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上半篇提到：时隔六十多年，我听到了外公遇难的真相，非常震惊而且痛心。那天，温婉的小姨触景生情说出的秘密，令我的心久久无法平复。
书呆子外公
外公屈薰然是屈原的后代，原来家里有完整的家谱（土改时被抄家，就遗失了）。母亲说过，屈家在清朝后期曾经一门出了四位翰林，其中有一位特别被慈禧太后看重。不过到了外公这代，已经完全不想做官。外公是学问深厚、头脑简单的书呆子，精通数门外语，尤其是精通两门少有人懂的梵文和藏文。
“五四”运动前后，外公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当助教，后来从经济系毕业。
那段时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外公不但与毛有过接触，而且对毛的印象不错，对毛鼓吹的新思潮也能理解甚至赞赏。外公本来可以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身为一名四川人，总觉得在北方“混”，不太适应，于是回到四川。
在亲友的煽动下，外公去投资川江轮船公司，结果投资失败；令他对大城市更加敬而远之，就退回到家乡，专心做学问：编撰汉藏、汉梵大字典。
外公一定没有仔细读过Mao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且多年在大城市的文化界生活，不知道中国农村，乃是革命和暴力的温床。他的独门绝学，在乡下人眼中不值一文，他的家产，才是他们窥伺觊觎的目标，当革命与金钱互补互利，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外公患有肺结核病（我母亲年轻时也有），人很消瘦。我家里原来存有外公和母亲四姐弟的照片，外公着长衫，戴墨镜，手握文明拐杖，坐在家中花园的假山下，三个女儿都剪着‘娃娃头”，很可爱。文革中造反派为了查找“反革命”的证据，“抄走”了家里的照片。“落实政策”后，归还了几大包照片，但都不知是谁家的照片；恐怕我家的照片也流落到他人家中。
两位外婆的家族
外公有六个成年的子女，我的亲外婆生了三女一男；续娶的孙/小外婆生了一儿一女，六姐弟关系极好。
上次说过：我亲外婆姓高，是当地的望族，泸州大曲最早的三口酒窖就有高家的一口。高外婆的四个儿女中，母亲排第三，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两家合并的大排行中母亲排第十。在家书中，母亲被称为“十姐/十妹”。
高外婆在母亲年幼时就过世了，外公又续娶了孙家的女儿，生了一儿一女，就是我们的十五舅和小姨（十六姨）。我以前听说，小外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这次小姨说，小外婆一直活到了1970年代，而且对小姨讲了不少当年的往事，与我们原来听到的大相径庭。
小外婆的母亲姓刘，那位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刘国鋕（红岩中的刘思扬）是她的侄子。
外公是大地主
尽管我的舅公刘国鋕是革命烈士，母亲却一直生活在“大地主”出身的阴影之下。母亲解放前在北大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还差点被国民党抓捕。当时党请她“入”她犹豫未入；解放后她想“入”，党说她出身不好、考验了她一辈子。党再次邀请她时(九十年代后期)，她已经连申请书都懒得写了。
我从小看母亲填写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地富反坏右”属于“黑五类”，地主排第一，前面还有个“大”字，已经“黑”到无以复加了。还听说在1949年，外公因害怕土改和农民运动而自杀。
到八十年代又听另外一个说法，是我一个舅舅（刘国鋕家族）的版本：说是1949年解放军进川之时，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给地方干部写了一封盖有公章的信，要求当地党组织一定要保护好外公，理由是解放军进军西藏时，需要懂藏文的知识分子随军进藏，好对藏族的上层人士解释党的政策。
又说，在解放军的大部队解放四川之前，外公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他因害怕农民的暴力运动，就自杀了。母亲因次而一直被党怀疑、考验，外公的其他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不能在重要的岗位和好的地点工作。
被隐瞒的死亡日期
这次从小姨收藏的外公1951年写给五姨的信，和小姨自己的叙述，我才知道外公并非死在1949年，而是在1951年之后才死亡的。五姨妈一直保存了这封信，她过世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影印件，可见五姨是知道外公死亡的真相和时间的，只是没有告诉妹妹们（我母亲），也许是为了保护我母亲。
1951年时，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近两年，外公已经失去了土地和生活资源。外公在信中说到“我尽量坦白，然基本群众尚少了解，不信（我言）…我不存金银”。
