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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传统士绅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
清末留东学生，当踏上日本国土后，看到日本国势蒸蒸日上，维新大见成效，而且各种书籍充斥市场，置身于这种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无形中思想就已受到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自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杨度也不例外，他这次虽只在日本学习生活仅半年左右，但经过西学新知的激荡，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顶着举人功名的传统士绅了，而是转变成为近代类型的知识分子。
杨度在弘文书院学习时以勤奋著称，胡汉民在自传中曾提到这一点：
余以学师范至日本，入弘文学院。时黄兴、杨度俱在校中；杨以勤学称，黄未尝有所表现。留学生全体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
杨度天资超群、才思敏捷，他的学问根柢本来就极为深厚，而且来游学前已经对西学新知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学习勤奋，很快成为了同学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时杨度住在校外的饭田酊，其他留日学生都爱和他倾谈国内形势及变革举措，因而他的寓所经常座无虚席，他也俨然成为留学生的领袖人物。
杨度不仅勤奋学习，还密切关注日本报刊发表的对中国的言论，外出参观游览日本的近代化工厂和学校。杨度到日本的一所高等工业学校，向该校的一位教员请教如何才能促进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这位教员认为：“工业由教育而来，教育盛则工业亦盛。…故工业之盛衰，可以视教育之盛衰为准。…若能以兴教育以植其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接着杨度又详细询问了染织学发展的概略，以及当前促进实业发展的切实办法，该教员回答：“欲求切实办法，惟有择洞悉本国各种实业情形之人，使其出游各国，考究彼此情势，度本国何种实业可以不习普通，而迳聘外人教之，何者不能，详审其宜否，以定兴办之次序。此最上策也。”这位教员最后还向杨度建议，发展教育应注意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并需改变以往重文轻武的习惯。
杨度这次主要以“教育之目的”游学日本，经常参观游览日本的学校，重视同日本的教育家交流如何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杨度与十余名留日学生一同前往华族女学校，同任该校学监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谈论兴办中国女学之事。杨度认为“女学为男学之源，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之本，固未可置为后图也。”因此把这次谈话笔述下来，题为《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刊载于《游学译编》第一期教育论一栏里。杨度拜访日本的大教育家伊泽修二时，受其嘱托，为他所撰写的《日本学制大纲》一书写后序。杨度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一文中，通过分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制的创始与改良，尤其是日本教育史中由开始时的欧化主义到现在国粹保存主义的发展演变，提出教育初兴的国家会经历的几个阶段及应该遵循的主义：
夫教育未兴之国，无不由自封之见，是己而非人。识者有以开化之，使实睹他国之文明，则自尊之见去而尊人之心又起，倾慕之至，或尽弃其所有，致去己而归人。识者必有以教正之，参合内外，以存国粹，始能正国民之德识，坚国家之基础。而教育之主义，乃正日本维新之始，排外之力尤强，继而熏欧美，尽弃其学而学西人，至今日始救正焉。此岂教育之过哉？亦因国民之感情，其必有锁攘主义变为欧化主义而归于国粹保存主义者，皆其进化以渐所必经之阶级而无可逃避者也。
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当时正处于由锁攘向全面新政的转折时代，杨度分析了单纯强调欧化主义或国粹保存主义会导致的弊端，然后提出两者应同时并重的教育方针：
故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以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故偏于二者之一，均不能与今日吾国之事势、人情相合而成至善之教育。吾因此而重思之，欲求其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无以之同时并重，以相反之理为相救之法：一以导国民之进步而采他人之长，一以固国民之团力而存一己之善。
