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已经将她的身体逼迫到了极限。

虽然只有41岁，但赵晋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她在34岁时被确诊了慢性肾功能不全，持续发展7年后，到了肾衰竭晚期的尿毒症阶段。更痛苦的是，肾病引发了近20项并发症，甚至有一项是高钾血症，严重时会引发心搏骤停。带着这颗埋在身体里的「隐形炸弹」，赵晋独居生活，直到2022年6月，「炸弹」引爆，结束了她短暂的生命。

网络对她的关注发生在今年：赵晋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包括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一套，以及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但没有法定继承人。她是独生女，离异，没有孩子，父母也早已去世，生前未立遗嘱，旁系亲属里，她有5位叔叔/姑姑、4位舅舅/姨妈，平时偶尔有问候和来往。9名亲属打官司想要继承她的遗产，但主要诉求被法院驳回，大部分遗产被判归国家所有。

案件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人民法庭，法官杜春龙手上。今年3月，我们在法院一间办公室里见到杜春龙，他在法院工作了16年，主要审理商业合同、离婚、遗产纠纷等民事案件。因为常年和奔走在热腾腾的生活里的人打交道，调解各种纠纷，杜春龙说话非常和善，是一名给人感觉很接地气的法官。

回忆赵晋案，杜春龙将卷宗在办公桌上摆开，厚厚的有三大本，主要是赵晋生前的病历本、9位亲属和她的聊天记录截图，证明他们和赵晋的来往和关系。杜春龙解释说，按照法律，赵晋的遗产应该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但如果存在对她扶养较多的人，也可以适当分给遗产。因此，案件审理的关键很明显——9位亲属对赵晋的生活到底帮扶了多少？

但根据证据和当庭陈述，没有一位亲属能够被放在照护者的位置。「没有付出过多的照护，也就没有权利继承过多的遗产。」这是杜春龙决定将价值更高的房产判归国有的原因。

但判归国有之后，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案例还太新，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指引，杜春龙说，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在后续执行时也感到困难。

遗产纠纷问题是复杂的，「审判这类案件，也时常给我一种审判人性的感觉。」杜春龙还分享了另一起遗产继承纠纷案件，因为涉及金钱、人情与道义，他不仅要了解案件内容、核查事实、理解人性，而且还要在人性、证据和事实之间寻找法律上的平衡。

在赵晋案中，杜春龙也考虑到了9位亲属真实的情义，分配了一些遗产作为鼓励，「毕竟未来独身和独居群体越来越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需要亲戚的帮扶。」作为法官，他说法律会维护情义，会看到每一个人真心的付出；作为一位公民，他也希望大家能平和看待这起案件，「亲情无法变成计价的筹码，但也不能用亲情去绑架任何一个人。」

以下，是法官杜春龙的讲述。

文｜程静之

编辑｜李天宇楚明

短暂的一生，遗留的财产

刚接手这起案件的时候，最让我唏嘘的是赵晋充满病痛又短暂的一生。

案件证据里，能看到赵晋生前的多份病历单：她的家族有糖尿病史，34岁时，她又确诊了慢性肾功能不全，持续发展7年之后，到了肾衰竭晚期的尿毒症阶段，每周一、三、五需要去医院做3次透析，肾脏疾病还引发了接近20项并发症，摞在单子上一大串。

带着这些病痛，赵晋平时只有一个人生活。她是独生子女，父母去世很早。根据病历本上登记的信息，以及亲属的说法，赵晋应该是婚后离异，没有子女，2019年母亲离世后，她就失去了法定意义上的所有直系亲属。

父系这边，她有5位叔叔/姑姑，母系有4位舅舅/姨妈，平时偶尔和她有一些联系，有时候陪她去医院，有时候给她送点想吃的食物，有时候邀请她去家里过节，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更多时候，赵晋还是靠自己，虽然患有多种疾病，但好在她还年轻，保持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经济也不算紧张，她在一家集体组织工作过，很早办了病退，每个月有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另外，她还开了一家网店卖水果，一位开出租车的叔叔偶尔会帮她送货，照顾她的生意。

