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在北京当保姆 称体验生活不想变成作秀
文章来源: 新京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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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女作家董明侠为体验生活来京当保姆，称渴望作品震撼人心 对话动机
11月30日，武汉女作家董明侠揣着六百元来到北京。随后，她每天的精力放在应聘当保姆上。期间，她也当过一天的餐馆杂工，并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寻找机会当群众演员。12月23日，接受本报采访前一天，她入住小街桥附近一家家政公司的临时宿舍，等着被雇主相中带回家。董明侠这些经历被媒体报道后，有人对其行为表示质疑，认为她想借机炒作。
昨日发稿前，董明侠告诉本报记者，她已被六铺炕一户人家带回家当保姆，主要是陪腿脚不便的女主人走路锻炼、并为主人家做饭、打扫卫生。男主人评价，从刀功看，这位“保姆”好像没下过厨房。
-对话人物 董明侠
女，笔名千里烟。当过十五年中学教师，现为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政治辅导员。从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2004年完成三部长篇小说：《爱情豆豆》、《期货爱情》、《安全出口》。董明侠因网络小说《爱情豆豆》一夜成名。在2005年1月揭晓的“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中，她的《爱情豆豆》以微弱优势获得一等奖。
四块钱的手套舍不得买 那几天手伸出来像被刀割一样，特别想要一双手套，但没舍得买。尽管只要四块钱，我怕钱不够。
新京报：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现状，从报道来看，你已经辗转了几个地方。
董明侠：我是辗转了几个地方，但是主要有一个“老窝”———朝阳垡头一间两百元租的小平房。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空的木板床，而且摇摇晃晃。我又没有什么行李，出来很简单的。
新京报：你来北京带了多少钱？什么行李？ 董明侠：六百元，几件衣服，几本书，一台笔记本电脑。
新京报：是故意让自己离家后就进入困窘的状态吗？
董明侠：对，我不能很优越地带几千块钱，那就是出来旅游的，而不是出来深入底层了解生活。租了房子后，我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两床被子和被套。
新京报：五十块能买到吗？
董明侠：真的。我是说实话。你说我到什么地方买？不是超市，是垡头市场。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很便宜的、质量很差的水货有市场。因为有人需要，而且有很大的市场。
新京报：你以前不知道这种市场的存在？ 董明侠：以前不知道。我以前买东西都到超市，五六百元花出去眼睛都不眨的。
我穿的这双皮鞋五百块，这件风衣三百多。当时(买被子)为了五块钱砍了半天的价。是军用的被子，薄薄的，但我不想直接盖，怕脏，所以买了被套。天也快黑了，老板发了善心，同意了。
新京报：你怎么打动老板的？ 董明侠：我说我实在是没有钱，当时刮着北风，我没穿棉袄，身上发抖。
新京报：这种状况你在出发之前设想过没有？
董明侠：我想过，去年的时候我也受到这种苦。但上次不是这么冷的冬天。那几天手伸出来像被刀割一样，特别想要一双手套，但没舍得买。尽管只要四块钱，我怕钱不够。
但是，我觉得到了夜晚，把小门一关，进行写作的时候，觉得特别自由。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是自己想做的事。
新京报：你正在写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董明侠：《城市森林》。刚开始书名定为《无处停泊》，写人类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精神处于漂泊的状态。
新京报：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保姆吗？
董明侠：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大学生，她在北京的生存状态跟我现在差不多，身上只有很少的钱，在北京的遭遇让她感到震憾。
新京报：你为什么选择保姆这个行业来体验？
董明侠：保姆一般都有一段辛酸史，她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家庭和背景，又进入各种各样的家庭和背景，是我进入文学、把握生活细节的很好的切入点。我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都是对生活有理想、去奋斗的女性。
新京报：你找工作时会跟其他保姆交流吗？
董明侠：有，我昨天就住在家政公司。事实上我受到很大的震憾，我流泪了，我听了一些保姆的故事。比如说睡在我下铺的湖南女孩，25岁，这两天没有雇主带她走，她就每天坐公共汽车到王府井看书，一看就几个小时。
新京报：你怎样去了解她们的故事？ 董明侠：我不会特意问。
这样的人有可能有自己的伤疤，会对别人怀有戒备。我是随缘的，不会为了自己的小说，去揭人的伤疤。 餐馆杂工仅仅干了一天
我那天吃的第一顿是前一天晚上老板来了客人吃剩的菜，没有荦腥，菠菜、白菜，加一点汤，放在桌上让我吃。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一些想聘用你的雇主知道你其实是作家时，对你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董明侠：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让媒体知道，一开始是偷偷地找(工作)，但是一名女士把事情告诉了一家媒体。当记者找到我时，我觉得非常突然，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人行为，不想演变成一场作秀。
新京报：那你的事情是怎么被张扬出去的？
董明侠：当时有位雇主一定要查实我的身份，我当时没带身份证，而随身带着袋子，装着我写的书，没办法，我就给她看了。
新京报：你可以不接受采访呀。 董明侠：我以前也接受过一些采访，对采访我并不排斥。
新京报：你不担心媒体报道后，有可能破坏你体验的效果吗？
董明侠：坦率地说，当记者说要采访我时，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损伤，因为我不是在做坏事。我是写作者，出了一些书，记者报道一下、宣传一下也不为过。但我后来就学精明了，找工作不再暴露身份。
新京报：怎样掩饰身份呢？ 董明侠：举个例子吧。我在一家餐馆当了一天杂工，老板以另样的眼光看我。他说，我看你不像干过活的人。
我在家都被妈妈宠着，确实不怎么干家务。我说，您留下我试用一下吧，老板后来同意了。早上十点钟我去了，拖地、抹桌子、用冷水洗碗。
我那天吃的第一顿是前一天晚上老板来了客人吃剩的菜，没有荦腥，菠菜、白菜，加一点汤，放在桌上让我吃。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吃过别人的剩菜，但是我又不能做得太特别，就夹了几筷子青菜，吃了一半，就泡了开水，吃下去了。当时觉得特别委屈，后来我偷偷跑回住处泡了方便面吃，实在太饿了。
