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阶下囚 北京申奥曾两度拿她当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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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72岁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2015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高瑜表示将上诉。2013年8月，一份关于中共“七不讲”的文件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广泛流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高瑜，于2014年4月24日将其抓获。高瑜至今三进囹圄，首次被捕要追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高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采写《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被捕。高瑜《经济学周报》同仁、已故民主人士陈子明在《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的和高瑜》记述了高瑜在六四事件前后的种种“壮举”，并亲密称呼高瑜为“战友”和六四后监狱中的“难友”。陈子明透露，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期间，当局为了向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送大礼”，两次拿高瑜打“人质牌”。



1993年，高瑜曾因给境外媒体《镜报》撰稿六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监6年。图为1995年8月31日，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在北京呼吁释放高瑜

首先祝贺高瑜大姐有关八九民运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经济学周报》的同仁。何家栋先生是当时的《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师益友。本来应该由何先生来写这篇序，可惜他已经在两年多年离开了我们。借此机会，再次缅怀何先生的思想业绩以及他对高瑜和我这一代人的启迪帮助。在这篇序中，想要谈谈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周报》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一）

接管《经济学周报》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栋先生托郑棣带来口信，让我当天务必抽出时间，去他家商议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于是，我就和郑棣一起赶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战友陈英茨（《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原群工部主任）已经在等候我们。原来，《经济学周报》因卷入债务官司，正面临经营危机。《经济学周报》的管理层，已向其上级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提出申请，寻找合作伙伴“带资办报”。他们首先找到陈英茨，陈英茨又找到何家栋。何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立刻找我来商议资金筹措和人员调配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先生是所顾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旨在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所的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心理学部兼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经济学部正在寻找一个机构外化的途径。我们素来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此刻尚没有接管一家报纸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当局严密控制的领域。陈英茨要求马上就给予明确答复，我和何先生、郑棣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当即拍板出资办报，并由所的经济学部兼《经济学周报》编辑部。

2月2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与经团联签署了“带资办报”协议书，规定从3月1日起，出资方全面接管《经济学周报》的人事、编辑和经营。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所长毕谊民）、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江征）均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出资创办，三所属于同一“团体”。根据最初的人事安排，成立《经济学周报》董事会，由原社长崔绍林任董事长，毕谊民任副董事长，陈子明任总经理；社长陈英茨，副社长费远（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后来，陈英茨没有参与《经济学周报》的具体工作，仍由原社长崔绍林挂名社长一职。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为《经济学周报》的改组承担了政治上的责任。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对民运“三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参加者）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作为经团联主管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并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考虑到王军涛的身份过于敏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团体决定由郑棣（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顶替王军涛的职务，王军涛仍留在报社，继续发挥原有的作用。

此后，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学周报》的形象与功能，何家栋先生邀请了罗点点（罗瑞卿大将的女儿）和高瑜（中国新闻社著名记者）两位女将出任副总编辑。这样，高瑜就成为我和王军涛的同事和战友，在“六四”以后更成为监狱中的难友。

何家栋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和子明、军涛进入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新《经济学周报》的宗旨和成绩

我手头保留着一份《编辑计划》，这个计划的开头部分是：

一、目标：

1.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与经济发展中现实困境的问题，在多样化的思想碰撞与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并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描述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

2.完整、准确、及时地反映中国经济现实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概貌，使中国经济“透明化”，一方面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和经济政策的咨询，另一方面使中外各方面人士和中国人民了解国家经济的主要动向和状况。

3.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思想，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创造舆论环境和提供发展的理论指导与依据。

4.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形势发展和经济理论演变的一部活史。

在1988年3月20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总324号，改版后第一期）上发表了《致读者》，其中写道：

《经济学周报》，正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性问题，在多样化思想碰撞中，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经济学周报》力图以开阔的视野，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通过各学科交流，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周报》代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表达思想，维护权益，提供帮助！

《经济学周报》强调客观、公正、效率构成的知识分子良知！

《经济学周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学”上下了许多工夫，经济学界已成为报纸的一大支柱。在物理学中三个点支撑一个物体最稳固，所以今后要在政府行政部门和企业界发展我们的读者，创造我们的形象以形成三大支柱。

一张报纸不能没有新闻，更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经济学周报》要走出书斋，投向整个社会。

