，即使对于中产阶级患者而言，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非友好。很大一部分人口几乎或完全没有能力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即便在名义上农村和乡镇地区拥有一定的医疗资源，大多资源仍政策性聚集在较大城市和大都市中。大多数中国医生仅受过大学甚至更低程度的教育，相当于美国医学博士的临床医学学士几乎只在大型城市医院工作，而这些医院已然病患过载，医务人员也存在不足。

尽管公共保险的覆盖范围在近年有所扩张，但它也与户口（无处不在的中国公民居留证明）相连。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居民无法在拥有更多合格医务人员的城市医院使用保险，也使得常在远离户口所在地工作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公保。因此，除非病情紧急，他们通常不选择医疗服务，而是进行自我药物治疗（中国非处方抗生素泛滥的原因之一）或求助中医。他们是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病毒易感人群，并且更有可能误将冠状病毒当作普通感冒或流感。

所有这些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根据有限的公开数据，迄今死亡的17人中，绝大部分为退休人员（中位年龄为75岁），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高龄人群仍然承担最高风险。但常年劳累的农民工由于缺乏养老金和优质护理的保障，在四五十余岁甚至更年长时，他们的健康状况相较其同龄的中产阶级更差。

贫困人口的较低可见度可能是官方确诊数据（截至撰写本文时有五百余人）与国外建模显示的一千七百人或更多的估值相差很大的原因之一。

卫生系统可能根本无法定位这些患者，而非有意掩盖他们的存在。（更可能两者皆有。）

自上周末起的大规模公众关注有可能改善这个局面——在整个城市和其他主要交通枢纽实行免费或强制的医疗诊断。但这些资源可能仍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域，而这些区域已经严重过载，有报告称医院走廊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危险过劳。过去一些自然灾害（例如四川和唐山地震）发生后，国家同样倾向于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任其自生自灭。武汉市内，居民高度依赖包括公共汽车，地铁和渡轮在内的公共交通，而这些交通工具现已停运，可能为低收入的护士，职位较低的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必要的上班通勤带来不便。

贫困人口不易获得诊断和治疗，却更易成为受压制的对象。随着武汉附近封锁工作的收紧，穷人也更有可能成为当局暴行的受害者。灾难经常带来精英恐慌，造成对贫困人口或外来者的歧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城市民兵称进入城市寻求援助的农村居民为抢劫者，有的将枪口对向他们，或将其殴打致死。如果恐惧在执行强制封锁的武装人员和被困的民众间蔓延，这种致命的对抗可能会再次出现。尤其在被封锁的武汉内，用于治疗和日常生活的物资逐渐减少。虚假信息的出现既增加风险，降低公众的反应速度，也成为执法部门镇压“谣言贩子”的媒介。与此前执法案例一脉相承的是，散布虚假信息与批评政府之间的界线仍然模糊。

尽管封锁可能有助于阻止该病毒的传播，可见性最低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移民）仍不能被即使最优的公共卫生计划纳入。农历新年假期于周五开始，但是外地劳工的出行时间通常比白领工作者早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旅途更长且更艰难。找到并帮助他们将是巨大的挑战，但行动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