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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中国作为一个早已著名于世的文明古国，自汉代就设有太学，其后又有国子监相沿袭，直到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始废止。太学与国子监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的国立大学，这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我国近代大学的创办，是比较晚的。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封建营垒中的一些开明人士，鉴于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交渉，下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开设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逸出十人攻读英语，聘请西人教席，培养翻译人才。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可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学校。它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鉴于开办学堂、学习西学为当务之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准许，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这个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均为四年卒业。头等学堂的学生除学习普通课程外，并选学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和律例等专门课程中的一种，具有专业的性质。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设立府州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三级制学校，各以三年为期；这是第一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翌年，盛宣怀又根据李氏的三段制提议，奏请清廷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培养师资，后又分设外院、中院和上院。外院和中院相当于小学、中学，上院具专门学堂的性质。蔡元培曾任教的特班，为1901年增设的，学生毕业后保送入经济特科。上院开始主要培养政治方面的人材，以后又增加培养商务和实业方面的人材。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略早二、三年；它们的头等学堂和上院，可算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雏形。而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我国近代大学之发轫。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割地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实行革新。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现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做起。因此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施行新政的重要措施。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他并上奏光绪说：“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材，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开始变法。他在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维新派又冲破顽固派的阻挠，于7月4日，促成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并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据此，课程分为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以及体操等为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所必修；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和卫生学等为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由学生选学一种（三十岁以上者可免修）。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名，总管大学堂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纲要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学习西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的要求，因而它成为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最早的一个章程。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接近帝党，但与顽固派亦有联系。他受命后，向光绪提出办学的具体计划，对大学堂章程内容作了某些增删，主要有：一、为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设立仕学院；二、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科中取消兵学课程；三、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编纂各书由管学大臣呈上钦定后颁行，提出“悖谬之书，严行禁止”；四、总教习可设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五、凡毕业生均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依所长录用，“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丁韪良为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清季外交官，出使法、德、意、奥、荷、俄等国，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颇长于经世之学。丁题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北京等地传教及著述，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孙家鼐还举荐刑部主事张元济（与蔡元培同科进士）任大学堂总办，因张坚辞，后由黄绍箕、余诚格相继担任。
大学堂临时校址设在京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修复原房三百四十余间，并新建一百三十余间。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二院。此外，还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设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当时规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清廷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当京师大学堂正在积极筹办的时候，9月21日，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了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人殉难。政变后，西太后下令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这一年十二月开学时，学生还不满百人，到第二年，也只有近二百人。课程也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到第二年，才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上午读经史，下午学科学。讲授经史课程的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只是讲些八股文的作法。大学堂学生这时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头衔后，才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赶考。这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维新派办学的宗旨，实际上仍然是一所旧式书院。
1900年夏，义和团起义军进入北京。8月3日，西太后以大学堂经费无着下令停办。这时，原管学大臣孙家鼐因不满西太后贬废光绪已愤而辞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也因在八国联军进攻时以“主和”获罪被杀。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踞，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大部被毀。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京师大学堂因此停办了两年多。后来人们把1898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戊戌大学”。这一时期没有毕业生。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任光绪帝的侍读。甲午战争时，他疏劾过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戊戌政变时，以“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他是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吏，曾主张变法自强，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管学大臣，办学认真。这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先办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起，又设进士馆，供新科进士入馆学习。由张百熙主持拟定并经清廷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规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制成文法规。其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分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教师聘用、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分设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规定设立政治、文学、格致（理科）、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相当于学院），科以下共设三十五目（相当于学系或专业）：