在这一期《经济学周报》还刊登了王军涛起草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与趋向》和专访《有刮风的，就应有刹风的——刘力群谈经济学周报应成为经济评论家的阵地》（刘力群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兼职研究员、课题负责人）。前者指出：走向实证化，困境意识，开放式探索，是今后《经济学周报》关注的三个方面。后者指出：《经济学周报》作为一份民间的经济学专业性的报纸，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它既不同于《人民日报》的经济版、《经济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等经济专业报，这几份报纸都是以反映当前经济动态信息、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为主的；同时，也不同于《世界经济导报》，《世界经济导报》的特点是较快地对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映，并主要反映出对改革热情最高、最急迫的那部分人的意见。《经济学周报》要做一个头脑比较冷静，分析问题比较深刻，而不那么赶风潮的报纸，从而在制衡中起一点平衡作用。不去赶风潮，而去泼冷水；不去抢热门，而去找冷门；不去抢名星，而去挖隐士；不去搞宣传，而去搞评论；虽然那是会有风险的，但只要是社会所需要的、只要有利于改革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有必要办成经济评论家的阵地。

后来，何家栋先生在陈子华等着《浴火重生》的序中写道：“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周报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周报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何先生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他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这正是《经济学周报》所秉持的原则。

在何家栋先生的领导和王军涛、高瑜等报社同仁的努力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于3月2日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表达他对《经济学周报》的期望，信中说：

首先，谢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

第二，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

第三，他仍在疗养过程，也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由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下属十几个单位，当时我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策划、组织、人事、管理、营销等方面，一直没有时间给《经济学周报》写稿，何家栋先生对此颇为不满。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要找个地方把我关起来，专心致志地给周报写专栏文章。我答应他，一定给他写十篇文章。我在1989年4月上中旬，完成了三篇稿子。《经济学周报》4月23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4月30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第三篇《新权威主义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周报就被当局下令停刊了。何先生一语成谶，半年后我果然被“关起来”了，从此开始了几百万字的写作生涯。

八九民运中的《经济学周报》

在八九民运中，《经济学周报》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如实地报道了这场运动；二是始终坚持理性的声音，呼吁通过政治妥协来促进政治进步；三是在理论上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和方向。

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首次介入运动。在首页右上方报眼刊载了胡耀邦1981年的一段话：“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可是两天后，李鹏趁赵紫阳不在国内之机，去向邓小平汇报学运情况，并根据邓的讲话组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急急忙忙反击”了。

赵紫阳回国后，公开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于是，5月7日《经济学周报》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政治稳定》，首次正面提及学潮，指出：“不应简单地将学潮与‘文革’期间敌对势力活动进行类比，这种传统心态必将导致政府与人民关系紧张；也不应笼统地将学潮看作危及现代化事业的动乱之源，这种消极评价会使政府忽视学潮中所隐含的宝贵而丰富的政治信息，从而丧失自我调整的良机。”“从学潮的基本方面来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民主进程，是它的主调。学生们强烈要求惩治贪污、清除腐败，正是政府再三宣告的施政方针。”文章最后说：“4月15日以来学生的游行、罢课等活动，向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学会用新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这是一个机会，处理得当，中国将由此跨进现代政治文明之门，在社会进步中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5月14日，《经济学周报》拿出了两个版面刊登有关民运的报道和评论。费远署名的记者综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的北京学潮基本平息局势趋于平缓》报道了新闻界对运动的参与：“五天以前，几十名编辑和记者代表着来自首都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一千多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请愿书。他们在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的路途中，受到了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高校部分学生的夹道欢迎。”《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郑棣，正是这次新闻界请愿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记者萧柏喻、刘丹红采写了长篇报道《北京学潮纪实》，四个小标题是“中国魂”、“妈妈，我们没有错”、“理解万岁”、“今又五四”。报道在结尾处驳斥了“动乱”之说：“从4．15到4．27，这次牵动十几万学生、数十万群众、数万军警的大规模运动，迄今为止，未见有关人员伤亡、损坏公物以及抢劫的报道。一位学者认为，这充分显示了政府的空前理智，学生的空前自律，群众的空前冷静。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学者指出，这次运动所蕴藏的大量政治信息，值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审慎地研究。”