杨度认为这两种主义同时并重，“分掌教育之精神，而合力以造成国民之性质。”这样既能避免以往固步自封的弊端，使国民思想通于外；又能避免全盘欧化，丧失自己的根基和固有特性，按杨度的说法，也就是“随处开放即随处提撕，随时慕人即随时顾己。”
清政府自1901年开始新政以来，“群以取法日本为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兴教育自任。”因而留日学生络绎东渡，日本也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开办了大批学校。杨度就学的弘文学院是最著名的这种学校之一，负责弘文学院的嘉纳治五郎是最早专门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家。“为支那谋兴教育”的嘉纳先生为了拟定教育宗旨，专门游历考察了北京、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返回日本后，湖南速成师范生的六个月学习期满，即将返国，因而嘉纳先生在1902年10月21日召集这些将回国兴办教育的学生，讲演中国应持有的教育方针和宗旨。杨度旁听了这次讲演，并且同嘉纳先生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辩论。
嘉纳在讲演中首先指出当今中国最宜急办的莫过于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接着又分别阐述了如何开展这两种教育。普通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教育、智识教育和体育教育，实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先有普通教育作基础，“若欲求高等之程度，则非普通完备，不能骤语也。”嘉纳认为中国民间志士多激进，主政诸公多守旧，民间志士应用诚心感动长官，徐图大展其才，如果图谋颠覆政府，“徒以生内乱召外兵之蹂躏”，因而主张用和平主义的办事方法。杨度质问嘉纳，“然事非万不得已，亦谁肯舍和平而用激烈者。”如果对于执政诸公“诚心既不能感之，权力又不能去之，而犹欲与之共事，以图相济，则如之何？”嘉纳答曰“此论愈益精微，实为贵国一大问题，非一时所能尽言。”遂邀请杨度到自己家里畅谈。
1902年10月30日和11月5日晚，杨度两次前往，与嘉纳先生进一步讨论。这时与杨度同来的湖南师范生已经回国。杨度首先发问：
若守旧、进步两主义终不免于冲突，则后来之事将如何？若如先生之教，而任守旧之如醉如梦，终不免于冲突，后来之事又将如何？予不敏，愿先生教之。
嘉纳认为中国当下“实在不可以复乱，乱则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在中国目前国民程度太低的情况下，“惟教育有可办之机，亦惟教育为最要之事。”正当的办法有二种，一为教导年少者，二是开通年长者。
当时日本报纸上有一种论调，认为日本如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将来必有复仇之事，因而提醒日本的教育家不要以精神教育输入中国。杨度指出教育贵在精神，“敝国今日有精神教育，则犹可存；无精神教育，则将立亡。敝国之存亡，实亚洲之存亡，黄种之存亡也。全球尽归白种，贵国其能独免乎？”据此要嘉纳解释报纸上的这些言论。嘉纳回答那是不知世界大事的浅识者的言论，日本以精神教育施之中国，同臻富强后与欧美争胜，日本如有土地要求，可以向南洋群岛发展，没有必要来灭亡中国自取窘蹙。
杨度这时已经彻底摆脱了前几年传统中外华夷之别的老看法，留东半年后已对世界大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嘉纳的回答颇不以为然。杨度对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外局势认识颇清：
庚子以来，各国之对我政策由瓜分主义变而为门户开放策、势力范围论，以扶植满洲政府代压支那民族，而各指一隅以倾注其势力，为无形瓜分之妙计。至谓其摘去满洲政府，公然分割支那，四亿民族扰扰不靖，无固有之政府以代压之，而皆须自理，亦白人所不欲者也。
对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野心，杨度也有清醒的认识：
南洋群岛无不在白人势力范围之内，日本已无插足之地。不仅南洋，即欧美澳非各州与中西南北亚细亚，亦何处使有隙地可容日本一席者？故合全球论之，其可争者惟支那一片无主之土耳。日惧其力之不足，而为白人攫尽，则其实情也
接着杨度与嘉纳两人应以何种主义指导目前中国的精神教育展开了论辩，杨度认为当前中国应以欧化与国粹保存两主义参酌而融贯之，以相反之理为相救之法。嘉纳主张用和平的进步主义，担心骚动的进步主义会使中国更加骚然不靖。针对嘉纳的担心，杨度认为中国目前不能免于骚动：
由心理上言之，以数千年静守之性，而忽闻新奇之学说，以激刺其感情，以致群思一动而后快。虽政府不与国民反对，而当社会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于骚动，此可预知也。
但他接着指出，各国都是经骚动以后进于文明，“是则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进步者也。”倘若和平而不进步，显然不如骚动而进步。更加上中国正处于各国包围的危急局势之下，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而无计出万全之道。”杨度向嘉纳建议，在施行教育时，心中不必抱有和平或骚动的进步主义，应根据国民程度来定教育的方针，专以挽救社会锢弊，促进国民进步为主。
