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在19世纪加拿大卑诗淘金热退潮以后的一段长时间，曾有约一万人居住的二埠(New Westminster，又译新西敏市)华埠，现已灰飞烟灭，成为了历史名词。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这盛极一时的华埠，究竟如何发展起来的？最后，为何连一幢建筑物都没留下？这是今天不少华裔移民不大理解的华人先祖开拓“痛史”，也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课题。　　事实上，二埠这个19世纪中叶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第一座城市、卑诗省首个省会(维多利亚要到1868年才成为省会迄今)、卑诗的第一个华埠所在地，目前总人口不过7万，而居住市内的华裔只得数千人。

　　弗龙特街乃二埠华埠鼻祖

　　二埠早于1859年开埠。1866年，位于现在弗龙特街(Front St.)一带因华人聚居而慢慢形成了早期华埠。而据记载，1867年二埠有华人百多人，占当地人口一成。根据《星岛日报》作者所撰英文专著《二埠：透过回忆诉说》(Yi Fao, Speaking Through Memory: A History of New Westminster's Chinese Community 1858-1980。)描述，二埠华埠的建立，原与第一个在卑诗出生的华人温金有(Won Alexander Cumyon)家族关系密切。温的父亲Won Ling Sing由广东先移居美国旧金山(即今天旧金山)，1860年，他与妻子王氏来到卑诗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做生意，而儿子温金有在当地出生。

　　1870年代初期，温氏举家迁往二埠，开设杂货铺以及从事其它生意谋生。他们跟其它华商，向当地的白人地主租下了菲沙河岸边，亦即今天弗龙特街的土地上建屋，二端口华端口规模就逐渐出现。

　　卑诗淘金热期间，二埠地位举足轻重，一度是淘金大军经菲沙河及加里埔商道(Cariboo Wagon Road)北上至金矿大埠巴克围(Barkerville)的补给站。淘金热退潮，以及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都建成后，不少华工南下到二埠找生活。二埠的华埠逐渐向东扩展，地方仍不敷应用。1858至1923年间，政府实施人头税，阻遏了中国大批华人抵加国谋生之途。

　　当局不准华商原地重建华埠

　　到1898年，二埠市中心发生一场大火，导致市中心及华埠一带大都化为灰烬。二埠当局随后不准华商在弗龙特街重建华埠，理由是太接近市中心。有华商就在二埠市中心西部一俗称“沼泽”的地方买地建屋，这儿变成华埠的第二个中心，邻近今天的哥伦比亚街附近。由于“沼泽”那边属自己土地，在那里重建的华埠非常兴旺，最高峰时人口曾达10,000人。这处土地大部分归华人拥有，令华社多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可是，当年华埠大部分建筑物是木构，卫生条件欠佳，加上赌档林立，受到警方、消防当局及卫生人员针对。

　　利用诸多条例拆华人建筑

　　1912年更以火险为由，下令部分华埠建筑物要清拆，以便日后发展工业区。1913年，二埠通过市政府不雇用华人劳工议案，也不准政府从雇请华人劳工的公司购物。1919年卑诗省消防厅长更指称华埠是市中心的火险陷阱，而下令拆毁大部分华埠的建筑。

　　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加拿大《排华法案》实施，华人被排斥进入加国，再加上种族主义者不断施加压力，以至通过各种歧视政策所打击下，二埠华埠建筑物进而一幢接一幢地给拆掉，市内的华人从此缺乏凝聚中心，因而不断星散。

　　1941年二埠华人只剩下400

　　在1930年代，华埠的建筑物几无一幸存，连华埠唯一以砖建成的杂货铺广安和(Kwong On Wo)，最终逃不掉清拆的厄运。

　　到了二战期间的1941年，二埠华人总人口跌至只剩下400人，与高峰期的一万人，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中叶以后，二埠不少人更陆续迁往温哥华华埠定居。二埠因战后卑诗社会经济转型加上交通运输新发展所影响下，逐渐没落，而当地华埠更因受政府针对以致消失殆尽，终于让路予俗称“咸水埠”温哥华的华埠，以及烈治文市的华人聚居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得以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