赵晋虽然每周去医院规律透析，但独居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肾病引起的并发症——高钾血症，在医学上被称作「隐形杀手」，严重时会导致心律失常、肌肉麻痹，甚至是心搏骤停。虽然有药物可以降钾，但三分之一的高钾血症患者会反复发作，而且随着复发次数增加，复发间隔的时间也会缩短。这种疾病就像埋在赵晋身体里的一颗「炸弹」，最终也导致了她的死亡，终年只有41岁零2个月。

短暂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但问题在于，赵晋留下了一笔遗产，主要包括她的房子、银行存款和两份人寿保险，没有法定继承人且生前未立遗嘱，她的9位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就想来分这些遗产。父系和母系两边人对于怎么分钱出现了分歧：父系赵家人的想法是，干脆按照人头平均分，每人分1/9；但母系米家人头少，认为应该先按家族各分一半，家族里的人再平均分，这样一算，相当于赵家每个人分1/10，米家每个人分1/8。但赵家人又不同意了，比例谈不拢，于是就来法院起诉了米家人。

2023年11月17日，距离赵晋离世一年多后，她的遗产继承纠纷问题就在昌平区回龙观人民法院立案，分派到了我的手上。

和以往遗产纠纷案件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没有法定继承人，二是涉及的旁系亲属居然会有这么多。

《民法典》规定非常明确，配偶、子女、父母是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法律没有设立第三顺序继承人。因此，赵晋的遗产属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况，按法来讲，应该收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存在对她扶养较多的人，才可以适当分给遗产。

那么，9位亲属对赵晋的生活到底帮扶了多少？他们主张分配全部遗产是不是合理？具体的比例应该怎么分？开庭之前，这些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法官杜春龙受访者供图

付出多少照护，获得多少回报

带着疑问，我用适用的法条检索了案例库，只找到6起相关案件，每起案情细节都不同，有的不构成立案条件被驳回起诉，有的还在审理过程中，但是没有收归国有的先例。

我们就开了一次内部法官讨论会：有人觉得，既然是亲属，可以把房产分给他们，银行存款和人寿保险收归国有；也有人的观点是反过来，认为房产应该归国家，剩下的给亲属。但统一的想法是，既然不是法定继承人，亲属获得全部遗产并不合适。

因此，我把民政局追加到了案件里，归国有的部分需要由这个部门来管理。至于亲属具体能分到哪个部分，就要看他们当庭举证的情况，证明他们在赵晋生前尽到多少照护责任，才能在法律上确定他们获得多少回报。

记得2024年5月开庭那天，9位亲属基本到了现场，赵米两家人面对面坐成了两排。赵家人作为原告，首先开始了陈述：

赵晋的大姑说，她在赵晋住院时会打电话询问病情，不定期去她家打扫卫生；二姑说，她儿子处理了赵晋的丧葬事宜；三姑住得离赵晋比较远，去她家的频率不定，但每次去都会带点东西；四叔和赵晋住在同一个小区，有时会陪她去医院透析，节假日也会邀请她去家里吃饭；最后一位是五叔，也就是那位帮赵晋运送水果的出租车司机，证明他爱人带赵晋去香港旅过游，他也会在紧急时带赵晋去医院看病。

5位亲属展开的细节并不多，但他们的总体看法是，对赵晋的照护要多于米家人，而米家则认为，他们提供的帮扶和赵家差不多：

赵晋的大姨也患有糖尿病，透析3年多了，她的配偶作为代表出席，说自己去看望过赵晋，也去医院里照顾过；二舅经常给赵晋送想吃的食物，而且他住得离医院近，有时赵晋去医院看病会住在他家里；赵晋曾经视网膜脱落，三姨说，是她带去看的医生，没有退休的时候，她也经常早退去照顾赵晋；最后四舅说，赵晋去哪留的都是他的电话，他也给外甥女送过菜，疫情后去她家不方便，主要是在微信上关心她的近况。

每位亲属都有自己的角度，但除了本人陈述之外，主要还得看提交的证据。只有那位开出租车的叔叔提供的证据多一些，比如他爱人和赵晋一同去香港的机票，零散的微信红包记录，还有赵晋住ICU那次，也是他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的字，证明了他在危急时帮赵晋作过医疗决策。

