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逃亡缅甸的父亲在边境等了我们三天
文章来源: 腾讯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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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埋骨异域43年之后的2017年夏天，我终于来到泰国美斯乐，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两岁那年，父亲离开我和母亲，从此再未相见。此后超过一个甲子的离别岁月里，我对父亲的感情，随着星转斗移，由入骨的思念，转为满腹的怨恨。
而最终，当我年近古稀，当我跨越历史的隔阂与偏见，来到父亲安息的这片土地时，我终于理解和原谅了父亲。
一
多年之后，我再回想，父亲王恭天带我们回老家探亲，是另有目的。
那是1950年的一天，在云南省立昆华中学担任高中教导主任的父亲突然说，要带着我们回凤庆，去看望奶奶。
十多岁时，父亲为了逃避奶奶为他包办的婚事，远走昆明，之后上大学、工作，直到结婚且有了四个孩子，父亲都不敢回家。他的逃婚，让奶奶无比恼怒。
我们一家六口，在云南的大山里辗转数日，终于抵达父亲从小生活的老宅。母亲后来回忆，那次回家路上，父亲特别不安。
那是一个有着数十间房屋的青瓦大院，依山傍水，每扇门窗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这是壮年即逝的爷爷，为家族留下的巨大财富。
奶奶看见我们，喜极而泣。
但没几天，父亲被公家的人带走，被监禁3年。
在这期间，我们全家被赶出老宅，住进一间阴暗潮湿的茅草屋。半年后，茅草屋倒塌，我们只能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借住。
我的两个姐妹，也先后夭折。
我的父亲和母亲
1953年，父亲刑满。我和母亲去接他，父亲看见我，高兴得一把抱起，在我脸上亲了又亲。见父亲瘦了不少，母亲心疼得直抹泪，父亲只安慰她说，自己在狱中从未受苦，只负责教囚犯们读书识字。
但回来不久，父亲和一位同族的乡亲外出赶集，却再也没有回来。
监视他的民兵追至家中逼问母亲，母亲称不知情，被恼羞成怒的民兵打了一记耳光。
二
父亲的离去，让奶奶痛不欲生。在此前，他的另外三个儿子，也先后出走。
父亲四兄弟，父亲排行第二。大伯是旧政府的乡长，三叔跑马帮生意，常年在缅甸，四叔18岁弃笔从戎，毕业于黄埔第十七期。
父亲（左）、大伯（中）、四叔（右）
1949年，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这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
身在缅甸的三叔从此不敢回家；我的四叔跪别老母亲，前往缅甸投奔三叔；我的大伯，也在土改运动开始后，出走缅甸。
事后再想，曾为三青团的父亲，同样感知到了时代的腥风血雨，他在匆忙之中带我们回到乡下，其实是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将我们一帮妇孺，托付于奶奶，这是最好的选择。
至此，王家偌大老宅，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四个妯娌，以及一群幼小的孩子，承受历史的恩怨。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上课迟到，男老师把粉笔扔到我的脸上，冲我怒吼：“你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给我滚出去！永远不准来上我的课。”
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很大阴影，多年挥之不去。
父亲兄弟四人中，他是唯一自由恋爱的。
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父亲回到昆明到省立昆华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一位出身书香门第、聪明温婉的女学生对他产生了爱慕。
在那个年代，只有深植于骨的爱，才可能冲破封建传统的束缚。
这位女学生，就是我的母亲。
父母婚后住在昆明崇仁街的一座独门院落，我们兄妹4人陆续在那儿出生，家里有3个保姆，生活优渥。
而历史的天翻地覆，谁也无法阻挡。
三
1957年的一天，有公家的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母亲一脸惊恐。结果，他们异常友善地说，政策已落实，我们可以回昆明了。
但是，他们提出一个条件，要配合统战工作，向我的四叔写信。
那时，我们才知道，我的四叔王畏天到了缅甸后，加入了李弥的反共救国军，做到了上校师长。
那年1月，云南开设“对云南境外国民党残部广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亲属写信，然后在广播上念，呼唤那些境外的残军投诚回家。
1958年，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带我们到公园玩
返回昆明时，裹着三寸金莲的奶奶，送了我们好几里路，边走边哭。我是她最疼爱的孙子，她知道她已经老了，这一别，或许就是最后一面。
看见奶奶哭，我也跟着哭，母亲一路劝她早点回去，她不肯，最后，把手上碧绿的翡翠手镯脱下塞给我，那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母亲坚决不许我拿。
终于，奶奶停下了脚步。走出好大一段距离后，我回头看，远远的，只见奶奶仍站在那里。
