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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终追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立场,为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重视教育,为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业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丽、人文荟萃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他原字鹤卿,后自己改字仲申,别号鹤庼。至创办爱国学社时,则常以民友为号。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后,尝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因取《诗经·大雅》:“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个字,易号孑民,从此孑民成为他的通用字号。

  蔡元培生长在一个中产的商人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宝煜(又名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和善宽厚,乐于周济他人。蔡元培从小尊敬长辈,事亲至孝。在他十一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后来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蔡元培从小受这种母爱的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商人家庭里,这对于形成他的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因家贫节省灯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读。先是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后在本县老秀才王子庄处受业,从而使他没有承继祖业经商,而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少年读经,学作八股文。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动拘谨。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训,例如母亲生病,曾刲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行“寝苫枕块”古制,这在当时习俗中也算是近于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禄利。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这时绍兴的生活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开始自由阅读。这时他为绍兴一位藏书家校订图书,得到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吸取民主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和《癸已存稿》时,不仅对俞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曾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学说,鼓吹民权和女权。由此可见俞正燮的著作对他影响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权思想,说明在这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这时他喜爱的有关考据和词章等的书籍,除上述俞著外,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他偶尔也在书院里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说明察元培这时已开始看到八股文体对思想束缚的害处,不愿附庸清雅,靠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骄子。他应试时仍是做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0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科举道路上的幸运者,受到了时人的赞赏,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见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正当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在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处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北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论著,披览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阘葺(卑贱的意思),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误国的对外政策,指出:“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蔡元培对这场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现“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在这期间,他曾较广泛地涉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译著,并对自然科学书籍发生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设施,从中加以比较,以寻求救国之道。从他对一些著述读后所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当时维新潮流的态度。例如,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后对宋育仁(清廷驻英参赞)介绍英国国情的《采风记》、《时务论》等书又评论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这无异是赞同维新派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蔡元培为了能直接博览外文书籍,还在京请人教授日语,不久就练习试译《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师于平壤》等文,竟“有文从字顺之乐”。其后又译过日文的《日清战史》、《生理学》等书,并开始学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他学习西方“新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烈程度,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启超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唯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此,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等,都曾是这里的学生。蔡元培到校后,为了开拓新学的领域,增聘教员,加强文理科和外语的课程,注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使这个学堂“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提倡物竞生存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旧派教员则仍要学生习诗词和古文,宣扬尊君卑民思想。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蔡元培总是倾向革新方面。这招致了校内和地方上顽固势力的忌恨。次年,学堂学董出面干渉,竟要蔡元培亲自恭书清廷所颁“正人心”的上谕悬挂在礼堂上。这是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警告同情变法昌言维新的人而颁发的,它令学人“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对旧势力采取的这种警告方式,蔡元培大为愤怒,复书痛低,随即辞职而去。

  此后,蔡元培继续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为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到校视职后,曾数次演讲,倡导科学,鼓励学生研究应用科学,后因经费困难,校务改进无望,仅任职一年。随后又历经数校,并在绍兴为侨农创办了一所小学,极力推行新式教育。在这期间,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意识也有了增长。igoi年,他丧妻后为续娶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后在杭州与符合上述条件的黄仲玉举行婚礼时,又以上绣“孔子”两字的大红幛代替当地习俗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以来宾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闹洞房。这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举动,曾使许多人骇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规定学生半天自己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了体操课。他亲自编订学生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以及由浅入深的阅读次序。每个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都要写札记,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题多侧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权思想。课外他还指导学生练习演说、辩论。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发表感想。这种把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结合起来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主动钻研的兴趣,又收师生间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黄炎培后来回忆这一时期受教情景时曾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师之教人,其主旨在于“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他常常告诫学生:“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歩。‘知彼知己,百战百姓。’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要”。这反映了蔡元培有着明确的办学目的,而这感人的爱国思想,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外语,并组织演说会,定期练习演说。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已表现了他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学特班确也培养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他所赏识的,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这一时期,蔡元培的思想趋向激烈,开始突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与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蒋智由(观云)、林獬(少泉,后改名白水)、叶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发起建立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中国教育会在宣传反清革命,联络东南地区革命同志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这些退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学社总理。他为筹措学社经费,不顾爱子重病亲赴南京借款;登轮之际,家人赶至报告长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后事,挥泪北上。这种“临难不乱,承诺不苟变”的精神,使友人无任钦佩。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认为“学社果能达此希望”,则“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这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在学社成立之前,蔡元培还与友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女校,开始由蒋智由任经理,不久蔡元培继任,学生为发起人眷属,后逐渐增加外来学生。他在爱国学社注重培育学生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定期带领学生举行革命演说。他这时已“公言革命无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革命,并针对沙俄在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号召拒俄救国。他还发起组织保国会,联络同志,扩大影响,并在《苏报》发表《释“仇满”》等重要文章,正确地指明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反对了当时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满之说。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学生一起进行军事操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曾引起清廷的注意,当时上海商务大臣吕海寰曾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清政府则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学社内部纠纷,愤而辞去职务,赴青岛习德语,准备到德国留学。不久即发生了章太炎、部容被捕,《苏报》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无畏精神于9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经常到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同年底,他与王小徐、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并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它继承了《苏报》传统,采用白话和插图形式,广泛宣传反对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为办好这份报纸付出了极大心血,除了编辑和琐碎的社务工作外,“每晚总须撰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我记得先生右手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的坐在那里工作”。