5月21日《经济学周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四版）与运动直接相关。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强烈呼吁：“形势危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对这场学运作出政治判决。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作者以“一二．九”学生运动参知者的身份指出：“两次学生运动的性质都是爱国民主运动。”“我不认为学生的行动损害了国家的尊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显示出‘五四’以来七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文章认为，为了走出僵局，“排除学生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党和政府不应该在词句上作不必要的推敲”，“政府没有理由为了某些措辞而使得问题得不到迅速解决。”刊登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呼吁书全文，丁伟志、胡绳、刘国光、苏绍智等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呼吁书全文，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观察、政治学研究十家新闻单位部分记者编辑联名呼吁的消息，以及严家其、包遵信领衔的《五．一六声明》的全文及部分签名的影印件。还刊登了曹思源的长文：《出路在于主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民主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民主建设的严重落后”，应当“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在新的现代化的方式下就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争取做到的”。

5月28日，《经济学周报》刊载了文坛巨匠巴金近日赞扬《世界经济导报》及其总编辑钦本立的消息，消息引用巴老的话说：“报纸要为人民说真话。过去有句话，说报纸要‘为民喉舌’。这句话不错。”

在整个运动期间，《经济学周报》都站在理性和均衡的立场上，呼吁政治妥协与社会和解。5月7日第一篇有关学运的评论就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强烈的矛盾缓解而不是通过对抗使矛盾升级。中国极其缺乏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因此开辟各种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是达到沟通，增进理解，缓解矛盾的重要一环。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与学生4月29日已开始对话。这种形式应经常化，制度化。在缓解社会矛盾时，各方都应具有足够的善意和宽容精神。宽容精神是理智和成熟的标志。社会各方面部应学会宽容、克制自己的情绪，诉诸理性而不诉诸暴力。一切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论以何种理由，何种名义作为借口，都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5月21日的第二篇评论说：“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愤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绝食，打开僵持局面。”同日发表的王晓天（王军涛笔名）署名文章指出：“坚持理性精神，不论社会多么风雷激荡，知识共同体应该依然冷静地把握形势，善意地交换思想。不应让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庸俗风气毒化知识界，而应按理性精神改造旧的社会生活气氛。反对彼此敌视，坚行宽容相处；不仅以文明的思想，而且以文明的方式改造中国。”6月4日，《经济学周报》在头版发表署名陈非的文章《中国：需要心平气和》，指出：“不安定因素既不是来自‘反自由化’的‘不彻底’，也不是来自‘极少数’人的‘挑动’，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和贪官污吏忍无可忍，而我们的社会机制既没有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意思的民主渠道，又不能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消除腐败，惩办贪官污吏。因此，只好通过上街游行喊口号的方式来表达意思了。但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的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当文章见报时，长安街上的枪声已经响起，任何理性、善意的言辞，已经不起作用了。

在八九民运期间提出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是当下的、即时的要求。譬如说《经济学周报》刊载的《五．一六声明》，就提出了如下的诉求：“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实行新闻自由”、“民间办报”，“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而《经济学周报》同仁则凭借掌握报纸的便利条件，勾画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重建文明模式的蓝图。

5月14日刊载的《重建文明模式》一文指出：“当前有两大文明模式影响着中国文明的变迁。”一种文明模式“实质上是立足目前中国社会状况，恢复旧的社会主义或几千年封建主义模式的机制”；另一种文明模式“是使个人和法人获得彻底的独立自由；在公平、合理的规则控制下，每个人或法人都追求高效率、高产出的生活，并由自己对结果负责。这种文明模式要求，进一步在中国明晰和确定财产权，制定完善的法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

5月21日刊载的由王军涛执笔的《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将1949年之后的体制定义为“战争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征：（1）宝塔型单向权力关系结构，最上层是一位领袖为代表的一个政治集团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2）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覆盖全部社会生活领域。（3）对人事、机构、程序、结构及规则采取权宜之计，可以任意变动。（4）大一统意识形态，维系社会成员的无条件忠诚。（5）以运动为基本行为公式，这种体制与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新兴利益处在紧张的摩擦式对立状态中，经常导致社会骚乱和动荡。（6）严厉、残酷的惩罚所保障的铁的纪律，……。”这种体制“未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