小姨说，外公的土地被分给农户之后，他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过去那些年六个孩子三个上大学，三个上私立中学和小学，常常需要用现金交学费，他只能靠卖掉家里存的稻米，换钱来付学费和其它开销。
农会主席要金子
不过当时的农会主席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一心认为外公家里藏了金子，非要把这金子挖出来据为己有，绝不肯善罢甘休。
母亲在去世前几年偶然提到，她记得小时候看到过家里有许多“金叶子”，就是写在铂金片上的藏文佛经。
但是抗战期间，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之后，放“藏经”的房子被炸塌，金叶子也都遗失了（可能是被周围的人挖走了，当时外公住在城里）。莫非这就是农会头子要找金子的消息来源？
外公染有慢性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农会主席为了得到的金子，给外公上酷刑，比如跪在铺满玻璃渣的地上爬，手脚倒背捆起来吊在梁上（俗称鸭儿浮水），各种打骂折磨更是家常便饭。外公是解放军二野的司令部要求保护的进藏人才，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农会主席，为了金子，竟敢不理会最高层的命令（或者等金子拿到手之后再执行命令）。
外公惨死真相
后来外公实在不堪忍受日复一日的折磨，他虽然被关押在碉楼的某个犄角旮旯，但毕竟是自己的家，他很熟悉上顶楼的路径。某一天他趁看守人松懈之际，就独自上了碉楼，从窗
口跳下来。不知他是想逃跑、或自杀……
最恐怖的是，有人当场看见他跳下，因下面的土地积水，外公落在一个小水潭中，并没有死，民兵或者农会的人却没有相救，还当场开数枪打死了他。然后对外放消息说，他是因对抗土改而自杀。
此时外公的子女们，都在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还有几位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舍生忘死地“保家卫国”，
根本没人想到父亲会在家乡惨死。当年的富家子女，一旦认同“阶级斗争”理论，就对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产生很强的“负罪”和“耻辱感”，也会更拼命地表现出革命热情。
几个月之后，在城里读书的小姨和舅舅才听到外公去世的消息。当时已有一位好心的长工埋葬了外公，就草草埋在家院外面的小树林里面，后来，不断有人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外公的上面或者周边，以至于如今无法找出外公的真正墓穴了。
外公的哥哥屈欢然的结局更差，他直接被枪毙了。他唯一存活的儿子，我们叫他十四舅的，是一位物理学家。我们返乡时，他与我的妹夫大谈相对论，比我们这些小字辈显得更加天真、乐观。对生者而言，最好的生存之道，恐怕就是遗忘。
留在“要命的乡下”
我们很难理解，外公为什么要留在乡下，他可以住在成都，当时还有省议员的名额专门留给他；他也可以到重庆找个闲差事做，不少和他类似身份的人留在城里，都保住了性命，成了统战对象（这些亲友的事下次再谈）。
外公在乡间只想专注地做一件事，就是编撰《汉藏大字典》；
他若在城里生活，怕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学问。据说他写的卡片有十多箩筐。在他死后多年，还有四川省和重庆市图书馆的人惦记着，专门派人来到华洞家里，运走了当时还剩下的三箩筐卡片。
小姨说，屈家的家训是不离开泸县家乡。或许外公在去过北京、省城之后，并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和人情世故，或许他一直有着在田园躲避战乱的思想。外公应该知道，家乡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庄园主们才会建起碉楼保护自己。他对部分农民的残忍贪婪显然估计不足，其实不少农民包括农会的头目也可能当过土匪。
国之殇、人之罪
我们回程路过重庆，在山路行驶路过歌乐山，有人指着树丛中的一条岔路，说进去就是白公馆，是舅公被关押的地方，如今是重庆重要的烈士陵园，里面还有他的雕像，问我们要不要去参观。
我拒绝了。共产农会逼死外公的碉楼还没有远去，我不想再参拜国民党杀死舅公的公馆。况且活着的人，就真比死去的人更幸运吗？我们对杀戮已经麻木，这个民族自相残杀了几千年，并不反省。噩梦何时才会结束？！
人类献祭时，选的祭牲都是最完美、温顺的牛羊；理想主义者就像这些祭牲，因为更趋近完美而被最先牺牲。恶者在践踏和杀戮更优质的生命时，享受着满足与乐趣；人与祭牲，差别甚小；历史就在轮回的轨道和血迹中慢慢旋转着……。
惟愿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有大光照耀，公义和仁爱被高举，再没有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