回昆明后，我们寄住在舅舅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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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替人做账谋生，收入微薄。夜深人静，我常常看见母亲在灯下独自流泪。
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这让我从小就变得怯懦。越怯懦，我就越想念父亲，他到底去了哪里？
母亲长得漂亮，又有文化，那些年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但都被母亲回绝。
我知道，她在等我的父亲回家。
母亲和我们两兄弟
直到1961年的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时，母亲忽然说，要给我们兄弟俩一个惊喜。
四
父亲离开时，我只有两岁。我对他和母亲之间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在稍稍长大后，在婶婶们的谈论中，听到他们说，父亲经常唤母亲“茜”。
这种爱称，在这个传统的家族，显得有些另类。
还有什么会是全家人的惊喜呢？
在我们的疑惑中，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声音有些激动地说：“你们父亲来信了！”
我和哥哥惊呆了！
那时，父亲已经失踪8年了，我一度猜想，他已经在动荡中遭遇不测。
茜：见字如面。我虽与你远隔千里在异国他乡，但心中无时不在牵掛着你和两个孩子。這些年来，让你们受苦了，每当想起你们，总使我夜不能寐，回首往事，我深感内疚和悔恨，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抚慰你内心的创伤……
看过信，我忽然明白，母亲当初应该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她把这个秘密深埋于心，即使被民兵打时，也没有说出。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缅甸的一所学校当校长。
我的父亲
那天晚上，母亲从衣柜里翻出一个银灰色的金属行李箱，仔细擦拭着箱子上的灰尘。那只箱子做工考究，母亲保留多年，从来舍不得用。
母亲说，那是父亲上大学时用过的箱子，他们刚结婚时，也曾使用这个箱子去度蜜月。母亲把父亲的来信，平平整整地放在箱子里。然后开始给父亲写回信，从她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对父亲的不辞而别，已经没有了怨言。
爱太深，恨亦会切。
所以，当后来父亲四兄弟在异国重新成家的时候，其他三个妯娌都选择了认命，而只有母亲，至死无法接受。
五
和父亲取得联系后不久，收到他从缅甸寄来的一个木头箱子，里面装着满满的大米。对于处在困难时期的我们而言，雪中送炭。
那箱大米吃了很久，吃到一半时，我们发现，大米中间还藏着一块瑞士手表。
父亲的包裹源源不断地寄来，除过大米，还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得知我和哥哥喜欢运动，他还给我们寄来足球、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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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父亲的感觉，特别好。
我穿着父亲给我寄来的外套
有一次，我故意瞒着母亲，给父亲写信要钱。很快，收到父亲寄到学校的80元，相当于母亲2个多月的工资。同学们的羡慕，让我骄傲无比。
我能感受到，父亲在努力弥补着对我们的亏欠。
母亲也开始比较多地谈起父亲，说他是温和的谦谦君子，才华横溢，足球踢得非常好。
母亲的话，让父亲的形象日益高大，也让我对父亲的思念愈发强烈。
母亲看出我的心事，鼓励我单独与父亲通信。“亲爱的爸爸”，我终于可以喊爸爸了，虽然只是在信笺之上。
我写的每一封信，母亲都会审阅。母亲知道，信在寄出国境之前，会被人拆阅的。
父亲对此了然于胸，在信中从来没有提及他的往事。所以，父母之间，仍有太多待解谜团。
父亲写给我的信
在和父亲取得联系的第二年，奶奶去世了。她一直盼望四个儿子回家，但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父亲四兄弟得知这一消息后，面朝北方，痛哭流涕。
在后来的信中，父亲和母亲开始商谈会面的事情。在那时，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向公安部门提交申请，批准后即可在边境相见。
这个消息让我激动万分，我无数次地幻想和父亲重逢的场景。
但父亲的一封信，浇灭了所有的期盼。
六
那是1964年的一天，母亲看到父亲的来信后，一言不发。
茜：见字如面。上次来信，得知两个孩子的情况，让我深感慰籍……有一件事，我不想再瞒你，我在缅甸已重新成家，请你原谅，这一生，我最对不起的人便是你，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茜……
那封信里，父亲和我们约定，在中缅边境的瑞丽相见，并说好了时间和具体地点。
长大以后，我明白，那是依然深爱着母亲的父亲，为了即将到来的约会，向母亲坦诚了自己的过往。然而，这份唐突而来的坦诚没有换来母亲的原谅。
我有些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冷冷地说了两个字：不去。