如何参合折衷东西洋学说来定中国的教育方针，杨度与嘉纳在种族与学术上都有不少分歧，尤其是在种族的看法上。嘉纳认为中国当时的国体，“实支那人种臣服于满洲人种之下而立国者也”，教育支那人种“必以服从满洲人种为第一要义”，这样才能保世界和平之局。杨度指出嘉纳的这种看法是以奴隶思想教育支那，应该改而实行平等思想的教育：
先生如真为敝国兴教育乎，则敝国之今日，为两人种之合力，教育之道，亦以并施。于满洲人，则务去其善于压制之恶根性；于支那人，则务去其善于服从之恶根性，而又教之以平等同胞之爱，使各自立而不相侵，是即伯兄所以教其叔季之道也。
此外，杨度认为要除去满洲压制和支那服从的恶根性，在学术上也必须进行改革，即舍己国之短取他国之长：
舍短取长之道，不仅于他国之学，非此不能善用之，即于己国之学亦然。若因保其所长，而并泥其所短，以致拘守而不化，抑亦学界之奴性也。
嘉纳同意杨度的上述看法，但他接着指出了更重要的一点：
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
杨度对嘉纳的这种教育主张，深为赞同：
予于先生所论公德教育，固为敬佩。然于服从公理不服从强力一语，尤为倾服。以为此言也，诚可以医其病根，而为敝国今日教育之最大方针也。
经过多次论辩，嘉纳在很多看法上都被杨度说服，尤其在对话的后半部分，嘉纳几乎是在跟着杨度的思路谈，在结束谈话时嘉纳对杨度深表敬佩之意：
予论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于其中摘出服从公理、不服从强力之最要一语，以为贵国教育之最大方针、最大主义，诚为眼孔极高，予殊为佩服。
杨度认为经过数次辩难得出的服从公理主义的教育方针，可以促进国家思想的发达，并去除以往奴性教育的流弊：
此主义者，含义甚大，于数千年之得失、数十国之长短，皆得以此二字权衡而取舍之。惟其条理，则待吾辈之自寻焉耳。使吾国之言教育者，因此而能一出于此主义，嘉纳君之教吾国言教育者，亦因此而不得不出于此主义，吾知其教育之必无流弊，则较前此之茫无主义者不其愈乎？
中国当时变科举、兴新学的改革刚刚开始没多久，杨度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处境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国当时应持有的教育方针，这充分说明半年的游学生活已经使杨度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
自1902年以来，留日学生日益增多，随着他们对新学了解的加深，都迫切希望向国内大力输入文明思想，因而掀起了一股创办杂志的热潮。为开通民智，促进祖国的发展，杨度也与其他一些湖南留日学生一起，倡议创立《游学译编》，并共同拟定办刊的原则和编辑方针。杨度亲自撰写《游学译编序》，阐述了该刊的篇目和指导思想。
杨度在《游学译编序》中，首先指出中国当今正处于过渡时代，“以东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将来，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其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难耶？”与游日同仁创办这份杂志就是用来作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的助力。杨度根据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拟定了几条办刊原则为：不著论说、杂采书报、不美装潢，接着祥述了该刊的篇目设置与指导思想。
世界各国发达皆由学术进步而来，“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录学术第一；方今中国教育刚刚萌芽，欲输入挽救今日中国的精神教育，录教育第二；在民族竞争的时代，倡导“争于外而非争于内”的军国民精神，录军事第三；东西洋各国妄图置我为殖民地，我不自强，人必亡我，录实业第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大势，已经由政治竞争发展到经济竞争，录理财第五；合群力自谋发达、抵御外族干预，录内政第六；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两平等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要对帝国主义各国的狼子野心有清醒认识，录外交第七；考求他国文明，争荣于20世纪的文明史，录历史第八；中国自地理上看有独一无二之价值，但又处于孤立无援之地位，中国要全国一心，奋兴崛起、死地求生，录地理第九；现在世界是优胜劣败、天演争竞的世界，生死存亡，争此一时，录时论第十；当今世界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朝夕异状，录新闻第十一；中国言、文分离阻碍国民进步，小说文字近于口语能唤起国民之精神，录小说第十二。
杨度写完《游学译编序》后，大约于1902年11月5日后起程返国，到达上海后，杨度禀请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为《游学译编》立案，希望该刊能流布内地，供学者参考，为防止“坊贾射利，任意翻刻，舛错遗漏，至滋遗误，”请求在官府立案，示禁翻刻。
