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逃亡缅甸的父亲在边境等了我们三天(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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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埋骨异域43年之后的2017年夏天,我终于来到泰国美斯乐,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两岁那年,父亲离开我和母亲,从此再未相见。此后超过一个甲子的离别岁月里,我对父亲的感情,随着星转斗移,由入骨的思念,转为满腹的怨恨。

而最终,当我年近古稀,当我跨越历史的隔阂与偏见,来到父亲安息的这片土地时,我终于理解和原谅了父亲。



多年之后,我再回想,父亲王恭天带我们回老家探亲,是另有目的。

那是1950年的一天,在云南省立昆华中学担任高中教导主任的父亲突然说,要带着我们回凤庆,去看望奶奶。

十多岁时,父亲为了逃避奶奶为他包办的婚事,远走昆明,之后上大学、工作,直到结婚且有了四个孩子,父亲都不敢回家。他的逃婚,让奶奶无比恼怒。

我们一家六口,在云南的大山里辗转数日,终于抵达父亲从小生活的老宅。母亲后来回忆,那次回家路上,父亲特别不安。

那是一个有着数十间房屋的青瓦大院,依山傍水,每扇门窗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这是壮年即逝的爷爷,为家族留下的巨大财富。

奶奶看见我们,喜极而泣。

但没几天,父亲被公家的人带走,被监禁3年。

在这期间,我们全家被赶出老宅,住进一间阴暗潮湿的茅草屋。半年后,茅草屋倒塌,我们只能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借住。

我的两个姐妹,也先后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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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

1953年,父亲刑满。我和母亲去接他,父亲看见我,高兴得一把抱起,在我脸上亲了又亲。见父亲瘦了不少,母亲心疼得直抹泪,父亲只安慰她说,自己在狱中从未受苦,只负责教囚犯们读书识字。

但回来不久,父亲和一位同族的乡亲外出赶集,却再也没有回来。

监视他的民兵追至家中逼问母亲,母亲称不知情,被恼羞成怒的民兵打了一记耳光。



父亲的离去,让奶奶痛不欲生。在此前,他的另外三个儿子,也先后出走。

父亲四兄弟,父亲排行第二。大伯是旧政府的乡长,三叔跑马帮生意,常年在缅甸,四叔18岁弃笔从戎,毕业于黄埔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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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左)、大伯(中)、四叔(右)

1949年,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这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

身在缅甸的三叔从此不敢回家;我的四叔跪别老母亲,前往缅甸投奔三叔;我的大伯,也在土改运动开始后,出走缅甸。

事后再想,曾为三青团的父亲,同样感知到了时代的腥风血雨,他在匆忙之中带我们回到乡下,其实是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将我们一帮妇孺,托付于奶奶,这是最好的选择。

至此,王家偌大老宅,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四个妯娌,以及一群幼小的孩子,承受历史的恩怨。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上课迟到,男老师把粉笔扔到我的脸上,冲我怒吼:“你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给我滚出去!永远不准来上我的课。”

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很大阴影,多年挥之不去。

父亲兄弟四人中,他是唯一自由恋爱的。

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父亲回到昆明到省立昆华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一位出身书香门第、聪明温婉的女学生对他产生了爱慕。

在那个年代,只有深植于骨的爱,才可能冲破封建传统的束缚。

这位女学生,就是我的母亲。

父母婚后住在昆明崇仁街的一座独门院落,我们兄妹4人陆续在那儿出生,家里有3个保姆,生活优渥。

而历史的天翻地覆,谁也无法阻挡。



1957年的一天,有公家的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母亲一脸惊恐。结果,他们异常友善地说,政策已落实,我们可以回昆明了。

但是,他们提出一个条件,要配合统战工作,向我的四叔写信。

那时,我们才知道,我的四叔王畏天到了缅甸后,加入了李弥的反共救国军,做到了上校师长。

那年1月,云南开设“对云南境外国民党残部广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亲属写信,然后在广播上念,呼唤那些境外的残军投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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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带我们到公园玩

返回昆明时,裹着三寸金莲的奶奶,送了我们好几里路,边走边哭。我是她最疼爱的孙子,她知道她已经老了,这一别,或许就是最后一面。

看见奶奶哭,我也跟着哭,母亲一路劝她早点回去,她不肯,最后,把手上碧绿的翡翠手镯脱下塞给我,那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母亲坚决不许我拿。

终于,奶奶停下了脚步。走出好大一段距离后,我回头看,远远的,只见奶奶仍站在那里。

回昆明后,我们寄住在舅舅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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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替人做账谋生,收入微薄。夜深人静,我常常看见母亲在灯下独自流泪。

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这让我从小就变得怯懦。越怯懦,我就越想念父亲,他到底去了哪里?