从此，母亲断绝了与父亲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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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仍然给我们写信、寄包裹。他在缅甸的子女也给我们寄来贺卡，但我受母亲影响，不想理他们了，年轻气盛的我那时觉得，是他们抢走了我的父亲。
父亲和我泰国的弟妹
后来，我曾瞒着母亲，给父亲写了几封信，但始终没有回音。我猜测，那些信或许被他在缅甸的妻子截留。
我开始和母亲站在一起，对我的父亲有了抱怨。
紧接着，文革爆发了，我们和父亲彻底断了联系。
七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
一天夜里，母亲把父亲写来的信，一封封丢进了火里。但她仍冒险保留了父亲的照片。
她所在单位的领导，三天两头找她开会谈话，让她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母亲总是以沉默对抗。
直到文革结束，母亲也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
我的母亲
那时，我在一所中专念书。因为父亲，我被划为“黑五类”，常被同学看不起，内心十分自卑。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终天有一天，两句口号让我眼前一亮——
“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我下定决心：我要革命！
很快，我成了“造反派头头”，很多和我有着同样出身的人，成了我的斗争对象。我还通过关系，保护了母亲。
我的红卫兵照 （后排左一）
1966年底，我要去串联，急需一笔路费，囊中羞涩的母亲，从衣柜里拿出那口她最珍爱的箱子，卖了。那是父亲留给母亲最后的记忆。
在母亲的言语中，再也没有提及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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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2年，母亲收到一封从泰国美斯乐寄来的信，是父亲在泰国的孩子写来的，信中说，我的父亲已于1974年因病去世。
父亲之于母亲所有的喜与悲，就这样一次次地通过家书抵达。
八
再一次知道父亲的消息，是在1990年。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进门，就跪在母亲面前。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母亲把脸转向一边，默默拭泪，然后叫我去买破酥包子招待这位客人。
原来，1953年的那天，就是他约着父亲一起去赶集，然后劝说父亲出走缅甸。
他说，父亲被监禁3年，受尽折磨，释放后，仍被人监视，内心十分恐惧，想出走，却放不下妻儿。他劝说父亲，先出去躲躲风头。
父亲到缅甸后，辗转多地，后来在当阳华侨中学担任校长。在那时，父亲遇到了第二个妻子。
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1961年，四叔王畏天所在的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从缅甸撤军到泰北。3年后，父亲也迁到泰国，后任段希文将军创办的兴华学校小学部校长。
这位当年劝说父亲出走缅甸的同族乡亲，不停地说，希望母亲能原谅他。
多年以后，母亲提到这件事情，还不停地叹气说，如果不是他，父亲就会留在家里，一辈子陪着我们。
历史无法回转。但父亲若留在家里，真的就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吗？
父亲在缅甸
九
1991年春节的一天，一位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杖的老者，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母亲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的四叔。离家41年之后，他终于回来了。彼时，王家四兄弟，已经有两个埋骨异域。
那次会面，母亲哭得非常伤心，要平复情绪很长时间才能开口讲话。
母亲61岁时
四叔告诉我们，他们四兄弟流落异域后，备尝艰辛，期间曾有两次撤台湾的机会，但他们都没有走，在这件事情上，四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虽然泰国也是异乡，但至少离家乡要近得多，而台湾，实在是太远了，远得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台湾曾派人来，请父亲去台湾“教育部”工作，但他拒绝了。
四叔说，一开始，四兄弟还盼望着能与大陆的妻儿重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只能在绝望中各自重新成家。
他也听到了云南的广播里，母亲写给他的信。
从四叔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无奈且充满愧疚的选择。
而留在云南的四个妯娌，一辈子都没有改嫁。即使在后来，他们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们依然选择了坚守。
四叔回家探亲第二年，我的三叔也回来了，遗憾的是，三婶却没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