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一、逃往日本

　　杨度虽在经济特科第一场考试中高居第一等第二名，在查办新党的谣言中，没敢参加随后的复试，就匆忙逃往日本躲避“名捕之祸”。同第一次主动到日本考察教育相比，这次只能用亡命日本来形容。

　　对杨度能在这场特科考试中取得如此优异成绩，极力反对他留日的老师王闿运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游学日本的结果：“云特科名单已到，王代功名在疑似之间，杨度第二，日本力也。”等到看到复试单时，王闿运对第一二名皆被黜落的结果表示骇异，但或许是不满于弟子背离自己的学说，对杨度的黜落又显得有点幸灾乐祸：

　　得陈十一郎书，云杨度被劾，已往东海。书痴自谓不痴，故至如此。

　　保守的老师不同情杨度的这次灾祸，激进的革命派对杨度也是讥评有加。当时上海的《国民日日报》听到杨度被捕的传言时，于第四号发表《捕杨度》一篇短评，讥讽清廷之举，是“既欲爵之，而后捕之，何云雨之翻覆至如是也！”该报旋又在第六号刊载《杨度受知于张之洞》一篇短讯，对杨度颇有讥议。因《苏报》案正在坐牢的章太炎也在狱中对这一传闻大发感慨，做了一首《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的诗，表明自己对清廷的态度是“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嘲讽赴经济特科考试的杨度是为浮名所诱，“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杨度在流亡之初，因所遭受的此次灾祸而增加了对清政府的愤恨，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有所流露。他在1903年10月写作了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长诗，其中既有忧心国事的感伤，又有自己郁郁不得志的烦闷，强烈表达了救中国于水火的爱国情怀。杨度首先浓墨重彩描绘了湖南美丽富饶的山川形胜，忧民爱国的湖南杰出历史人物，接着又“翻前案”，要重新评判湘军的功过是非。在杨度早年的思想中，湘军诸将帅一直是他自少年时期就敬慕效仿的对象，曾多次自比为胡林翼，但20世纪初革命派宣扬的反满种族思潮使他的原有想法产生了动摇。当时一些爱国志士认为湘军是“不助同胞助胡满”，扑灭太平军的结果是“长毛死尽辫发留，满洲翎顶遍湘州”，现在无休无止的外忧内患，“祸根推是湘人作”。针对对湘人的这些指责，要是以往杨度肯定会义正词严的驳斥，但此时在种族思想的影响下，明确表示无法分清曲直，“蚌鹬相持渔民利，湘粤纷争满人笑。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在种族观念的重新审视下，湘军的盖世功勋变成了不能分清的是非，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人的功过也要重新加以评定，“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抛开这难解的是非曲直，作为湘军子弟的杨度又开始为湘军将帅大唱赞歌，并特别夸耀自己的老师王闿运，表示要“凭兹敢战英雄气”，策马昆仑，东看浩海，西望诸洲，“一洗西方碧眼儿”。杨度对当时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局势异常清楚，“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在这种列强争相入侵的危急时刻，杨度坚信湖南人是救国的先锋和中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至于他自己当然更是中国不世出的杰出英才，他对自己的直接描绘值得征引如下：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杂相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无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杨度渴望着自己这位“卧龙”能早日当风一啸，做纵横天下救中国的百战英雄，“救世谁为华盛顿，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杨度这首感情浓郁的长诗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号上，该报主编梁启超对这首诗相当赞赏，抄录于《饮冰室诗话》时有如下引言：

　　湘潭杨皙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皙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

　　杨度与梁启超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相识，并且两人还展开了一场激辨，但当时由于两人思想观念差别较大而并无深交。杨度在第一次游学日本期间撰写的《支那教育问题》刊发在《新民从报》的第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两人或许会有所接触，但来往也并不多。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赴美洲游历考察保皇会在海外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个新大陆的政治风俗，同年十月返回日本。梁启超亲历共和宪政的国家后思想日益成熟，政治思想开始了一大转变，完全放弃了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并公开表示“自今以往，有一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谩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

　　杨度此时已脱离旧学藩篱，和梁启超的思想观念有很多共通之处，而且同为亡命海外的逃犯，自然又增加了不少共同话语。以“卧龙”自居的杨度盼望能有一个长相攻错相规相励的挚友，恰好梁启超也与此同时公开召唤相辨难共赏析的知音，两人经过几次谈论后都觉得对方是难得的佳友。故此次梁启超自美返日后，多次与杨度讨论救国之道，都认为“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两人当然不是希望用单纯的仁义道德来救国，而是认为在这样的过渡时代不能仅仅只取欧化主义，要与国粹保存主义同时并施。杨度在1903 年底主动致函梁启超，“嘤其鸣兮，求其友声”，主动袒露自己心怀，“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表示处于当今时代两人应该联手救国，做世人表率，“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杨度就此意专门写了一首诗，回顾两人的交往，并表达寻求知音的心意：

　　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栗栗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固。囊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误。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于但求己，小人常外鹜。愿以宣圣训，长于相攻错。

　　杨度这首“嘤鸣求友”的诗和热情真挚的来信，令梁启超极为感动，动情地视杨度为难得的良友：

　　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自此以后，杨度与梁启超来往日多，两人交情日密。

　　除了这首感情真挚的求友诗外，杨度还专门为国内中学校写了几首歌词，尤其是《黄河》歌词，气势昂扬、豪迈雄浑，该词内容为：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鸟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一评论，“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适合儿童讽颂之程度，盖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晳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 这首词谱曲后在当时广为传唱，极大地激发了很多中小学生的民族感情，至今犹有一些老人记忆犹新，当时影响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