母亲长得漂亮,又有文化,那些年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但都被母亲回绝。

我知道,她在等我的父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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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们两兄弟

直到1961年的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时,母亲忽然说,要给我们兄弟俩一个惊喜。



父亲离开时,我只有两岁。我对他和母亲之间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在稍稍长大后,在婶婶们的谈论中,听到他们说,父亲经常唤母亲“茜”。

这种爱称,在这个传统的家族,显得有些另类。

还有什么会是全家人的惊喜呢?

在我们的疑惑中,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声音有些激动地说:“你们父亲来信了!”

我和哥哥惊呆了!

那时,父亲已经失踪8年了,我一度猜想,他已经在动荡中遭遇不测。

茜:见字如面。我虽与你远隔千里在异国他乡,但心中无时不在牵掛着你和两个孩子。這些年来,让你们受苦了,每当想起你们,总使我夜不能寐,回首往事,我深感内疚和悔恨,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抚慰你内心的创伤……

看过信,我忽然明白,母亲当初应该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她把这个秘密深埋于心,即使被民兵打时,也没有说出。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缅甸的一所学校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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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那天晚上,母亲从衣柜里翻出一个银灰色的金属行李箱,仔细擦拭着箱子上的灰尘。那只箱子做工考究,母亲保留多年,从来舍不得用。

母亲说,那是父亲上大学时用过的箱子,他们刚结婚时,也曾使用这个箱子去度蜜月。母亲把父亲的来信,平平整整地放在箱子里。然后开始给父亲写回信,从她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对父亲的不辞而别,已经没有了怨言。

爱太深,恨亦会切。

所以,当后来父亲四兄弟在异国重新成家的时候,其他三个妯娌都选择了认命,而只有母亲,至死无法接受。



和父亲取得联系后不久,收到他从缅甸寄来的一个木头箱子,里面装着满满的大米。对于处在困难时期的我们而言,雪中送炭。

那箱大米吃了很久,吃到一半时,我们发现,大米中间还藏着一块瑞士手表。

父亲的包裹源源不断地寄来,除过大米,还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得知我和哥哥喜欢运动,他还给我们寄来足球、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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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父亲的感觉,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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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着父亲给我寄来的外套

有一次,我故意瞒着母亲,给父亲写信要钱。很快,收到父亲寄到学校的80元,相当于母亲2个多月的工资。同学们的羡慕,让我骄傲无比。

我能感受到,父亲在努力弥补着对我们的亏欠。

母亲也开始比较多地谈起父亲,说他是温和的谦谦君子,才华横溢,足球踢得非常好。

母亲的话,让父亲的形象日益高大,也让我对父亲的思念愈发强烈。

母亲看出我的心事,鼓励我单独与父亲通信。“亲爱的爸爸”,我终于可以喊爸爸了,虽然只是在信笺之上。

我写的每一封信,母亲都会审阅。母亲知道,信在寄出国境之前,会被人拆阅的。

父亲对此了然于胸,在信中从来没有提及他的往事。所以,父母之间,仍有太多待解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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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写给我的信

在和父亲取得联系的第二年,奶奶去世了。她一直盼望四个儿子回家,但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父亲四兄弟得知这一消息后,面朝北方,痛哭流涕。

在后来的信中,父亲和母亲开始商谈会面的事情。在那时,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向公安部门提交申请,批准后即可在边境相见。

这个消息让我激动万分,我无数次地幻想和父亲重逢的场景。

但父亲的一封信,浇灭了所有的期盼。



那是1964年的一天,母亲看到父亲的来信后,一言不发。

茜:见字如面。上次来信,得知两个孩子的情况,让我深感慰籍……有一件事,我不想再瞒你,我在缅甸已重新成家,请你原谅,这一生,我最对不起的人便是你,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茜……