庭审之外，我也去走访过赵晋生前居住地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他了解到赵晋能够靠自己生活，发病一般也是自己去医院，严重时才需要亲戚的帮助。对于一日三餐和生活物品的购买，赵晋有时会点外卖，有时亲属也送一些。

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位亲属承担过明显的照护工作，这也让我确定，9位亲属都不足以被放在照护者的位置，也就没有权利继承赵晋过多的遗产。

图源剧集《遗产侦探》

收归国家，然后呢？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我们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去银行确认赵晋名下究竟有多少遗产。

在这之前，亲属对赵晋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目也是未知的。案件第二次在线上开庭，主要确认存款和人寿保险的具体数额。案子没有当庭宣判，大概半个月后，9位亲属以判决书的形式知道了结果：综合案件情节和法律规定，赵晋的房产判归了国家，银行余额和人寿保险等分配给9位亲属，从证据上看，开出租车的叔叔给赵晋提供了最多的帮扶，应当继承这部分遗产的20%，其他亲属分别继承10%。

判决出来之后，其中一位当事人的家属给我打过电话，能够感觉到，两家人对结果都不是很满意，主要不认同房产收归国家，但两家人都没有再提出上诉，判决因此就生效了。

这起案件结束之后，上海紧接着也出了一起相关案件：那是一位独居老人，3年前在家中猝死，留下百万元财产和一套房产，同样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遗嘱，法院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老人的堂弟就去起诉了民政局，他举证说，大概每周会去看望一次老人，有时候老人癫痫发作，他也提供了相应的照护，居委会对此出具了相关证明。法院考虑到堂弟对老人的帮扶程度，最后把老人的存款和保险金判给了堂弟，房产收归国家。

我和承办这起案件的法官没有过任何交流，但最后做出的判决差不多，也进一步说明，我在赵晋案件中对于法条的理解和使用是适当的。

法院判决生效之后，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可以主要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以及教科文卫等公益事业。

在这个时代，独身和独居已经成为一种处境，引发的相关问题在法律上慢慢显出端倪。未来，我们或许会接到越来越多没有继承人的遗产纠纷案件，当然，许多制度建设也会跟进时代的变化。

但是，在部分遗产继承案件中，父母去世之后，独生子女即便作为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去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等机构办理业务时，还是会遇到一些阻碍，因为这些机构不具备核查ta们和逝者是什么关系的职责，单凭户口本、身份证，不好直接判定ta们是否能够继承遗产。这时候，还是需要一个审判机关站出来，用法律文书的形式确认，机构才好根据生效文书执行相应的手续。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立生前遗嘱，特别是公证过的遗嘱，不管是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还是车管所，都可以根据公证遗嘱办理业务，不需要再走法院这一趟流程。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立遗嘱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手写遗嘱，带有落款、手印的打印遗嘱，至少有两位见证人在场、别人代替书写的遗嘱，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还可以是录音、录像遗嘱，只要能证明是本人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就会被法院采信。

立遗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我们的文化中，老百姓对于死亡的探讨、遗产的处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数想法都是顺其自然。就拿赵晋的情况来说，有家族病史，又确诊了那么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应的遗嘱准备，这样在发生变故的时候，她的9位亲属就不至于因为纠纷对簿公堂。

图源剧集《遗产侦探》

照见人性的证据

遗产纠纷问题是复杂的，审判这类案件，也时常给我一种审判人性的感觉。

我2010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从审判员到一级法官，至今已经16年了。法官在英文里的词汇是「judge」，原来在学校学习法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个判断的身份，只要证据摆在那儿，把事实核查清楚，用适用的法条下结论就行。但是进了法院之后，才发现法官工作最难的部分，不仅要了解案件的内容，调查清楚事实，了解人性，而且还要在人性、证据和事实之间找到法律上的平衡，这是工作后才慢慢体会到的事。

记得刚开始当助理审判员的时候，我听老法官讲课，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接到一个案件之后，需要了解当事人是什么背景，在庭上是什么表现，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还是比较虚浮的人？哪怕这些信息跟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也有助于我们在内心构筑起一个「人」的具体的形象，特别是在充分照见人性的遗产纠纷案件里，有时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点，影响到最终的审判。

