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悲惨了！美女七进疯人院的经历曝光

作者：金声我叫王极冰。至今我也弄不明白，父母当初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听了冷得浑身发抖的名字。名字虽然只是人的符号，但是却恰巧暗合了我那不幸的命运。回忆是痛苦的，有些往事也很令人难以启齿。我从小酷爱诗歌，11岁开始练习写作，至今已经坚持了33年，创作过诗歌1500余首。除此之处，唱歌、跳舞、绘画、书法、音乐创作、包括佛学我都广泛涉猎，了解我的朋友都称我为“才女”。可是谁又能料到，我这个“才女”竟然枉背了28年“疯子”的名声。75年至94年的19年中，我曾经先后7次被家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每天与真正的疯子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被迫吃药、打针，稍有反抗就认为你是精神病发作，会加大药的剂量或采取更加恐怖的疗法强迫你安静下来。没有人听你解释，你的辩解也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一个疯子。每次住院，我都有一种被关进当年中美合作所“渣子洞”的感觉，甚至羡慕那些被关进“渣子洞”里的人，他们比我幸福，因为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牢友，相互鼓励，相互安慰，汲取着对敌斗争的勇气和精神力量，而且也不用每天吃药和打针。我的周围每天只有眼里带着怜悯、同情和不可抗拒目光的医生、护士和那些充满歇斯底里、狂喊大叫，或痴痴呆呆愣神，嘴里含混不清不知说些什么的疯子。我不是疯子。我这个“疯子”是我残忍的父母恶意制造出来的。一、半夜，父亲摸进我的房间人们常说，虎毒不食子。可是我遭遇的这只虎是食子的。这只已经故去11年的淫虎，就是我的父亲。他是我人生悲剧的总策划、总导演。我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当年是军队中的一名干部，后来转业到北京某大学组织部任负责人。母亲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年轻时很漂亮，也很有艺术才华。我家原住北京朝阳区。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按当时的条件，家里居住的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三室一厅，父母住一间，弟弟住一间，我和小妹妹俩人住一间。那年我16岁，小妹妹只有9岁。一天深夜，我忽然被人搅醒，醒来后发现漆黑的床前坐着一个男人，他的手掌伸进我的乳罩，在我尚未成熟的乳房上乱摸着。我惊得刚想大声喊叫，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父亲。我羞愤难当，猛地一把推开他的手，低声斥责了他几句。父亲没有说话，尴尬地退出我的卧室。父亲走后，我捂住被子委屈地一直哭到天亮。父亲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收敛，类似的事情在以后的数天里又连续发生几次。我实在忍不住，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对我说，以后你睡觉前把门插死，你父亲就进不去了。我依照母亲的意思，每天睡觉前把门牢牢插死，并在门后放了一把椅子，以防门被弄开，父亲碰到椅子也会将我惊醒。谁知没过几天，房间的门闩被人拆掉了。当天夜里我睡熟之后，父亲又摸进我的房间。等我醒来，发现自己的内裤已经被褪到膝盖以下。我惊骇地翻身坐起来，刚想大声咒骂，父亲急忙伸出手捂住我的嘴，然后他压低声音几乎用一种哀求的语调向我提出了那种要求。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父亲，翻身下床直接冲进母亲的房间，向母亲哭诉了父亲禽兽不如的无耻行径。这次母亲听完，却一反常态，冷冷地说了一句：“谁知道你们俩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事我管不了!”母亲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给我炸懵了。在家里，母亲是唯一可以保护我的人，可她突然撒手不管了，并且出语伤人冤枉我，我既感到难以理解，心里也觉得十分委屈，一时变得手足无措，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流着眼泪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哭得比上次更凶、更猛，但声音依然压得很低。我不愿让父母听到，更不愿让邻居们听到。第二天，我神情恍惚地去了学校。见到老师，我提出去她家里居住。老师不解，望着我哭肿的眼睛，追问实情。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将父亲污辱我的真相吞吞吐吐地告诉了老师。老师惊呆了，她立即将此事汇报了学校领导。校领导和几位富有正义感的教师立刻联名给我父亲单位写信，反映了情况。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下班回家，进门后他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走进自己的房间，连晚饭也没吃。夜里11点多钟，母亲将我叫到她的身边，流着眼泪对我说：“冰儿，明天你和我一起到你爸爸单位，澄清事实，告诉他们那件事你是一时糊涂瞎说的。”我执拗地摇了摇头说：“不，我没有瞎说，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老师告诉我要诚实，我不能讲假话。”