那封信里,父亲和我们约定,在中缅边境的瑞丽相见,并说好了时间和具体地点。

长大以后,我明白,那是依然深爱着母亲的父亲,为了即将到来的约会,向母亲坦诚了自己的过往。然而,这份唐突而来的坦诚没有换来母亲的原谅。

我有些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冷冷地说了两个字:不去。

从此,母亲断绝了与父亲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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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仍然给我们写信、寄包裹。他在缅甸的子女也给我们寄来贺卡,但我受母亲影响,不想理他们了,年轻气盛的我那时觉得,是他们抢走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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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泰国的弟妹

后来,我曾瞒着母亲,给父亲写了几封信,但始终没有回音。我猜测,那些信或许被他在缅甸的妻子截留。

我开始和母亲站在一起,对我的父亲有了抱怨。

紧接着,文革爆发了,我们和父亲彻底断了联系。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

一天夜里,母亲把父亲写来的信,一封封丢进了火里。但她仍冒险保留了父亲的照片。

她所在单位的领导,三天两头找她开会谈话,让她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母亲总是以沉默对抗。

直到文革结束,母亲也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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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那时,我在一所中专念书。因为父亲,我被划为“黑五类”,常被同学看不起,内心十分自卑。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终天有一天,两句口号让我眼前一亮——

“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我下定决心:我要革命!

很快,我成了“造反派头头”,很多和我有着同样出身的人,成了我的斗争对象。我还通过关系,保护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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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照 (后排左一)

1966年底,我要去串联,急需一笔路费,囊中羞涩的母亲,从衣柜里拿出那口她最珍爱的箱子,卖了。那是父亲留给母亲最后的记忆。

在母亲的言语中,再也没有提及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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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2年,母亲收到一封从泰国美斯乐寄来的信,是父亲在泰国的孩子写来的,信中说,我的父亲已于1974年因病去世。

父亲之于母亲所有的喜与悲,就这样一次次地通过家书抵达。



再一次知道父亲的消息,是在1990年。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进门,就跪在母亲面前。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母亲把脸转向一边,默默拭泪,然后叫我去买破酥包子招待这位客人。

原来,1953年的那天,就是他约着父亲一起去赶集,然后劝说父亲出走缅甸。

他说,父亲被监禁3年,受尽折磨,释放后,仍被人监视,内心十分恐惧,想出走,却放不下妻儿。他劝说父亲,先出去躲躲风头。

父亲到缅甸后,辗转多地,后来在当阳华侨中学担任校长。在那时,父亲遇到了第二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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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1961年,四叔王畏天所在的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从缅甸撤军到泰北。3年后,父亲也迁到泰国,后任段希文将军创办的兴华学校小学部校长。

这位当年劝说父亲出走缅甸的同族乡亲,不停地说,希望母亲能原谅他。

多年以后,母亲提到这件事情,还不停地叹气说,如果不是他,父亲就会留在家里,一辈子陪着我们。

历史无法回转。但父亲若留在家里,真的就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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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缅甸



1991年春节的一天,一位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杖的老者,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母亲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的四叔。离家41年之后,他终于回来了。彼时,王家四兄弟,已经有两个埋骨异域。

那次会面,母亲哭得非常伤心,要平复情绪很长时间才能开口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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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61岁时

四叔告诉我们,他们四兄弟流落异域后,备尝艰辛,期间曾有两次撤台湾的机会,但他们都没有走,在这件事情上,四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虽然泰国也是异乡,但至少离家乡要近得多,而台湾,实在是太远了,远得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台湾曾派人来,请父亲去台湾“教育部”工作,但他拒绝了。

四叔说,一开始,四兄弟还盼望着能与大陆的妻儿重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只能在绝望中各自重新成家。

他也听到了云南的广播里,母亲写给他的信。

从四叔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无奈且充满愧疚的选择。

而留在云南的四个妯娌,一辈子都没有改嫁。即使在后来,他们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们依然选择了坚守。

四叔回家探亲第二年,我的三叔也回来了,遗憾的是,三婶却没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