（一）政治科，下设政治学、法律学二目；
（二）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
（三）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
（四）农业科，下设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艺学四目；
（五）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器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目；
（六）商务科，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目；
（七）医术科，下设医学、药学二目。
章程还规定大学堂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此外，大学堂另设仕学、师范二馆为速成科。学制三至四年。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补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先后两次举行入学考试，首先招收速成科学生。仕学馆考生由各衙门推荐，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和外国文七门；师范馆考生由各省选送，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八门。入学考试结果，仕学、师范两馆共招新生一百八十二名。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新中国成立之前，12月17日这一天，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庆日。
京师大学堂这时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的中小学外，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3年5月，大学堂将同文馆改办译学馆，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学制五年，并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译学馆还设文典处，从事翻译并计划编纂上述五国文字的字典。1906年秋，蔡元培为赴德留学在北京等候派遣时，曾被译学馆馆长章锓聘为教习，讲习国文及西洋史。
张百熙为办好京师大学堂，十分注意延揽人才，如当时的知名学者吴汝纶、张筱浦、李希圣、于晦若、屠寄、辜鸿铭、范源濂、王舟瑶等都先后担任过大学堂的总教席或教席。严复也应邀出任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总办。这时大学堂设立了藏书楼，除从原国子监调拨部分图书外，还从欧美日本各国购置各种图书，同时管学大臣还咨文各省官书局，要求将已刻的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于1902年创立时，有各类图书七万八千五百册，后时有充实，颇为丰富。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已略具规模了。但在当时黑暗的政治下，张百熙认真办学却遭时忌，特别是他引进和重用开明之士，更引起顽固势力的反对，因而时遭掣肘，终不能施展他的抱负。
1903年6月，清政府修订学堂章程，其目的是使大学堂更紧密地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修改后的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十一门，明显地突出了经学的地位。1904年，清廷下令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委派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一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到1909年，预科首批一百三十二名学生毕业。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才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未按时开办外，其他七科均正式开学。实际共开设七科十三门。学生共四百多人。在这之前，预备科改名为高等学堂，仍为大学堂之预科。分科大学开办后不久，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这时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京师大学堂也难以为继，年底清廷遂下令暂时停办。因京师大学堂恢复的那一年——1902年，干支纪年为“壬寅”，所以后来人们把1902年至1911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壬寅大学”。
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进行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是初具规模。在学生中也不乏认真求学之土。如陈汉章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原被大学堂聘为教席，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而他到校后看到藏书楼（设在原公主府梳妆楼上）里藏书丰富，且因传闻大学堂毕业后可任翰林，遂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经过六年的勤奋学习，于民国二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然翰林没有当成，后来成为有名的国学家。但从总的方面看，当时的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豪富门第，入学堂是为找“恩师”靠山，谋求升官发财之道。进士馆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听差，上课铃响了，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上体育课时，教员喊口令也是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授以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内阁中书科中书即补。虽授有官职，但因为是师范毕业，要先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然后才能去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则又要轮班次，找门路，对多数人则常常是遥遥无期的。即使这样，这已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了。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早逝的同学写的挽联中，有“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的叹喟，为死者未获得功名而抱恨。这种封建科举时代的恶劣风气，影响了初期的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办大学堂事务。其时，蔡元培主持教育部。他十分重视大学教育。政府北迁后，他即派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王云五、第三科科长杨焕之会同接收京师大学堂。5月，他向总统提出为北京大学堂改称并推荐严复任校长的呈文：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暫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领布，北京大学堂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暫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领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谨呈。
由是，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不久北京大学又冠以“国立”两字。