杨度经过半年的游学，已经由传统的士绅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杨度返国后去看望他的老师王闿运，他在游学之前本来就与老师观念分歧较大，现在更是势同水火，师徒两人已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王闿运在日记中记有自己对杨度的看法：
薄暮，二陈、杨郎俱来，问东洋所学，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有此一派，孟子咒墨之报也。然必期於流血，则又西洋好杀之习，盖孔、释俱有婆罗门，计百年后大有翻覆，此时尚未。
杨度本为王闿运最为得意的爱徒，王闿运已无法扭转杨度的思想观念，断定他必然会因此惹祸：
陈婿出言，杨生必得祸。余云今无降祸者，但恐自入网耳。天下有道，乃有文字语言之祸，今不暇也。
自杨度东渡游学后，湖南先后有几批学生陆续赴日游学。杨度在1903年初的一次欢送湖南赴日留学生的宴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学生之力将来定能保全中国、左右世界，鼓励这些留学生认真讲求科学，努力为团体谋公益。受留日潮的影响，杨度的妹夫，即是王闿运的幼子王代懿也要出洋留学，王闿运虽极不情愿儿子出洋，却又无法禁止，心中十分烦闷，在日记中记有此事：
懿还，言出洋。告以母教，以吾与彼无恩，故莫往莫来也。前日杨生言父卖子为奴，公法有禁。今若禁其出洋，则甘心为满奴，犯公法矣，余又不敢。若听其去，余又不能也。世事遂至如此，可为痛恨，无他，一“利”字害之。
王闿运因儿子出洋一事，更加对杨度不满，叹息自己误收杨度，才遭到这样的报应：
罗、杨比而辱我，使劣子自投牢溷，亦从冤也。（后至江夏，与人论，比之杏元小姐为奸臣陷害，直一笑耳，不必恨也。）吾误收杨儿，致此奇报，慎无为善，岂谓此耶？
王闿运虽自我劝慰不必恨，实际却并没有做到。杨度几天后又来看望他，他却拒而不见，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对杨度的称呼发生了改变。以往杨度是他心中的得意门生时，在日记中通常称杨度为“杨生”或“皙子”；自杨度这次游学归来后，改称杨度为“杨郎”、“杨儿”，或直呼其名为杨度。讲究传统礼教的王闿运，如此称呼自己的学生，这表明王闿运或许在心里已不把杨度看作自己的门生了。而且除了在1903年提及几次杨度外，自1904年以后，王闿运在日记中连续多年都不再提及杨度。对于由传统士绅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爱徒，王闿运的态度从不满发展为较为怨恨，这些一方面清楚地说明了王闿运在这几年里一直保守不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杨度经过半年的游学其思想观念转变之巨大，以至于保守的老师竟叹息自己误收杨度作为自己的学生。
杨度在弘文书院学习时以勤奋著称，胡汉民在自传中曾提到这一点：
余以学师范至日本，入弘文学院。时黄兴、杨度俱在校中；杨以勤学称，黄未尝有所表现。留学生全体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
杨度天资超群、才思敏捷，他的学问根柢本来就极为深厚，而且来游学前已经对西学新知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学习勤奋，很快成为了同学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时杨度住在校外的饭田酊，其他留日学生都爱和他倾谈国内形势及变革举措，因而他的寓所经常座无虚席，他也俨然成为留学生的领袖人物。
杨度不仅勤奋学习，还密切关注日本报刊发表的对中国的言论，外出参观游览日本的近代化工厂和学校。杨度到日本的一所高等工业学校，向该校的一位教员请教如何才能促进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这位教员认为：“工业由教育而来，教育盛则工业亦盛。…故工业之盛衰，可以视教育之盛衰为准。…若能以兴教育以植其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接着杨度又详细询问了染织学发展的概略，以及当前促进实业发展的切实办法，该教员回答：“欲求切实办法，惟有择洞悉本国各种实业情形之人，使其出游各国，考究彼此情势，度本国何种实业可以不习普通，而迳聘外人教之，何者不能，详审其宜否，以定兴办之次序。此最上策也。”这位教员最后还向杨度建议，发展教育应注意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并需改变以往重文轻武的习惯。
杨度这次主要以“教育之目的”游学日本，经常参观游览日本的学校，重视同日本的教育家交流如何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杨度与十余名留日学生一同前往华族女学校，同任该校学监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谈论兴办中国女学之事。杨度认为“女学为男学之源，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之本，固未可置为后图也。”因此把这次谈话笔述下来，题为《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刊载于《游学译编》第一期教育论一栏里。杨度拜访日本的大教育家伊泽修二时，受其嘱托，为他所撰写的《日本学制大纲》一书写后序。杨度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一文中，通过分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制的创始与改良，尤其是日本教育史中由开始时的欧化主义到现在国粹保存主义的发展演变，提出教育初兴的国家会经历的几个阶段及应该遵循的主义：