1988年11月10日至13日，《经济学周报》与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国防经济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此次会议由闵琦（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筹划，由闵琦、李盛平、王军涛、陈小平、张钢、周舵、王苏波、王东、王润生、孙立平、郑也夫、黎鸣、刘在平等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等全国300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与会，是1980年代由民间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会后，我和王军涛主持了一项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课题，在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组织了十几次中小型课题讨论会，拟定了总体的写作框架。鉴于5月20日戒严后局势的急剧恶化，我们准备迅速拿出一个初步成果，对5月21日文章中的诸点展开论述，以《经济学周报》的全部篇幅（对开八版）一次性刊出。5月24日以后，由七人组成的写作小组就一直在远离天安门广场的地方进行最后的讨论。文章的题目确定为《中国现代化论纲》，各节小标题和执笔人如下：时代特征（陈子明），文明抉择（王军涛，由陈子明代），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难时刻（闵琦），政治改革（杨百揆），经济改革（刘力群），社会整合（孙立平），文化重建（刘卫华）。我们于5月31日各自回家写作，约定6月7日再次碰头统稿。可是，我们的写作速度没能赶上坦克的开进速度，6月3日至4日之夜成了流血之夜，6月7日，我在得知公安局对于我和王军涛的秘密通缉令后，已经与妻子王之虹逃亡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虽然四万字的理论长文流产了，但聊以自慰的是，毕竟已经有《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中的七条政纲见诸于文字。

（二）

我早已听闻高瑜的大名，与她接触却比较晚。何家栋先生和王军涛、张伦先后成为高瑜的密友时，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是在高瑜来《经济学周报》以后，我才与她建立工作上的联系。现在，老朋友有的去世，有的亡命海外，我和高瑜在历经劫难之后，已经成为老战友和好朋友。

杰出女记者

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界颇有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但是到1949年以后，这些昔日的艳丽花朵就纷纷凋谢了。1980年代以后，高瑜可以说是中国女记者中的第一人。

高瑜1980年调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专稿部的主要任务是采写专访，这十分符合高瑜的性格与兴趣。她先是采访文化和学术名流，以后逐渐转向采访政治人物，并开始撰写深度的时政分析文章。

高瑜首次专访的对象是八十岁的作家冰心和她的丈夫、七十九岁的社会学家吴文藻。这篇专访顺利通过审稿，很快在《北美时报》和香港《镜报》杂志同时刊出，高瑜的名字也第一次为海外知晓。此后，她陆续采访了巴金、夏衍、曹禺、赵丹等著名作家、艺术家，还有一批科学家、学者；以及两位特殊人士：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和林彪的独生女儿林豆豆，造成了相当的轰动。高层政界人士，她采访过陆定一严慰冰夫妇、万里、方毅、谷牧等。她的关注点逐渐聚焦于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刘宾雁、吴祖光、张显扬、郭罗基……。接下来，她就注意到了王军涛和我这一辈人。

高瑜加盟《经济学周报》后，特约了胡绩伟的三篇专稿《树立民主的权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加紧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和邵燕祥的三篇专稿《中国需要皇帝吗？》、《久违了，王力先生》、《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证据》；自己撰写了七篇文章：五篇报道和两篇对话。五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于光远说：经济发生困难时特别要警惕回潮》、《新权威主义是‘精灵’，还是‘老鼠’？》，《苏绍智谈深化改革的障碍》，《九十年代是政治改革的年代严家其提出建立“政治责任制”》，《童大林说：“人类在新启蒙中”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在第二篇报道中，高瑜指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至少有三点难以和‘旧权威’划清界限。其一，强调的都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是强人政治；其二，主张民主要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才能发展和繁荣，无视民主具有发育人的潜能，最大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作用；其三，主张民主实行必须在训练之后，否则在一个民族没有民主素质情况下一搞就乱，否定民主只有在民主之中训练和孕育的基本事实，包括‘五四’、‘中共夺取政权’和‘四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

长篇对话，是高瑜喜欢采用的一种深度报道方式。早在1986年底，她就安排了邓朴方拜会当代文豪、如今也成为残疾人的巴金先生，用摄影机摄下了白发对黑发的一组珍贵镜头，然后写下了一篇《巴金与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发表在《镜报》月刊1987年1月号。高瑜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对话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站在今天说话——夏衍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两篇对话都分为上下篇，分两期用整版篇幅刊出。

在夏秦对话中，九十高龄的夏衍先生说：“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时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五四’一方面是爱国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后来我们把这些口号都还给资产阶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者正是要讲平等，要讲自由，要讲博爱。……文化大革命就是讲神道、兽道嘛。”“忽视人权、蔑视人权是公众的不幸，也是政府腐败的原因。”“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科学和民主上。……过去讲的资本主义那一套实际已经不存在了。‘相对贫困’已经没有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也没有了。”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说出这些话，简直是振聋发聩。

比夏秦对话影响更大的是严温对话。“六四”后《经济学周报》被取缔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瑜采写的这篇对话。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的点名批判，正好从反面说明了高瑜文章以及《经济学周报》的影响力。