随后，蔡元培在其主持制定并由他后任者颁布施行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两科为主，取消经学科；必须设有两个以上之学科，其中有一科又应是文科或理科，方得称为大学；大学毕业生称学士，取消以“科第”为奖励的办法；大学设校长，统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各科事务；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聘请讲师；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之，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大学设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大学设大学院，不定期限，为毕业生继续深造之所。《大学令》进一步确定了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因而它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确定了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大学令》颁布之前，蔡元培就认为原来京师大学堂规定的经学十四门，其中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已无再设经学科的必要。于是北大在严复任校长时即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废止了经学科；另外将格致科改称理科，仍共设七科。原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1912年5月，北京大学本科和预科开始复课。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曾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闽侯人。是经蔡元培遴选并由临时总统任命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他最早翻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的进化论思想激励国人，被时人称为“严天演”。他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思想趋向保守，曾参与组织孔教会，列名筹安会，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学校，整顿组织，并在北大积极提倡外语教育，开设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严复在北大任职时间较短，1912年10月即辞职离京。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以毕业生为例，前清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开办到1911年的13年间，包括优级师范、预备科和附设的博物实习科在内，毕业生总共469人（其中预备科134人）。民国建立后，从1912年到1916年的五年间，毕业学生共684人。其中，1912年仅有预科学生128人毕业；1913年文、经、理、法、商、农、工七个专门分科及预科学生230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批有本科的毕业生；1914年毕业生63人，1915年毕业生8人，都是预科学生；1916年有文本科17人，理本科17人，工本科32人，预科189人毕业。至于在校学生，京师大学堂时最高年份约为四百多人，民国以后，北大历年的在校学生略有增加。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反映在教员数目的增加上。1911年京师大学堂教员总数为42人，1916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总数已达148人；值得注意的是，职员增加的并不多，1911年为32人，1916年为44人。这一时期，北大也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如黄侃（季刚）、陈黻宸（介石），马裕藻（幼渔）、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陈汉章、夏元瑮、夏锡祺、陶履恭（孟和）、俞同奎、冯祖荀、胡濬济、温宗禹、何育杰、张大椿、王建祖、马叙伦、张耀曾、徐崇钦等。1915年冬，依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当选的评议员为：文科陈黻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同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
诚然，这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当命的大学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地坏下去，教育事业横遭摧残，北京大学也处于困难境地。北大从1912年至1913年的短时期内，曾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和胡仁源。其中除章士钊没有到职外，前三任任职的时间都很短。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袁世凯反动政府曾先后两次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他一面千方百计摧残北大，一面又阴谋拉拢北大师生支持其复辟帝制。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在他复辟帝制的丑剧中，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中大夫”、“下大夫”。这遭到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准备举行“登板”大典时，北大广大师生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立即辞职，表示抗议，一时有“桂冠教授”之称。袁世凯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但这时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仍然冲击着文化思想领域。这股反动逆流在北大也有明显的反映，这使得在校内原来还很微弱的新思潮受到严重压抑。而且这时北大还保留过去旧衙门的作风，科举时代的习气仍很浓厚，学生研究学问的兴味很低，因而往往受到社会的菲薄。蔡元培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任北大校长的。
从此，开始了北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全面改革，使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底，北大文科教授吴梅制作了一首北京大学校歌，歌词是：
景山门启嬗帷，成钧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这首校歌虽然还透出很浓重的旧式经院气味，但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面貌。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封建营垒中的一些开明人士，鉴于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交渉，下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开设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逸出十人攻读英语，聘请西人教席，培养翻译人才。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可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学校。它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鉴于开办学堂、学习西学为当务之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准许，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这个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均为四年卒业。头等学堂的学生除学习普通课程外，并选学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和律例等专门课程中的一种，具有专业的性质。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设立府州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三级制学校，各以三年为期；这是第一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翌年，盛宣怀又根据李氏的三段制提议，奏请清廷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培养师资，后又分设外院、中院和上院。外院和中院相当于小学、中学，上院具专门学堂的性质。蔡元培曾任教的特班，为1901年增设的，学生毕业后保送入经济特科。上院开始主要培养政治方面的人材，以后又增加培养商务和实业方面的人材。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略早二、三年；它们的头等学堂和上院，可算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雏形。而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我国近代大学之发轫。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割地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实行革新。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现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做起。因此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施行新政的重要措施。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他并上奏光绪说：“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材，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开始变法。他在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维新派又冲破顽固派的阻挠，于7月4日，促成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并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据此，课程分为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以及体操等为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所必修；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和卫生学等为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由学生选学一种（三十岁以上者可免修）。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名，总管大学堂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纲要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学习西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的要求，因而它成为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最早的一个章程。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接近帝党，但与顽固派亦有联系。他受命后，向光绪提出办学的具体计划，对大学堂章程内容作了某些增删，主要有：一、为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设立仕学院；二、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科中取消兵学课程；三、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编纂各书由管学大臣呈上钦定后颁行，提出“悖谬之书，严行禁止”；四、总教习可设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五、凡毕业生均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依所长录用，“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丁韪良为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清季外交官，出使法、德、意、奥、荷、俄等国，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颇长于经世之学。丁题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北京等地传教及著述，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孙家鼐还举荐刑部主事张元济（与蔡元培同科进士）任大学堂总办，因张坚辞，后由黄绍箕、余诚格相继担任。