母亲伸出手，“啪”地一个耳光打得我天旋地转。打完后她恶狠狠地说道：“你爸爸要是有个好歹，咱们这个家就完了!我不能让你毁了这个家!”说完，她骂骂咧咧地将我撵回自己的房间。第二天傍晚放学后，我回到家里。父母脸上挂着笑容，样子显得格外亲热。父亲略带歉意地向我赔了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声音动情地说：“毕竟是一家人，毕竟他是你父亲。你喜欢诗歌创作，我们也没有帮助过你。你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是诗人，已经约好了今晚见面。带上你的诗稿，一会儿我们就走。这个人全国的编辑部都很熟。他不仅可以帮你修改，而且也可以帮助你发表。”当时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听了母亲的这番话，连日来心中的怨气消了一大半。我刻意给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希望能给初次见面的诗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父亲早以备好了车。汽车往西北方向大约开了40分钟的时间，下车后我感到挺奇怪。没有去那位诗人家里，倒像是进了一所医院。母亲说，诗人家里来了客人，说话不方便，就约在这里见面。我沉浸在兴奋之中，对此话毫不怀疑，坐了一会，门外走进一位30多岁的阿姨，端来一杯类似饮料的东西，她将饮料递到我的手里，说：“这叫水花露泉。具有调节神经，辅助思考的作用。有助于青少年智力开发。”我当时很单纯，听了水花露泉的名字觉得非常浪漫，极富诗意，很快就把杯里的液体喝得一干二净。喝完之后，我感觉有些困倦，手捧着一大摞诗稿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后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我睁开眼睛，发现我的几个同学围在我的床前呜呜地哭。我莫名其妙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告诉我，我已经睡了三天三夜。母亲说我患了精神病，今后再也不能上学了。我得了精神病？精神病不就是疯子吗？我怎么会成了疯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相信这只是母亲一时生气乱说的。等同学们走了之后，母亲冷冷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再上学了，在家里疗养，因为你的神经出了毛病。”这时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我据理力争，跟母亲反复强调说自己不是疯子，是一个正常女孩，但是没有用。母亲强行把我反锁在家里，不允许我再和外人接触。三天后，我砸碎了窗玻璃跳了出来，背着书包去了学校。父母知道后，硬是把我从学校里拖了回来。回来后，母亲用手指着被砸坏的窗户大声地向邻居宣布：“我们家冰儿得了神经病，以后大家都少跟她来往。”邻居们为我感到惋惜，但是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宣布这个消息的人是我的母亲。出了这事之后，我被看管得更紧了。父母将所有的窗户全部从外面牢牢钉死，又安装了铁护栏，想砸也砸不开了。老师和同学们非常关心我的事情，几次来家探望都被父母拒之门外。我赖以生存的家，变成了我的牢房。没过多久，我被父母正式送进了医院。我患有精神病的医疗诊断证明为父亲开脱了罪名，成为他“清白无辜”的最好佐证。从此，我的“疯话”再也无人相信。二、疯人院，令人恐怖的人间地狱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医院，目的是为了让医生认定我有精神病，要求收我住院，但是被医院拒收了。当时喝了一杯名为“水花露泉”的大剂量镇静剂，就被父母带回了家。父母在北京的医院碰了壁，便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后，又将我送到河北省的一家部队医院。这家医院坐落在偏僻的山沟里，距北京大约六、七百公里。父亲曾经当过兵，与这家部队医院的院长关系很熟。父母为我正式办理了住院手续，所有的住院程序及治疗方法与其他精神病患者无异，唯一不同的是，其他病患者是因为患病住进医院的，而我是父母托关系住进去的。不容许辩解，更不容许反抗。与其说我是被送进医院的，倒不如说是被五六个人强行押进医院的。精神病患者的住院处与其它患者不同，看管的很严，网状的铁栅栏门窗异常牢固，白天有人监视，晚上有人看管，大门昼夜24小时上锁，绝对不允许病人跨出住院处大门半步。从此，我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如果说疯人院是精神病患者理想的疗养场所，那么对于常人而言，则是一座令人感到异常恐怖的人间地狱。医院严格管理按理说是一件好事，每天要求你按时吃药、打针，这有益于病人恢复健康，处处监视你的行动也是为了安全和避免患者走失。可是这一套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的管理模式，用在常人身上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人格污辱与巨大的精神折磨。在医护人员眼里，一视同仁，住进医院就是病人，你愈是强调自己没有病，进行辩解，吵闹，愈说明你病情严重，想方设法逼你就范。正常人在精神病院里住久了，如果没有超常的承受能力，不是疯子也能渐渐地把你逼迫成疯子。刚进医院时，我不懂医院里的规矩，每当吃药打针的时候，我都进行强烈的拒绝和反抗，大声顶撞医生和护士，甚至大吵大闹乱踢乱咬，以头撞墙等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吃了很多亏，不仅给我增加了打针的次数，而且还加大了药的剂量。