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还保留着我们结婚时的布置,只是,家里遍布灰尘,显然许久没有人住过了。我向杨妮的姐姐家走去,她姐姐见到我时,甚至来不及吃惊,泪水就流了下来,她说:“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们了呢。”她拉着我的胳膊坐了下来,“是杨妮命不好,就算你不要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就这样,姐姐向我讲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就在我出国一个星期后,杨妮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被3个歹徒强奸了。事发后的第二个月,她发现自己竟怀孕了!她去医院想打掉孩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医院说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够做流产,否则就会诱发习惯性流产,导致以后再无法生育。最要命的是,杨妮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我在出国前留下的,还是歹徒的孽种。万一是我的孩子,打掉以后就不可能再有生育的机会了。左思右想之后,杨妮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跟我离婚:如果是我的孩子,她会用后半生将孩子抚养长大,有了这个爱情结晶的陪伴,她将不会再觉得寂寞;如果不是我的孩子,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拖累,她会带着孩子悄悄离去…… 然而,等到孩子出生后,杨妮只看了她一眼就当场晕了过去——孩子一点也不像我!还在月子里,杨妮就抱着孩子去验了血型。我和杨妮都是B型血,孩子的血型却是AB型,她果然是杨妮被强暴后留下的苦涩果实。 杨妮的姐姐讲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心如刀绞。走进杨妮的房间,最先进入我眼中的就是那个孩子:一个不满1周岁的女婴,眼睛闭得紧紧的,正睡得香甜。孩子的鼻梁很低,这和我们都不一样。这残酷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 就在这时,杨妮进门了。一见到我,她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久别重逢,谁会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我走上前去,满身疲惫地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她用探求的眼光望着我,我重新拉住她,把她的头贴在我的胸口。我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所以我求你跟我回去吧。”我感到了她在抽泣,开始只是小声地哭泣,渐渐地,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原本僵硬的两只胳膊也缓缓地围到了我的腰上,终于,她的泪水如同洪水决堤般涌出。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 从德国回来后,我分到了一室两厅的住房。一个月后,杨妮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杨妮带着孩子的归来让我明显地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令我万分尴尬。于是我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即使走在路上,也总是低着头,怕撞见熟人。 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杨妮所表现出的母爱的天性只能让我感到惭愧,因此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厌恶越来越深。杨妮给她起名叫点点,让孩子跟她姓邱。 转眼间点点已经3岁了。平常,她叫我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她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爱她的人。她害怕我,渐渐地,我发现她叫我时似乎总是怯怯的。能叫杨妮做的事,她绝对不会来找我。我承认,点点一叫我爸爸,我的胃立刻就抽搐起来,异常地难受。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 2000年10月的一天,杨妮起床迟了,她叫住我,想让我送点点去托儿所。点点站在杨妮的身后,小手抓着杨妮的衣服,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几乎想都没想,我就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泪水含在了眼眶里。杨妮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送她吧。”说着,她拧开了门锁,走下了楼梯。我的嘴张了两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孩子趴在杨妮的肩头,把手指含在嘴里,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朝她挥了挥。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让点点突然焕发了热情。她高兴极了,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再见,爸爸,再见!”我的心猛地一动。那天,我的耳朵里一直回响着点点和我说再见的声音。 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托儿所。点点的教室我并不知道,问了人才找到了3楼。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老师见我面生,走出来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老师叫她的名字,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晚杨妮回来时,表情是那么地惊喜。她问点点:“是爸爸接你回来的吗?”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点头。“爸爸好不好?”杨妮问。“好!”点点响亮地回答。我一言不发,我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孩子无罪!”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它超越一切狭隘的情感汹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