香港记者韦晓燕女士曾以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她对高瑜的近距离观察：

十一月她被调到著名的《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我借公干去京特意看望她。那天上午，正赶上她在写稿，她只给我冲了一壶茶，端了盘水果就坐到书桌前了。只见她的笔在纸上旋动，阳光照在笔上，一闪一闪的发亮，好一幅废寝忘食图。中午，她的大笔己落成，封好信袋，电话通知了编辑部来取稿。她才对我说从整理录音到动笔写稿已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此时她不想饱餐，只想饱睡。事后，我才知道她那天完成的，就是轰动海内外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在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光远倡导，由戈阳组织召集的另一次‘北京饭店会议’上，她利用会议休息期间，对严家其和温元凯进行的一次采访。这篇‘对话’‘六四’之后，被陈希同点名为‘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以笔者之见通篇励治，无一言言乱。”

好文章是记者敏锐眼光与辛勤劳作的结晶，高瑜奉献给世人的每一篇杰作，无不凝结着她的智慧与心血。

院外活动家

1989年4月号的《镜报》月刊上，刊登了高瑜采写的全国政协委员、《镜报》主编徐四民和五位青年学者3月22日晚的座谈纪要。文中所说的五位青年学者，就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在座谈中，我说：“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得以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陈小平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具体政策提建议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就人大本身改造提出问题、建议，能解决规则问题就更重要。”“‘人大’自身的改造，是建设民主政制的必要环节。……人大和政协应成立俱乐部和专家小组，应拨给经费以长期研究、提出专家方案。对‘两会’的改造，要采取渐进式，要通过一次次技术性改造。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这样实行七条、八条之后，整个国家的体制就会改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有望实现。”高瑜给这篇纪要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题目：《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再次引用了这句话。《经济学周报》的评论员文章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但是，在政府自身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就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来决策。“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将民主引向人民大会堂，意味着促进议会政治的形成。议会政治活动分为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1977年至1989年间，在这些方面都曾经有过可贵的尝试。

先说说院内活动。早在1977年11月，郭罗基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以北大的“揭批查”为实例，批评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当时中国最高掌权者华国锋对此表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结果人代会延期五天，组织对他的围攻。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经过于光远等理论务虚会派的推动，北京代表团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成为“共和国第一质询案”。1981年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第七届人代会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陈子明、北京大学胡平、中国人民大学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李世取、北京钢铁学院李讯、中央民族学院罗维庆等学生代表联合其他代表共11人提出议案，要求将由我起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议事规则（草案）》以及《对的说明》印发各位代表；并将该草案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邓小平、陈云等人用先开党员预备会再开代表会的方法，把这种院内活动打压了下去，直到1988年才得以复苏。这次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是刚刚从台湾回来的人大常委、前立法委员黄顺兴，他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会的举手表决中投下了“第一张反对票”，并提出如下提案：一、设秘密投票点；二、要改变人大委员长不是常委中产生而是由中共指定；三、要改变国家三个最重要的职务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的等额选举。

再说说院外活动。1988年4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理事长丁望、主任陈子明、副主任白桦、李依萍）对1172名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等的意见和态度，并对他们自身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进行了测量。调查结果的分析数据表明：人民代表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颇不足，作为人民代表的角色感尚差，但对人民代表的职能有较清楚的认识。人民代表所关心的主要是：党风、物价、社会风气和教育。《人日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道了这次调查。这次调查既是对人民代表的一种了解，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启发。在掌握了全国人民代表的通讯地址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准备系统地向他们发送宣传材料。1989年3、4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陈小平），首钢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于浩成、张宗厚）等，就民间修宪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宣活动，并明确指出了“发展议会政治”的方向。

关于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79年初夏：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对汪东兴中南海超标盖房提出质疑，民刊《北京之春》则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予以配合。大标语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汪东兴欺骗中央动用公款七百万元营造私宅必须受到党纪国法制裁”。大字报是我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对法律的严峻考验》。文章“要求五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往东兴的代表资格，要求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严肃处理汪东兴的违法乱纪行为，勒令其退赔侵吞的人民财产，并将调查和处理情况公布于众”。另一个是在1989年初春：七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温元凯与陈子明、曹思源等达成口头协议，由后者向前者提供系列的议案草案及相关说明文件。

