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四、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为破格选拔通西学的新式人才，戊戌变法前后清政府就已经准备举行经济特科，并几次下谕，命令各省各举所知保荐人才，并强调“经济特科之设，朝廷原期拔取真才，以备贤良之选，非为幸进之途开营谋之路。”政变发生后开设经济特科的措施无形终断，自1901年清政府全面新政开始后，举行经济特科又提上了日程。1901年6月初，慈禧太后下令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1903年癸卯科会试前举行，并要求被保荐者“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政务处遵照命令拟定了七条章程，其中定考试内容为“第一场试历代史事论一篇，第二场试内政外交策两道。”到1902年11月，又奉上谕改经济特科为会试后举行，并要求被荐者于1903年阴历4月前齐集京师。

　　1903 年 3 月，杨度前往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他得以参加这次考试是由太常寺卿陈兆文的保荐。杨度之所以能被保荐参加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他在日本游学半年所建立的声望。杨度同嘉纳治五郎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谈论，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目连续刊载于《新民从报》第23、24号，并印有单行本出版发行于内地；他应邀为日本大教育家伊泽修二所撰写的《日本学制大纲》一书写后序，该书于1902年底发行；此外，他参与创办的《游学译编》也已发行了几期，他在第一期所撰写的《游学译编序》产生了不少反响。这些文章的刊行使杨度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或许会是太常寺卿陈兆文保荐他的原因。

　　此次经济特科考试于1903年7月在保和殿举行，皇帝亲临御试。这次考试“由礼部查照殿廷考试向章妥为办理”，因考试人数较少，原定两场分试策论，变通为“以第一场为正场，录取者再行复试一场，均试以论一篇策一道，”第一场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德育、体育、智育同义论”；策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张之洞等人为钦派阅卷大臣，取定一等四十八人，二等七十九人，梁士怡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梁士怡为财政专家，对这道策题自然驾轻就熟；而杨度以“教育之目的”游学日本刚刚归来，这道教育论题则为他所专擅。梁士怡能压倒杨度而名列第一，主要应归因于他的用心良苦：

　　先生对策，洞澈古今，对于币制之整理，尤多所阐明。且每项均多引历朝祖训以免顽固者借口，用心甚苦。乃公拟为首选。

　　张之洞为经济特科的领衔阅卷大臣，名次乃为他所定，但在首场录取后，朝野内外悱语沸腾，尤其是对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梁士怡和杨度两人，更是谣涿纷纭。梁士怡下决心既不复试也不离京，杨度因在《支那教育问题》中谈及满洲压制支那，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颇显激烈，于是重新东渡日本避祸，不敢再入场参加复试。慈禧太后在复试时改派荣庆为领衔阅卷大臣，取录一等袁家榖等九名，二等冯嘉徵等十八名。张之洞作为这次经济特科风波的主要人物，其年谱中对前后缘由记载如下：

　　首先是内闻内外大臣所保过滥，已有责言，然太后求贤意切，视之甚重，另旨特派公阅卷。阅卷以外臣领首，旷典也。闻阅卷之日，庆亲王奕劻谓诸阅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辈，诸君一切请教可也。甲乙皆公所定，第一名梁士怡，第二名杨度，人言啧啧，弹劾纷起，指梁士怡为梁启超族人，有梁头康尾之谣。康有为原名祖怡，故也。樊山适入都，召对时力诋保荐之滥。善化在枢府，嫉之尤甚。孝钦为所动，至复试时遂改派荣中堂庆为阅卷领衔。公虽在内，非前比矣。荣相极赏识袁家榖卷，公谓此卷不过圆畅，嫌其空疏，荣相大不以为然，竟置第一。阅卷后送军机处复校，善化又加淘汰，仅取二十七人而已，且擢用极薄，不及鸿词科远甚。

　　同陶菊隐等人对这次经济特科风波的描绘相对照，张之洞年谱中的这个记载相对比较准确，但也有不同看法，当事人之一荣庆在日记中记有自己参加复试阅卷的情况：

　　派阅特科复试卷，香翁以出特派，领衔同陈瑶圃、张振卿、戴小怀、郭春榆、李蠡纯各取数本，由香翁定弃取，奉庆邸诸位传旨，一等十名，二等二十名，不拆封，十一钟阅毕，四钟香翁始定毕。

　　不管张之洞在复试时有没有弃取大权，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两名最杰出的人才都没有参加复试。尤其是杨度，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第二次留日生涯。

　　§§第三章 二次游学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