  其时,蔡元培认为,革命主要是通过暴动和暗杀两个途径,因而热心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鼓吹暗杀主义。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加入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期光)、俞子夷参加,在英租界秘密从事炸弹的研制。俞子夷曾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开始时,蔡元培等人采用饮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纸书黄帝神位等字,供于上方,杀鸡滴血于酒中,他们跪地宣誓,并饮鸡血饵,然后由苏凤初开始教授。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蔡元培为了贯彻他认定的暴动和暗杀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因而注意在爱国学社学生中种下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学生中种下暗杀的种子。他为爱国女校写的校歌有“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句,并设有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史以及化学等课程,意在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以贯彻俄国虚无党的主张。有人回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校长室玻璃柜里还陈列当年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和纪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又称复古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它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成为东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陶成章、徐锡麟、赵声、秋瑾、柳亚子等都先后加入。1905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并由同盟会总部委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此后,他曾陆续介绍一批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黄炎培曾记述他入会经过:“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获得赴德留学的机会,使他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此时去国远行,固有“所图皆不成,意颇倦”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他有“学成救国”的思想。离沪前,他把同盟会会务交给黄炎培,据黄炎培回忆:“一日,语我: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言吾所任同盟会干事,君其代我可乎?则敬诺。”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间,曾应聘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讲授国文和西洋史。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前身,故蔡元培后称他在译学馆任教是服务北京大学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岁的老学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读,翌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有关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程,尤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在德四年,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蔡元培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年底,奉孙中山之召回国,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南北统一后,又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此期间,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成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删去了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宗旨。他强调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并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他重视世界观教育,即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同时,他又主张以美感教育作为世界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以破除人生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为前提的弊害,达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国福民的境界。蔡元培还主持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各省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他还积极谁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又特设社会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蔡元培所提倡的废止尊孔读经,实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进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针,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为富国强兵、发展实业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适应了当时巩固刚建立的共和制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讲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协力创业,为时人所称道。开始筹办时,孙中山就对他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我”。他亲自“踯躅里巷”,后借到三间房舍作办公室。他主张部务重效率,反对衙门作风,他说:“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初设部时,连蔡在内仅三人,后也只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网罗人才,如蒋维乔、王云五等都是得力干才。当时人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说六十元),但办事很有朝气,不推倭拖拉,“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民国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规章制度,都是在这个时期草拟制定的。

  蔡元培两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前后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表面竭力慰留,曾当着蔡元培的面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表示了对国民负责和对独裁者的蔑视。1912年7月,他和入阁的同盟会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内阁,辞去总长职务,不与袁世凯合作。轰劫一时的四总长联名辞职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笔。他辞职后,教育部有人建议改聘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由教育部向袁世凯提出。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件,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定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这反映了封建势力对蔡元培这样进步人物的畏惧和仇视。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及进行学术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于六月初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反袁斗争日趋激烈时,蔡元培连续在《民立报》发表文章,严厉斥责袁世凯为毁弃约法、凭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酿成战祸之罪魁祸首,坚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号召国民起来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再度赴欧留学。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国期间,与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第二年三月,又与法国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蔡元培被举为中方会长。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蔡元培并为此编写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蔡畅、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为重视大学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施展了他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趋时更新,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网罗各派学者,容纳不同学派,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学校体制,破除学生的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一变过去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这一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义的。

  蔡元培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于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个时期蔡元培表现了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的影响下,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列名附和清共,并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当蒋介石的反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后,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权。他痛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出力营救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许德珩、侯外庐和牛兰夫妇等人。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当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愤慨谴责当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缉凶,以维法纪。他亲自主持公祭并致悼词,当读至“人孰无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时,咽难成声。鲁迅参加送殓后曾对友人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也停止了。此后对于保障民权的斗争,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如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记述,当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嘱人转告她,说是国民党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是否杀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不可杀害。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这一时期,蔡元培仍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7年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一年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他在中研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吸引了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等十个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研院的控制。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科学工作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在全国解放时,中研院除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半个数学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今天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坚实基础。

  蔡元培在他的晩年,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积极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痛恨国民党当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沉痛指出:“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致书蔡元培,深情回顾了五四时期旧京集会,称赞了他的爱国进步主张,热切希望这位“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而继续努力。蔡元培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积极主张国内团结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坚定爱国立场。1937年“七七”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关注抗战事业,热切盼望“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祖国,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党中央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遽归道山,远闻噩耗,深为悲痛!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材,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本大会追念贤劳,当与全国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志。除电请国府明令国葬外,谨电奉唁,诸维节哀,以临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先生大会叩。

  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会的挽联、唁电,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时也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

  当时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也为蔡元培举行公祭和追悼会,并颁布褒扬令,称颂他“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悬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第二章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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