在八九民运中，院内活动与院外活动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邓小平从全国调集几十万军队到北京，把坦克装甲车开上长安街，不仅仅是要镇压学生运动，更是要恐吓、威慑党政军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扼杀刚刚露头的议会政治萌芽。在“六四”镇压之前，与人大常委胡绩伟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瑜和曹思源成为第一批被捕的知识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内活动家与院外活动家的联手，用新的“议会政治”合法性来取代旧的“老人政治”合法性。

由于高瑜经常向前《人民日报》社长、现任人大常委胡绩伟约稿，两人关系很熟，因此她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院内与院外政治联络员的角色。下面是高瑜在《浴火重生》中的自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与胡绩伟先生通电话，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撤退，他说，只要退出广场，发表个声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多联系几家报社一起去。”他说：“不成，我恐怕来不及了。我的儿媳医院已经在发救护包了，当然不是给学生预备的。”我答应了他，我在马路上截了一辆小面包，拿出记者证，搭车去了广场。凭记者证我只通过最外围的几道人手拉成的防线，到了纪念碑下怎么也进不去了。我遇到一个叫李亚的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他胳膊上有张伦用钢笔签的名，可代替通行证，他带我走上纪念碑。我们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名负责人，只好到广播站广播王丹、张伦，等了近两个小时也没人回应。最后，我们还是在纪念碑上一个帐篷里，找到在旮旯里睡觉的王丹。我对他说我是代表胡绩伟先生来的，我把应该说的话都对他说了，当我说到“撤离广场”几个字，围观的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问我是干什么的，王丹挡住了他的手，指着我说：“绝对可靠。”说通了王丹，他又找来几个学生领袖，我又重复劝说了一遍。他们几个人到一旁开了个临时会议，开完后告诉我他们同意撤离广场，但要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还要由广场各高校的代表决议。他们责成王丹起草声明，这时王丹对我说：“高老师，我头痛的厉害，你就帮我起草吧。”征求王丹的意见，就叫“告全国人民书”。事关紧急，斟酌不了许多，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大字报纸，就起草起来了，具体写了多少条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首要一条是军队不进城，广场的学生组织立即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署名是天安门广场高校学生代表。起草完毕王丹先拿给几个负责人看，后来又通过广播，在纪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开会议决。经过相当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又是李亚带我走下纪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艺美院一辆面包车给广场送来一筐西红柿，李亚和我就搭这辆车一起到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宿舍胡绩伟先生家。李亚和车上的两个人都进去了，胡绩伟见到学生是那样热情，连声问：“王丹来了没有？王丹来了没有？”他的老伴和全家人也都迎了出来，又送面包又送水，对待学生的诚挚和亲热让我十分感动。我到里屋用白纸重新抄写上述声明，胡老就与学生们攀谈起来，宗旨就是劝学生退。我抄写好后，正好看见胡老坐在沙发上，向学生左右挥动双拳说：“敌进我退嘛！”我请胡老审阅，他在两处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后，胡老要求我们立刻给报社送去，他说：“我可以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告别胡老一家人出来后，我考虑让《人民日报》发表有难度，就带李亚他们直奔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程翔、刘锐绍都在，他们帮助我复印数份，我请他们发表，随后到广场把原稿和复印件交给王丹，只留下一张又送到西长安街的《科技日报》，并给孙长江副社长打了电话。我回家时，已星夜当空……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栋应严家其的邀请到社科院参加他召集的知识界座谈会，那天到的人很多，一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会议当中，有人来找我，是我的一个朋友画家刘光恩。原来早上我离家后，胡老即打来电话，要我把声明改写成一份同样内容的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交到人大常委会，这样上下就有个呼应。我丈夫急得不知道怎么通知我，正好刘光恩又来电话，就有劳他把胡绩伟的电话内容告诉我，刘光恩当仁不让，就赶到社科院来了。我把情况和何老交换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会议上起草起来了，完稿后又请何老、严家其、苏绍智、李洪林看了看，他们都表示同意，但却遭到参加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和围攻。我必须完成胡绩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就和何老提前退场了。我赶到天安门，在纪念碑下只找到前一天见过的王超华。她当即表示同意并签了字，由几名学生代表把公开信交给设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口的人大常委会接待处。

胡绩伟曾对高瑜表示：“我己找到彭冲，要求由我们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学生对话解决学潮问题，彭冲已向一常委请示。”人大委员长万里当时出国访问了，彭冲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5月25日下午，高瑜接到胡绩伟的最后一个电话：“我的努力失败了，彭冲拒绝了。”