大学堂临时校址设在京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修复原房三百四十余间，并新建一百三十余间。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二院。此外，还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设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当时规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清廷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当京师大学堂正在积极筹办的时候，9月21日，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了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人殉难。政变后，西太后下令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这一年十二月开学时，学生还不满百人，到第二年，也只有近二百人。课程也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到第二年，才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上午读经史，下午学科学。讲授经史课程的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只是讲些八股文的作法。大学堂学生这时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头衔后，才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赶考。这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维新派办学的宗旨，实际上仍然是一所旧式书院。
1900年夏，义和团起义军进入北京。8月3日，西太后以大学堂经费无着下令停办。这时，原管学大臣孙家鼐因不满西太后贬废光绪已愤而辞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也因在八国联军进攻时以“主和”获罪被杀。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踞，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大部被毀。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京师大学堂因此停办了两年多。后来人们把1898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戊戌大学”。这一时期没有毕业生。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任光绪帝的侍读。甲午战争时，他疏劾过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戊戌政变时，以“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他是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吏，曾主张变法自强，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管学大臣，办学认真。这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先办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起，又设进士馆，供新科进士入馆学习。由张百熙主持拟定并经清廷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规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制成文法规。其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分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教师聘用、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分设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规定设立政治、文学、格致（理科）、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相当于学院），科以下共设三十五目（相当于学系或专业）：
（一）政治科，下设政治学、法律学二目；
（二）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
（三）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
（四）农业科，下设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艺学四目；
（五）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器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目；
（六）商务科，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目；
（七）医术科，下设医学、药学二目。
章程还规定大学堂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此外，大学堂另设仕学、师范二馆为速成科。学制三至四年。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补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先后两次举行入学考试，首先招收速成科学生。仕学馆考生由各衙门推荐，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和外国文七门；师范馆考生由各省选送，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八门。入学考试结果，仕学、师范两馆共招新生一百八十二名。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新中国成立之前，12月17日这一天，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庆日。
京师大学堂这时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的中小学外，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3年5月，大学堂将同文馆改办译学馆，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学制五年，并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译学馆还设文典处，从事翻译并计划编纂上述五国文字的字典。1906年秋，蔡元培为赴德留学在北京等候派遣时，曾被译学馆馆长章锓聘为教习，讲习国文及西洋史。
张百熙为办好京师大学堂，十分注意延揽人才，如当时的知名学者吴汝纶、张筱浦、李希圣、于晦若、屠寄、辜鸿铭、范源濂、王舟瑶等都先后担任过大学堂的总教席或教席。严复也应邀出任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总办。这时大学堂设立了藏书楼，除从原国子监调拨部分图书外，还从欧美日本各国购置各种图书，同时管学大臣还咨文各省官书局，要求将已刻的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于1902年创立时，有各类图书七万八千五百册，后时有充实，颇为丰富。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已略具规模了。但在当时黑暗的政治下，张百熙认真办学却遭时忌，特别是他引进和重用开明之士，更引起顽固势力的反对，因而时遭掣肘，终不能施展他的抱负。
1903年6月，清政府修订学堂章程，其目的是使大学堂更紧密地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修改后的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十一门，明显地突出了经学的地位。1904年，清廷下令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委派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一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到1909年，预科首批一百三十二名学生毕业。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才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未按时开办外，其他七科均正式开学。实际共开设七科十三门。学生共四百多人。在这之前，预备科改名为高等学堂，仍为大学堂之预科。分科大学开办后不久，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这时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京师大学堂也难以为继，年底清廷遂下令暂时停办。因京师大学堂恢复的那一年——1902年，干支纪年为“壬寅”，所以后来人们把1902年至1911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壬寅大学”。
