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性工作者”背负多重“污名”，根据最新的一份报告，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弱势和最受边缘化群体之一。作为这个群体中一员的章百之向德国之声叙述了Ta的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尽管我已经说了自己不是真女人，他们还是要我把裤子脱掉验身，"章百之（艺名）回忆在警察局的经历说："他们真的是无聊，我很尴尬，也很受伤"。
这名入行十年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向德国之声介绍说自己一年之内至少要被警察抓住两次，严打时甚至多达四五次。Ta继续说："警察每次都对我们百般凌辱，'死人妖'和'变态'都比较轻的侮辱，肢体上也受到伤害，例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遭遇搜全身等。"
章百之有时也会遭到客户和身边人的羞辱，尽管如此，她说，自己算是幸运的。Ta也亲眼看过和听过更多悲惨的遭遇。
像章百之一样的跨性别性工作者是当今中国最弱势和最受边缘化群体之一。这是近日发布的《我的生活太过黑暗，看不到光明：京沪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况调查》得出的结果。2014年1月至9月，非营利组织"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与非政府组织"北京佐佑中心"和"上海心生"在北京和上海采访了70名跨性别性女性工作者（包括已经做手术成为女性和男办女装的人），完成这一报告。
"永远困在社会最底层"
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并不惩罚跨性别者，但由于缺少反歧视法律和基本的变性医疗资源，许多跨性别者觉得自己被永远困在社会最底层。
致力于帮助跨性别性工作者和检测艾滋病的组织"跨越中国"负责人赵飞燕（男名：赵刚）证实这一结论。跨性别者不仅指普遍熟知的"变性人"，赵飞燕解释道："跨性别者(Transgender)包括自我认同性别与出生性别不同的跨性别者、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变性者(Transsexell)，还有变装者(Crossdresser)。
赵飞燕自己也是一名偶尔男扮女装的跨性别者，他说："中国社会依旧没有接受和认可这一人群，尤其是那种没有完全变性的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在性别两元的框架下找不到他们的一个合适位置。"
而其中不少人会因为无法找到其他工作而从事性工作，赵飞燕继续说："当然也不排除来钱快和需要技能少等其他因素"。他分析该人群倍受歧视的原因说："他们身上背负三重'污名'，一是跨性别，二是性工作者，第三有可能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
章百之有空的时候会在"跨越中国"做志愿者，当问及Ta是否想到转行时，Ta叹了口气说："何尝不想呢，我还是男人身份的时候有一份固定工作，后来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
警方、媒体和社会的责任
赵飞燕根据其做过的一份统计估计中国约有五万跨性别性工作者。章百之为了躲避警察正过着辗转在不同城市的漂流生活。和许多受访者一样，Ta受到侵犯时也因为担心暴露身份而不敢报警。
赵飞燕继续介绍："跨性别性工作者在扫黄运动中被抓，警察缺乏对其性别的敏感性，有时会把他们关到关押男性的拘留所或劳教所，他们遭遇性暴力，造成假体破裂，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除此之外，赵飞燕还指责了媒体在报道这一话题时的极端做法，"要么是少数成功的变形人如舞蹈演员金星活跃在电视媒体上，要么就是特别负面的报道，不少媒体都是以自身利益出发，以猎奇心态为主。中国特别缺乏跨性别这部分人的声音。"他总结说："中国本身没有完整的性教育，对性器官的认识以及对性别身份的尊重都极缺"。
不同于部分受访者永无见光之日的心态，章百之表现地稍微乐观一些。Ta说："中国社会还是在进步的。过去的十年中，我感觉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态度还是有所改善的，唯一不变的就是警察的执法方式。不得不说我面临的最大歧视就来自于警察。我们求助的渠道和对象少之又少。"
中国官方只允许做过完整变性手术的人在身份证上更改性别。赵飞燕说："但因为手术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承担该费用。而且手术不无风险，失败的话他们也因为害怕暴露身份而不会进行索赔。不少人都自己服用激素，就出现外表上是女性，身体还是男性的尴尬境地。"
"亚洲促进会"的报告中也指出，这种自行用药或使用激素的变性手段使其面临更高的疾病风险。在全球范围，跨性别性工作者的HIV感染率是一般人群的49倍和女性性工作者的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