夫教育未兴之国，无不由自封之见，是己而非人。识者有以开化之，使实睹他国之文明，则自尊之见去而尊人之心又起，倾慕之至，或尽弃其所有，致去己而归人。识者必有以教正之，参合内外，以存国粹，始能正国民之德识，坚国家之基础。而教育之主义，乃正日本维新之始，排外之力尤强，继而熏欧美，尽弃其学而学西人，至今日始救正焉。此岂教育之过哉？亦因国民之感情，其必有锁攘主义变为欧化主义而归于国粹保存主义者，皆其进化以渐所必经之阶级而无可逃避者也。
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当时正处于由锁攘向全面新政的转折时代，杨度分析了单纯强调欧化主义或国粹保存主义会导致的弊端，然后提出两者应同时并重的教育方针：
故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以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故偏于二者之一，均不能与今日吾国之事势、人情相合而成至善之教育。吾因此而重思之，欲求其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无以之同时并重，以相反之理为相救之法：一以导国民之进步而采他人之长，一以固国民之团力而存一己之善。
杨度认为这两种主义同时并重，“分掌教育之精神，而合力以造成国民之性质。”这样既能避免以往固步自封的弊端，使国民思想通于外；又能避免全盘欧化，丧失自己的根基和固有特性，按杨度的说法，也就是“随处开放即随处提撕，随时慕人即随时顾己。”
清政府自1901年开始新政以来，“群以取法日本为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兴教育自任。”因而留日学生络绎东渡，日本也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开办了大批学校。杨度就学的弘文学院是最著名的这种学校之一，负责弘文学院的嘉纳治五郎是最早专门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家。“为支那谋兴教育”的嘉纳先生为了拟定教育宗旨，专门游历考察了北京、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返回日本后，湖南速成师范生的六个月学习期满，即将返国，因而嘉纳先生在1902年10月21日召集这些将回国兴办教育的学生，讲演中国应持有的教育方针和宗旨。杨度旁听了这次讲演，并且同嘉纳先生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辩论。
嘉纳在讲演中首先指出当今中国最宜急办的莫过于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接着又分别阐述了如何开展这两种教育。普通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教育、智识教育和体育教育，实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先有普通教育作基础，“若欲求高等之程度，则非普通完备，不能骤语也。”嘉纳认为中国民间志士多激进，主政诸公多守旧，民间志士应用诚心感动长官，徐图大展其才，如果图谋颠覆政府，“徒以生内乱召外兵之蹂躏”，因而主张用和平主义的办事方法。杨度质问嘉纳，“然事非万不得已，亦谁肯舍和平而用激烈者。”如果对于执政诸公“诚心既不能感之，权力又不能去之，而犹欲与之共事，以图相济，则如之何？”嘉纳答曰“此论愈益精微，实为贵国一大问题，非一时所能尽言。”遂邀请杨度到自己家里畅谈。
1902年10月30日和11月5日晚，杨度两次前往，与嘉纳先生进一步讨论。这时与杨度同来的湖南师范生已经回国。杨度首先发问：
若守旧、进步两主义终不免于冲突，则后来之事将如何？若如先生之教，而任守旧之如醉如梦，终不免于冲突，后来之事又将如何？予不敏，愿先生教之。
嘉纳认为中国当下“实在不可以复乱，乱则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在中国目前国民程度太低的情况下，“惟教育有可办之机，亦惟教育为最要之事。”正当的办法有二种，一为教导年少者，二是开通年长者。
当时日本报纸上有一种论调，认为日本如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将来必有复仇之事，因而提醒日本的教育家不要以精神教育输入中国。杨度指出教育贵在精神，“敝国今日有精神教育，则犹可存；无精神教育，则将立亡。敝国之存亡，实亚洲之存亡，黄种之存亡也。全球尽归白种，贵国其能独免乎？”据此要嘉纳解释报纸上的这些言论。嘉纳回答那是不知世界大事的浅识者的言论，日本以精神教育施之中国，同臻富强后与欧美争胜，日本如有土地要求，可以向南洋群岛发展，没有必要来灭亡中国自取窘蹙。
杨度这时已经彻底摆脱了前几年传统中外华夷之别的老看法，留东半年后已对世界大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嘉纳的回答颇不以为然。杨度对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外局势认识颇清：