我之前还判过一个遗产继承案，逝者马老伯生前结婚生过一个女儿，后来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判了刑，出狱后身患重病，妻子和他离异带走了女儿。多年里，马老伯没有工作能力，平时和弟弟一起生活，经济接济、生病就医、丧事操办都依靠弟弟。马老伯的女儿当时还没有成年，她对父亲没有感情，从来没去看过父亲，甚至病重在医院时也没有去探望。但要继承马老伯的房子时，他的女儿出现了。

马老伯的女儿在庭上基本没有说话，都由律师陈述，但马老伯的弟弟没有请律师，他说话嗓门很大，对方一说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来反驳，话语激动但很朴素，认为他付出了很多，应该得到遗产。虽然马老伯弟弟不是那么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情绪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这起案件证据里，有一份马老伯签字的遗嘱，是他躺在病床上弥留之时，弟弟见到情况紧急，就准备好了一份文本，又找来两位见证人，一位见证人向马老伯宣读遗嘱，内容是所有遗产归弟弟这边所有，没有给他的女儿，读完之后协助马老伯签了字。另一位见证人全程录了视频，可以看到马老伯精神状态很不好，有时候有模糊的回应，但没办法进行完整的语言表达，很难判断他是否听清了遗嘱的内容。

对于那份遗嘱，我的考量是，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过法律，否则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见证人录像，但录像也反过来证明了马老伯当时的意识并不清醒。这种情况下，我把那份遗嘱给否决了，还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判决，但考虑到弟弟对马老伯生前的照顾，也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平衡，尽可能给弟弟多一些份额。

回到赵晋这个案件，其实也能看见人性里利己的一面。比如在证据清单里，有亲属为了证明帮扶，提供了给赵晋转账500元的记录，但那笔钱其实是赵晋母亲去世时的慰问礼金；还有亲属说，为赵晋交过水费、物业费，但看开票的日期，是赵晋去世之后才补交的，而且物业费还出自赵晋自己的死亡抚恤金。

在判决书里，我有一句话这样写，「应当区分扶养行为与情谊行为，扶养指的是经济上的资助与生活上的扶助，情谊行为非参与遗产分配的基础。」两者在法律上虽然没有界定，但法官会有基本的对人情的理解，比如逢年过节走动、长辈去世的红包慰问，属于正常的亲情往来，而不是照护付出，即便把证据呈到法庭上，也不会作为分配遗产的参考标准。这是法律对一个人最本能的情感和道义的维护。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地付出，法律也不会看不见，比如赵晋的亲戚们平时给她送东西吃，带她去医院，对她的感情是真实的，也是可贵的，并不是为了日后分得什么才去做的，如果真的一开始奔着这个去，证据肯定不止这么一点了。

庭审现场受访者供图

赵晋案件的新闻出来之后，我关注过大家的评论，有人会去负面评价赵晋的9位亲戚，觉得他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把亲情作为计价的筹码，反而让亲情变得淡漠。但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平和看待这件事，没必要过多苛求这些亲戚们，因为我们不能用亲情去绑架任何一个人，他们也已经做了超出法律规定应做的事。

因此在判决上，9位亲属虽然不必然分得遗产，但还是要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鼓励，毕竟未来独身和独居群体越来越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需要亲戚的帮扶。

事实上，9位亲属各自分到的遗产并不多。赵晋虽然留下了5张银行卡，但余额分别是1.12元、5.91元、13.78元、4222.92元、20447.61元。最后一张卡因为账户转账异常，不做分配处理。另外一笔抚恤金7万多元，按判决每位亲属分得8000多元，但有一部分已经用作赵晋的丧葬费。

价值高一些的就是100多万元的两份人寿保险，如果正常赔付，开出租的叔叔能分得20万元，其他亲属分得10万元，但扣除高昂的律师诉讼费之后，大部分亲属最后得到的就是几万元，不如他们最初预想的那么多，但这就是这起案件耗时1年，亲情经受法律审判和金钱考验后最终的结果。

赵晋女士一生留下来的东西本来不多，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希望她留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否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

法律能够关注到普通人的生，也能关注到普通人的死。作为法官，我希望关于赵晋女士遗产的后续执行能够尽早尘埃落定，也是法律彰显的对她短暂生命的交代，对一个逝者的尊重，以及死亡发生之后，法律依然能够尽最大程度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