新京报：你只当了一天杂工，是不是受不了这种待遇？ 董明侠：原因很多，当时意志不坚定吧，有一种无端的焦虑情绪。
新京报：听着这些经历，感觉你还没有改变身份，进入状态。
董明侠：对呀！不能一下子进入角色。很委屈，当天晚上就哭了。我后来反思，为什么不能降下来，为什么无法进入？我当时真的是含着眼泪夹别人吃过的剩菜呀。
新京报：亲身经历对于你的写作来说很重要吗？ 董明侠：对。不经历过，很难写出实实在在的东西。
新京报：但是有很多作家笔下的主人公的生活是他们无法体验的。
董明侠：也许我比较笨，我无法达到那种境界，我渴望写出震憾人心的作品。我希望我的写作有所提升，所以我甘愿去经历一些我当初认为的苦难。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经历苦难，我有一些在别人眼里看来矫情的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说，我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接触了也做了。
我写《爱情豆豆》时，有一个情节是女主人公深夜被抢，她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去年在北京)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当时在回地下室时被两个歹徒抢劫。如果没经历，我可能会写女主角很恐怖地喊“救命”，但当时只有一声非常无助的尖叫“啊”，像动物被屠宰。
要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 我把自己的理想都埋没了，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我想我要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就这么豁出去了。
新京报：你去年也来过北京进行这种体验？ 董明侠：是的，去年9月份，写《爱情豆豆》的时候，在北京地下室住了三个月。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
董明侠：我非常喜欢北京。北京有许许多多外来人口，这些人比较有故事，都是有些想法的。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思想上就会发生碰撞。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告诉家里？
董明侠：没有。作为女儿我无法离开母亲，作为母亲我无法离开女儿。但这样下去我太痛苦了，我想我做了三十五年乖乖女，这回我要为自己活一回。
新京报：什么时候告诉家里的？ 董明侠：上火车后打的电话，家里乱作一锅粥。后来我被抢了也不敢告诉家里。 新京报：为什么？
董明侠：家里人一开始不能理解。作为女人，我为家庭已经贡献了十几年，我把自己的理想都埋没了，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我想我要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就这么豁出去了。
新京报：2004年之前你当了十五年中学教师，后来离开这个岗位是因为写作吗？
董明侠：这背后有心酸的故事。十五年来我兢兢业业地教书，被评上武汉市优秀教师，35岁评上高级职称。2003年9月我接了一个班，学生非常调皮，但我很喜欢这些学生。2004年9月，学校要把我调到其他班，我无法接受，就离开了学校。
这件事是一个导火线，我想是我的内心与这个环境以及教育这样的大背景不相融，所以我全身心地投入另一种生活。
新京报：家人现在理解吗？ 董明侠：理解了。 新京报：是因为你成功了吗？
董明侠：年初我不是得奖了吗，还有些奖金。我给母亲买了一套二手房，安排得好好的。女儿有鼻炎，我花了五千多给她治病，手上有的一点钱也给了老公。他们应该理解我吧，我所有的付出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实现人生梦想，我辛苦挣来的钱都用在他们身上。我母亲特别感慨，她说，我为女儿感到骄傲。
新京报：听起来你的家人是因为你获奖而改变了对你的看法，假如没有这些呢？
董明侠：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现在回过头来看，(假如没有这些)，也许我一无所有，流落街头。 新京报：包括他们的理解也得不到？
董明侠：肯定。现在确实有很多为了理想生活的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当时真的是把自己逼上绝路。必须成功，不许失败。要怀着坚定的信念做一件事情。还有，不要在乎别人说你什么。
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明白自己喜欢做的事和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新京报：你现在觉得幸福吗？
董明侠：昨晚睡在高低床上，我想，这就是我选择的，我觉得很幸福。
新京报：你现在这种状态是暂时的，如果持续一年、两年，你还会觉得幸福吗？
董明侠：这也是我的追求。我觉得我的幸运在于，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进入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有朋友邀请我坐奥迪看《无极》，我也可以做保姆，在餐馆打杂。
新京报：看《无极》？ 董明侠：是的，一位喜欢我作品的朋友。但是后来觉得反差太大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新京报：你随意进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客串各种社会角色，并以此为乐，是否是一种矫情？
董明侠：这说明我在关注他们，不管以什么方式。别人为什么不来矫一下情？其实我也过得非常苦，我也是一个精神苦旅者。我在思考，我一直渴望社会进步。什么叫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有一口饭吃，人人都能说话。
新京报：你是想通过作品发出这种声音？ 董明侠：其实现在作品是次要的。我通过接触打工仔、保姆，生活态度变得严肃。
新京报：这个怎样理解？ 董明侠：一个是我珍惜我现有的东西，第二个是我思考以后如何切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他们。
比如说北京，一方面是高楼大厦，豪华的娱乐场所，一方面是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们，我觉得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和谐气氛。
新京报：你希望通过作品来改变社会现状？
董明侠：通过某个作品、某个人改变社会现状，这太夸张了。但我想我能够这么做，也是写作状态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是一种觉醒，不是只关注个人私人化的写作，而是关注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