我心里愈加愤恨，将医生和护士视为父母的帮凶和自己心中的仇敌。有一次，护士给我打针，我极力抵抗，最后将护士手中的针管抢夺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且哭喊着大骂自己的父母和医院的医生、护士残无人道、没有人性。我的举动惊动了整个住院处。很快，几名医生和护士出现在我的面前，七手八脚动作十分麻利地将我按倒在病床上，强行给我扎了令人十分恐怖的“五联体针”。两寸至三寸长粗细不同的5根银色钢针，从我的人中、合谷、足三里等穴位狠狠地扎了进去，一边扎、一边捻，最后又在钢针上通上电流，进行更加强烈的神经刺激。我浑身痉挛，痛苦地挣扎喊叫，但是无人理会。扎完“五联体针”后，我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躺在病床上浑身软得像棉花一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这次治疗后，我一连半个月都无法下地走路。后来我才弄清楚，医生和护士根本不惧怕病人吵闹、踢打和反抗，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每天做的就是治疗和制服病人的工作。他们不怕病人疯狂，怕的是病人走失和逃跑。如果病人丢失，医生和护士是要承担责任的。精神病院有规定，谁送进来的病人出院时要由谁来接走，其他人一律不能代替，病人来去监护人都要进行签字入档，毫不含糊。正面抵抗毫不奏效，吃了不少苦头，万般无奈我只得每天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和打针。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泪，也在淌血。每次吃药和打针，我都有一种被人强奸的感觉，甚至比强奸还要痛苦。每天都要按时被强奸数次，不仅不允许你反抗，老老实实地配合，将来临走时还要陪着笑脸向强奸你的人道声感谢。医院的条件不是很好，没有空调，夏季屋里很热。二十几平方米的病房里居住着七、八个病人，而且还都是疯子。炎热的气候，郁闷的心情，满目皆是疯子，每天不可抗拒的精神强奸，失学的担忧，父母的无耻与残暴，每天交织、搅和在一起，令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烦躁。满屋的精神病人，病情或轻或重，或痴或呆，或癫或狂，每天挤在一个屋里生活更是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惧。夜里总是失眠，开始一段时间内，每晚睡觉时我都侧耳倾听着周围病床的动静，谁的床一响，发出点动静，马上就会警觉起来，真担心哪个疯人犯了病，在我睡熟之后悄悄地到我的床前，不分青红皂白地猛然伸出双手将自己掐死。睡着之后，也总是做噩梦。白天精神恍惚，懒得梳理、懒得说话，总是痴呆地死盯着病房的天花板愣神，倒像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心地善良的人，看到精神病人发作时心里是很难过的，会深深地为他们感到惋惜。有一次，我坐在床前吃午饭，刚端起饭碗，同屋居住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疯女人，猛然从背后伸出手来，啪地一声将我的饭碗打掉在地上，饭菜洒了一地。我刚想发火，她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说：“别吃，饭里有毒!”望着她那副神经兮兮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精神病院里发生的事，往往既让人觉得可笑又令人感觉心酸，甚至令人感到十分恐惧。还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隔壁病房有个女病人，因白天与我同屋的女病人吵架，夜里来报复。半夜，她脱得一丝不挂，悄悄推开我们病房的房门，然后轻轻撩开和她吵架的那个女病人的被子一角，突然抱起对方的一只脚，狠狠地咬了一口，疼的那个女病人“嗷嗷”地连声嚎叫。我被惊醒了，借着朦胧的月光，忽然看见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泛着白光的女人伫立在自己面前，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打开灯之后，才知道是邻屋的女病人。这一幕在我眼前晃动了很久，每次想起来都令我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每天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恐怖的氛围里，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真担心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成其他病人的模样。我计划逃跑，并借在院里散步的时候，观察好了逃跑的路线。有一天，我趁人们都在前院探视，后院空无一人的时候，环顾一下四周没有人注意，便悄悄朝后院溜去。来到后院我飞快地脱掉病号服，随手塞进一间破旧库房的窗户内，然后踩着库房的窗棱，爬上房顶，双手抓住眼前的一根树杈，跳到一棵紧邻院墙的大树上，我看到了大街，如果顺着墙头溜到了街上，我的逃跑计划就成功了。谁知，这时后院响起一片乱喊声和“咚咚”的脚步声，护士们发现了我，一群人喊叫着追过来了。我心里一阵慌乱，狠狠心一闭眼从三米多高的院墙上跳了下去，我的脚被扭伤了，疼的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医生和护士急忙奔向前门，绕过院墙，追赶到我的面前，然后连拖带架地将我带回了住院处。我被牢牢地绑在住院处的治疗床上，心里充满了愤怒与恐惧。