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进行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是初具规模。在学生中也不乏认真求学之土。如陈汉章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原被大学堂聘为教席，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而他到校后看到藏书楼（设在原公主府梳妆楼上）里藏书丰富，且因传闻大学堂毕业后可任翰林，遂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经过六年的勤奋学习，于民国二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然翰林没有当成，后来成为有名的国学家。但从总的方面看，当时的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豪富门第，入学堂是为找“恩师”靠山，谋求升官发财之道。进士馆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听差，上课铃响了，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上体育课时，教员喊口令也是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授以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内阁中书科中书即补。虽授有官职，但因为是师范毕业，要先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然后才能去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则又要轮班次，找门路，对多数人则常常是遥遥无期的。即使这样，这已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了。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早逝的同学写的挽联中，有“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的叹喟，为死者未获得功名而抱恨。这种封建科举时代的恶劣风气，影响了初期的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办大学堂事务。其时，蔡元培主持教育部。他十分重视大学教育。政府北迁后，他即派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王云五、第三科科长杨焕之会同接收京师大学堂。5月，他向总统提出为北京大学堂改称并推荐严复任校长的呈文：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暫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领布，北京大学堂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暫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领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谨呈。
由是，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不久北京大学又冠以“国立”两字。
随后，蔡元培在其主持制定并由他后任者颁布施行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两科为主，取消经学科；必须设有两个以上之学科，其中有一科又应是文科或理科，方得称为大学；大学毕业生称学士，取消以“科第”为奖励的办法；大学设校长，统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各科事务；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聘请讲师；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之，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大学设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大学设大学院，不定期限，为毕业生继续深造之所。《大学令》进一步确定了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因而它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确定了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大学令》颁布之前，蔡元培就认为原来京师大学堂规定的经学十四门，其中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已无再设经学科的必要。于是北大在严复任校长时即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废止了经学科；另外将格致科改称理科，仍共设七科。原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1912年5月，北京大学本科和预科开始复课。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曾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闽侯人。是经蔡元培遴选并由临时总统任命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他最早翻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的进化论思想激励国人，被时人称为“严天演”。他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思想趋向保守，曾参与组织孔教会，列名筹安会，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学校，整顿组织，并在北大积极提倡外语教育，开设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严复在北大任职时间较短，1912年10月即辞职离京。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以毕业生为例，前清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开办到1911年的13年间，包括优级师范、预备科和附设的博物实习科在内，毕业生总共469人（其中预备科134人）。民国建立后，从1912年到1916年的五年间，毕业学生共684人。其中，1912年仅有预科学生128人毕业；1913年文、经、理、法、商、农、工七个专门分科及预科学生230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批有本科的毕业生；1914年毕业生63人，1915年毕业生8人，都是预科学生；1916年有文本科17人，理本科17人，工本科32人，预科189人毕业。至于在校学生，京师大学堂时最高年份约为四百多人，民国以后，北大历年的在校学生略有增加。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反映在教员数目的增加上。1911年京师大学堂教员总数为42人，1916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总数已达148人；值得注意的是，职员增加的并不多，1911年为32人，1916年为44人。这一时期，北大也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如黄侃（季刚）、陈黻宸（介石），马裕藻（幼渔）、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陈汉章、夏元瑮、夏锡祺、陶履恭（孟和）、俞同奎、冯祖荀、胡濬济、温宗禹、何育杰、张大椿、王建祖、马叙伦、张耀曾、徐崇钦等。1915年冬，依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当选的评议员为：文科陈黻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同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
诚然，这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当命的大学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地坏下去，教育事业横遭摧残，北京大学也处于困难境地。北大从1912年至1913年的短时期内，曾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和胡仁源。其中除章士钊没有到职外，前三任任职的时间都很短。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袁世凯反动政府曾先后两次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他一面千方百计摧残北大，一面又阴谋拉拢北大师生支持其复辟帝制。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在他复辟帝制的丑剧中，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中大夫”、“下大夫”。这遭到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准备举行“登板”大典时，北大广大师生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立即辞职，表示抗议，一时有“桂冠教授”之称。袁世凯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但这时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仍然冲击着文化思想领域。这股反动逆流在北大也有明显的反映，这使得在校内原来还很微弱的新思潮受到严重压抑。而且这时北大还保留过去旧衙门的作风，科举时代的习气仍很浓厚，学生研究学问的兴味很低，因而往往受到社会的菲薄。蔡元培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任北大校长的。
从此，开始了北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全面改革，使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底，北大文科教授吴梅制作了一首北京大学校歌，歌词是：
景山门启嬗帷，成钧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这首校歌虽然还透出很浓重的旧式经院气味，但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