胡绩伟的另一位政治联络员是曹思源。高瑜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人大常委与学生对话，曹思源参与的主要活动是争取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曹思源和他的研究所同仁获得胡绩伟的授权，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及加急电报的方式，一共获得57名全国人大常委同意联署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而人大常委一共只有135人。在此之前，5月17日已有厉以宁、江平等24名常委提出建议，5月18日已有叶笃正、冯之浚等12名常委提出建议。截至5月25日，联署者已经超过人大常委的三分之一。而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旦召开，是有可能决定撤销戒严令和解除李鹏总理职务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经将此列为紧急会议的议题。鉴于此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决断”（江泽民语）：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所以，“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6月3日早晨9时，高瑜被秘密绑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绑架。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则荣幸地被当局塑造成中国式院外活动家的样板。

人权勇士和英雄

到1990年8月29日无罪释放，高瑜被非法关押了453天。很快，她就重振精神，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她此后的报道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六四”受难者与政治犯的人权保障问题。

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是丁子霖的学生。她释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六四”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夫妇。此后，她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发挥了自己的一份作用。

8月30日我释放的第二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去看望丁老师和蒋老师。蒋老师先迎出来，随后走出的是泪流满面，因吃激素浑身胖肿的丁老师。几十年的师生之情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心底。丁老师嚎哭着，向我讲述了琏琏被打死的经过。我问她为什么《北京日报》报道琏琏是高三学生，丁老师愤怒地说：“那是他们造谣，他们想回避十七岁，未成年人的年龄，为此我去质问过我的同学，北京市宣传部长李志坚。”情绪稍微平静时，她批评我：“你太不注意保护自己了。”我又告诉她我介入学生运动的经过，我说：“劝学生退出广场，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想阻止的就是机枪、坦克和屠杀。”我们都觉得从“六四”开始，我们师生成为有着共同苦难的人了。

以后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师一次，丁老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诉，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应该如何帮助丁老师从悲痛之中挺立起来。琏琏火化后，骨灰在哥哥的集体宿舍里秘密存放三个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舍不得将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亲手为他制作的一个木制的纪念碑里，碑中还存放着他求学时的心爱之物，碑的正面刻着爸爸隽秀的字体的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永恒的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着琏琏的生前之物，小床、书桌、书籍都在原处放着，父母，亲人永远和这个优秀的少年厮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节都要为他祭奠。琏琏的生日与亡日只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挂历也成为家中珍贵的纪念物，用镜框镶在墙上，2日是红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这些都应该让世人知道，但不是我来写，而是让丁老师亲手蘸着流淌的心血来写，这反而能使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修复创伤。

1991年春节我问丁老师和蒋老师：“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心里话对世人倾诉？敢不敢让世人知道真情。”他们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我就得到两位老师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对捷琏成长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记录，一篇是他们写给捷琏的信《让我们再亲亲你》，原件已随幼子淌着鲜血的遗体一同火化，再有，是丁子霖写的《我的话》，公开声讨了李鹏，这是“六四”死难者家属最先发出的声音，我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给了“六四”两位最勇敢的香港记者，程翔和刘锐绍。

“六四”后他们和社长李子诵一起被迫从香港《文汇报》辞职，正艰难地办着《当代》杂志。全文发表之后，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学自联”最先给丁老师和蒋老师寄来信，称：“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这种安慰胜过一切。随后，我又联系了多家香港报纸去采访丁老师和其它死难者家属。1991年4月底美国ABC找到我，我建议他们去采访丁老师，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我征求丁老师和蒋老师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准备”。丁老师两个星期之后，给了我答复：“同意。”这个采访使全美国的母亲、全世界的母亲都听到了中国母亲丁子霖的谈话。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终于选择了生。我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我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结论。”全世界都开始声援她，因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天安门母亲。ABC的采访，整个过程，每个人谈的话，每个人站的位置都被汇报给最高层，以后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将面临什么样的高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相信，再残暴的对待也比不上失去儿子的伤痛，站起来的她能够经受一切，会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高瑜释放的时候，大部分被抓的知识分子已经释放；在她之后，又释放了刘晓波等一批知识分子。最后被当局选择为政治牺牲品的，恰恰是她在《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和军涛。高瑜说：“1990年底，大陆政治空气空前恶化另一显着的标志是当局要对‘六四’逮捕的两名四五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陈子明、王军涛进行政治审判。陈、王都是我《经济学周报》的同事，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代表，他们是学运高潮时中共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亲自请去做学生工作的。……何家栋总编辑和陈、王的亲属详尽地向我介绍了陈、王案情进展，我认为对我是责无旁贷。我开始陆续向海外和香港报道陈子明、王军涛和他们案情进展。1991年初庭审达到高峰，我对陈子明、王军涛法庭上对八九民主运动的辩护都有全面而详尽的报道。”高瑜为我们的审判以及狱中的待遇和斗争，为多家媒体写过报道，其篇数之多，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

