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发于中央直属《求是》旗下《小康财智》杂志。“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系列之一。因具体原因，正式发表时删除了部分内容

　　罗天昊夏海汐

　　中国会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步入中国收入国家之后，就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则适时完成了社会转型，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日本，韩国等。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汇率法已经接近4500美元，未来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就目前而言，中国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而作为一个穷国，中国的富豪数，已居世界第三，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陆德认为，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接近0.6，贫富差距还要扩大。而0.6是国际上划分的动乱线，为避免动乱的出现，中国的改革深化，体制转型已是大势所迫。

　　权力的异化、腐败的盛行，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过，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是很多贪腐分子最喜欢的状态，完全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寻租。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

　　权力寻租是过于强势的政府所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富有威权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

　　在中国，权力的寻租，是通过两重方式实现的。往往被大众忽略的是，国有垄断企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权力寻租。由政府代管的全民财富，都被集中在铁工基、通讯、石油等领域，而这些国营企业，乃是政府部门的嫡亲。通过直接控制企业巨头，既得利益阶层，将全民的财富，变为少部分人支配的财富。某些企业频频爆出了天价消费品，是对于“民财官用”的典型写照。

　　而另外一种寻租，则是大众普遍理解的模式，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交纳权力献金，获得公权力的许可或者关照。而这种模式，一种表现为行贿受贿，凡是因为地产问题出状况的，就出窝案。可见公权力寻租的猖獗程度。一种表现为“内部争宠”，地方通过对于掌握公共财富的部门或者个人进贡，以获得倾斜性的资源，最典型的是各地的驻京办，专门在京“跑部钱进”。

　　权力的嫡亲和表亲，牢牢把握着社会财富，中国社会由此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

　　共同富裕渐行渐远。

　　而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日韩的崛起，首先在经济领域，破除了垄断巨头，二战结束后不久，在美国的帮助下，实行了彻底的改革。致力于打击财阀，日本政府冻结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在政治领域，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瓦解了天皇神权，打击了当时的门阀，清算了军阀势力；在文化领域，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脱亚入欧”更为彻底，实现了公民现代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

　　韩国的富强，亦建立在对于政治和经济特权势力的抑制上。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而一些财阀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政府的支持，不惜重金贿赂政府高级官员，甚至直接把对象圈定为总统，一时间“黑金”泛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这些韩国前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跟贿赂有染。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1世纪之后，现代集团案发，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至李明博任上，韩国再无“红顶商人”存在的土壤。而在政治领域，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政治的阴影，步入了彻底的现代化。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在众多领域的退出为特点，客观上有抑制垄断的作用。而目前这种改革，已经停滞多年，甚至有所倒退，未来需要重启国有企业改革，在大众竞争性行业，进行广泛的退出。

　　同时，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韩国的“新村运动”，亦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防止过激的均富与仇富情绪蔓延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或者是中国未来必由之路。

　　在企业领域，一个叫做李东生的企业家，90年代末期所进行的增量式改制，或者可以为中国现任高层的增量改革提供启示。——财富的分配，应该更多向底层民众倾斜，同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适当的利益保障。

　　最紧要的，是政商彻底分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权力寻租自然没有市场。而要实现权力与商业的分离，政治领域的深化改革不可回避。不从政治上抑制豪强，打击变相世袭，权力固化，则经济领域亦难以实现大众对于财富的共享。

　　要创盛世，先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