主治医生很快赶来了，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逃跑？”我忍着剧痛大声喊到：“我没病!”他继续问道：“以后还跑吗？”我一连大喊了三声：“跑!跑!跑!死不了就跑!”主治医生朝旁边的女护士示意，轻轻地说了一句：“五联体针”。然后走到桌边在处置单上开了医嘱。我的愤怒达到了极点，竟然忘却了恐惧不顾一切地吼叫：“你不是就这点权力吗？你扎吧，扎不死我还跑!”主治医生气得脸色铁青，转身对护士说：“她的病情比较严重，如果不给她治服，以后还会给我们惹麻烦的，再加一个拔罐!”说完，又在医嘱上补充了几笔。扎完“五联体针”后，我疼的浑身抽搐，口吐白沬。女护士用一块棉纱布擦掉我嘴角的白沬，然后松开捆绑我手脚的布带，扶着我仰坐起来，脱掉我的上衣。我赤裸着上半身，被护士脸朝下按在病床上，准备做拔罐治疗。“拔罐”又称“拔罐治疗法”。这种疗法看似像中医的拔罐，但是又有所不同，看似平常，实施起来非常恐怖。拔罐使用的罐是大口罐头瓶，径深口大，吸力极强。酒精燃尽罐内空气后无情地扣在脊背上，上下两排并列，一共八个。不知过了多久，罐被揭开了，我的脊背上出现八个乒乓球大小的水泡。做完拔罐治疗，我被护士推回病房，昏昏沉沉地趴在那里浑身疼痛得整宿难以入眠。第二天上午，护士走进我的病房，再次将我推进治疗室，进行第二次“拔罐治疗”，三个星期算一个疗程。就这样，以后我每天都被推进治疗室进行一次“拔罐治疗”，一直挨到整个疗程完毕，当时是夏天，我的脊背全都溃烂了，又化了脓，护士们视而不见，严格遵照医嘱，一次不拉地在我的脊背上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在医院里我想到过死，但是又不忍心去死，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年仅16岁，美好的生活历程才刚刚开始，对未来依然充满了渴望和幻想。一个月后，我开始创作诗歌，诗歌创作成为我发泄愤怒、排遣寂寞、寄托感情的最好方式。仨月后，医院见我情绪变得很稳定，给我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接我出院。父母不同意，父亲亲自跑到医院和院长协商，结果又延长3个月住院期。3个月后，父母依然不肯接我出院，没办法，医院派一名男护士专程将我从河北护送回北京。三、疯子，成了我的代名词父母采用卑鄙手段已经达到了“丢卒保车”的目的，出院后对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了，开始允许我四处走动，但是反复叮嘱我出去后不能“乱说”。住了半年医院，我感觉这个世界变得莫名其妙，人们看我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样友爱，所有熟悉我的人眼光似乎都起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曾经要好的同学大部分不愿意再和我来往，像躲避瘟神一样地有意躲着我。街头的一些小流氓开始伺机对我进行性骚扰，经常嘴里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对我动手动脚。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再也无法忍受人们异样的目光和表情，再也不想上街，再也不想见到熟悉我的任何人。因为休学时间过长，我已被学校除名。我每天强迫自己关在家里，一边进行诗歌创作，一边自学课本知识。在休学的4年中，我自学了初二至高中的全部课程。79年7月，我参加了北京市招工统考，考试成绩在我居住的双井地区近万名考生中名列第二。我将成绩单捧到父母面前，想通过我的考试成绩得到他们的认可，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女儿不是一个疯子，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学生。母亲看完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要面对现实，坚持吃药，以后犯了病还得进行治疗。”听到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统考后，由于成绩优异，我陆续收到13家用工单位寄来的面试通知书。我全然没有理会。北京邮政系统欲招2名炊事员，我欣然报了名，当年这是一份年轻人不屑一顾的工作，我并非对炊事员工作感兴趣，而是对邮政系统的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强行将自己关在家里的几年里，诗歌创作成为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代我邮递诗稿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正是那些神秘的绿色天使。我想通过炊事员做跳板，将来寻找机会转行做一名令我神往的邮递员。面试时，邮政系统的分拣局局长也在场，他听完我的考试答辩，当场决定破格录取我为邮政分拣员。邮政分拣局是邮政系统的中枢神经，对分拣员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反映灵敏，而且要有超强的记忆力，我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完全可以说明我的精神状态是十分正常的。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我的心情舒畅极了。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没有人了解我过去的遭遇，听不到讽刺和讥笑，也看不到轻蔑和怜悯的目光，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工作起来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月底发工资时，我去领自己的薪水，会计说：“你的工资已经被你的母亲领走了。