高瑜在《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中大声疾呼：“（一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布什总统在刚结束的欧安会上取得英、法、苏三国对海湾的共识之后，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裁的方式，换取了剩下的唯一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对付伊拉克问题上能够与西方合作。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开，二十四日在中国外长钱其琛动身访问白宫之前，中国政府突然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作了审判的决定。中国利用海湾危机打出的牌是‘向来不主张以军事武力解决国与国的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这与在国内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背道而驰，但是中国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给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丝毫不顾忌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对外所做的‘中国政府没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惩处参加动乱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保证，现在突然要对王军涛、陈子明一批人进行审判，就是要借国际关系的转机，为重返国际舞台争回面子。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当局自己选择的斡旋人，现在却要被送上审判台，这究竟是为什么？王军涛、陈子明是中国十年改革涌现出来的优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正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起着积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不能因为他们优秀而扼杀他们，不能因为他能起到别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杀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讲理性，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扼杀他们。”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曾以“人质外交”来回报。人们通常强调“人质外交”交换利益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它还有发泄愤怒的另一方面。这种两面性，在我和高瑜身上体现得最清晰。

1994年5月13日，为了满足美国克林顿政府“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局将我“保外就医”，而当时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申请，在狱方文件的“保外就医”“病因”栏写的是“皮肤瘙痒症”。1995年6月25日，为了对李登辉访美表示愤怒，当局将我重新收监，而此时我刚刚动过癌症手术，正在接受后续的治疗。1996年11月6日（北京时间），克林顿刚刚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局又将我“保外就医”，为实现“克林顿—江泽民互访”铺下第一块垫脚石。

高瑜的遭遇几乎和我一模一样。1993年，高瑜接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务长发来的亲笔邀请函，邀请她去做访问学者。《经济学周报》的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三年没有给高瑜安排工作，而且连她的档案也不知去向了。此时，当局为了“申奥”向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送大礼”，提前释放了魏京生，对高瑜也网开一面。高瑜去找社科院，社科院这次很痛快，由办公厅和保卫局出面，迅速办理了出国手续，并且答复她“补档案十分简单，可以给办”。于是，高瑜订了9月23日飞香港的机票。但这一天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投票日，高瑜想过了这一天再走，就将机票改在10月4日。结果，中国“申奥”失败，当局有气没处撒，就拿高瑜当了出气筒，于1993年10月2日再次将她逮捕，判刑六年。等到中国开始着手第二次“申奥”时，又拿高瑜打“人质牌”，于1999年2月15日将她提前释放。

在高瑜丧失自由期间，国际社会给了她极高的荣誉。1995年2月，高瑜荣获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也称为“世界最杰出记者奖”，每年只评一人，高瑜是第四十八个。10月，高瑜获得国际妇女报业协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该奖专门表彰那些在不寻常和危险环境底下仍有出色表现的新闻工作者。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设立了“新闻自由奖”，各国政府都推荐自己国家的记者，共有三百多候选人，国际报业组织则推荐了高瑜。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首届“新闻自由奖”颁发给了高瑜。

高瑜出狱后，于2000年5月又获得了一项国际新闻大奖。日内瓦国际新闻组织从1950年至2000年间选出了50个国家的50名新闻自由英雄。高瑜获选后，香港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新闻自由英雄，高瑜榜上有名》。高瑜在接受多家外电采访时，只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50年里遭受迫害比我严重的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5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同样是中国记者建设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和旗帜。”

“最杰出”、“自由”、“勇气”、“英雄”，这些称号高瑜当之无愧。严家祺最近写道：“高瑜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才华洋溢的、杰出的女记者，她的作品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是她为正义、为新闻自由、为中国光明前途奋斗的历史记录。”我完全同意家祺对高瑜的评价。争取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国还是尚未完成的事业，前面还有荆棘和陷阱。我们会和高瑜大姐一起，手拉手，肩并肩，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艰难跋涉，直到理想的实现。

200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