她说你的精神不太好，得过精神病，怕你把握不住自己乱花钱，她说先替你保存着，用时再向她要。”听完这话，我像掉进万丈深渊，眼前一阵发黑。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丧尽天良的母亲呢？这不是将我往死路上逼吗？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得过精神病的消息很快在局里传播开了。在周围许多同事眼里，又见到了那种令我感到恐怖、羞愤、尴尬、无奈的眼神，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我再也无法忍受父母这种赶尽杀绝的暴虐行为，找到区妇联领导向他们哭诉了自己多年来悲惨的遭遇，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做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妇联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几次派人下到街道、派出所及我父亲的单位了解情况，但是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所有被了解的人口径十分一致：“别听她胡说，那是个疯子!”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出现一片幻觉：精神病院出据的医疗诊断证明，在我眼前像巨大的雪片一样飞舞着，狼狈为奸的父母忽然从黑暗中探出身来，疯狂地将雪片抢在自己手里狂笑着。我忽然感觉自己变成了《西游记》中头戴紧箍咒的孙悟空，父母身披袈裟，双手合十，嘴里呢喃地念着咒语。我双手紧抱头颅，在父亲的咒语中，疼痛得倒在地上来回翻滚。恍惚间，一队身披盔甲、手持各式古代兵器的天兵天将，脚踩祥云从天而降，朝我此时已变成妖魔般模样的父母狂喊着杀来。这时，忽见父亲轻抛手中雪片，雪片飞快地增高变大，刹那间变成一道厚重巨大的玻璃墙横挡在天兵天将面前。父母藏躲在玻璃墙后面，表情怪怪地笑着。面对坚如磐石的玻璃墙，天兵天将连声叹气，无可奈何地腾空飞走了。玻璃墙不见了，父亲变成一只硕大的令人恶心的蝙蝠，张开巨大的翅膀朝我扑来，我吓得“啊”地一声大叫，浑身惊出一身冷汗。 “你不要命啦!”路边岗楼里的警察一边朝我叫喊，一边用手朝我指指点点。我从幻觉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骑车正行走在街头十字路口中间。我煞住车闸，推着自行车朝警察走去。“你有神经病啊？一边看着我一边闯红灯!”交警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大声喊叫着。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出现幻觉，边看着警察边闯红灯，险些酿成车祸。我感觉自己被逼上了绝路，四年的艰苦自学，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改变人们对我的印象，母亲对会计说的看似关心我的几句话，再次将我推进深不可测的精神地狱，我又变成了人们眼里可怜的疯子。浓重的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我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身心非常疲惫，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渴望得到友情、爱情，给我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以及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81年冬季，我与本单位的一名邮件押运员相爱了，当时我22岁，父母知道后极力反对，认为对方社会地位低贱，与我们的家庭门不当，户不对，想方设法要把我们拆散。为了逃避家庭的继续迫害，与男友结识半年后，我搬到他家里居住。我与男友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购买了准备结婚用的家具。父亲知道后，背地里找到我的男友，告诉他我曾经得过精神病，并明确表态反对我们的结合。男友态度很坚决，根本不相信我患有精神病，坚持要和我在一起，不久，我怀孕了。父亲知道后亲自跑到我的单位，向单位领导状告我的男友，说他欺负了一个精神病人，要求给予处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与男友向单位提出结婚的要求。父亲知道后，再次跑到单位，威胁单位领导不能给我和男友开据结婚证明。这时我已经怀孕四个半月。没有结婚证明就无法去领结婚证。无奈我与男友商量后，决定先把孩子做掉，男友同意了。不久，我住进医院，狠心做掉了孩子。四天后，父母接我出院。他们没容我和男友见面，家也没回，驱车直接将我送进北京安定医院，一住又是三个月。这期间，男友曾经到医院探望，见我服完药后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确信我父亲说的话是真的。从此，他离开了我。按医院规定，出院10 日内算“试出”，如果10 天内病人出现异常现象，就要将病人送回医院重新进行治疗。出院后，我被父母关在家里不准出门，他们害怕我和男友联系。第8天晚上，我瞅准机会溜了出去，没想到被父亲跟上了，当我准备踏进男友家门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第二天上午，我被重新送回精神病院，又被迫住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