庚子以来，各国之对我政策由瓜分主义变而为门户开放策、势力范围论，以扶植满洲政府代压支那民族，而各指一隅以倾注其势力，为无形瓜分之妙计。至谓其摘去满洲政府，公然分割支那，四亿民族扰扰不靖，无固有之政府以代压之，而皆须自理，亦白人所不欲者也。
对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野心，杨度也有清醒的认识：
南洋群岛无不在白人势力范围之内，日本已无插足之地。不仅南洋，即欧美澳非各州与中西南北亚细亚，亦何处使有隙地可容日本一席者？故合全球论之，其可争者惟支那一片无主之土耳。日惧其力之不足，而为白人攫尽，则其实情也
接着杨度与嘉纳两人应以何种主义指导目前中国的精神教育展开了论辩，杨度认为当前中国应以欧化与国粹保存两主义参酌而融贯之，以相反之理为相救之法。嘉纳主张用和平的进步主义，担心骚动的进步主义会使中国更加骚然不靖。针对嘉纳的担心，杨度认为中国目前不能免于骚动：
由心理上言之，以数千年静守之性，而忽闻新奇之学说，以激刺其感情，以致群思一动而后快。虽政府不与国民反对，而当社会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于骚动，此可预知也。
但他接着指出，各国都是经骚动以后进于文明，“是则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进步者也。”倘若和平而不进步，显然不如骚动而进步。更加上中国正处于各国包围的危急局势之下，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而无计出万全之道。”杨度向嘉纳建议，在施行教育时，心中不必抱有和平或骚动的进步主义，应根据国民程度来定教育的方针，专以挽救社会锢弊，促进国民进步为主。
如何参合折衷东西洋学说来定中国的教育方针，杨度与嘉纳在种族与学术上都有不少分歧，尤其是在种族的看法上。嘉纳认为中国当时的国体，“实支那人种臣服于满洲人种之下而立国者也”，教育支那人种“必以服从满洲人种为第一要义”，这样才能保世界和平之局。杨度指出嘉纳的这种看法是以奴隶思想教育支那，应该改而实行平等思想的教育：
先生如真为敝国兴教育乎，则敝国之今日，为两人种之合力，教育之道，亦以并施。于满洲人，则务去其善于压制之恶根性；于支那人，则务去其善于服从之恶根性，而又教之以平等同胞之爱，使各自立而不相侵，是即伯兄所以教其叔季之道也。
此外，杨度认为要除去满洲压制和支那服从的恶根性，在学术上也必须进行改革，即舍己国之短取他国之长：
舍短取长之道，不仅于他国之学，非此不能善用之，即于己国之学亦然。若因保其所长，而并泥其所短，以致拘守而不化，抑亦学界之奴性也。
嘉纳同意杨度的上述看法，但他接着指出了更重要的一点：
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
杨度对嘉纳的这种教育主张，深为赞同：
予于先生所论公德教育，固为敬佩。然于服从公理不服从强力一语，尤为倾服。以为此言也，诚可以医其病根，而为敝国今日教育之最大方针也。
经过多次论辩，嘉纳在很多看法上都被杨度说服，尤其在对话的后半部分，嘉纳几乎是在跟着杨度的思路谈，在结束谈话时嘉纳对杨度深表敬佩之意：
予论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于其中摘出服从公理、不服从强力之最要一语，以为贵国教育之最大方针、最大主义，诚为眼孔极高，予殊为佩服。
杨度认为经过数次辩难得出的服从公理主义的教育方针，可以促进国家思想的发达，并去除以往奴性教育的流弊：
此主义者，含义甚大，于数千年之得失、数十国之长短，皆得以此二字权衡而取舍之。惟其条理，则待吾辈之自寻焉耳。使吾国之言教育者，因此而能一出于此主义，嘉纳君之教吾国言教育者，亦因此而不得不出于此主义，吾知其教育之必无流弊，则较前此之茫无主义者不其愈乎？
中国当时变科举、兴新学的改革刚刚开始没多久，杨度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处境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国当时应持有的教育方针，这充分说明半年的游学生活已经使杨度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
自1902年以来，留日学生日益增多，随着他们对新学了解的加深，都迫切希望向国内大力输入文明思想，因而掀起了一股创办杂志的热潮。为开通民智，促进祖国的发展，杨度也与其他一些湖南留日学生一起，倡议创立《游学译编》，并共同拟定办刊的原则和编辑方针。杨度亲自撰写《游学译编序》，阐述了该刊的篇目和指导思想。
杨度在《游学译编序》中，首先指出中国当今正处于过渡时代，“以东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将来，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其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难耶？”与游日同仁创办这份杂志就是用来作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的助力。杨度根据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拟定了几条办刊原则为：不著论说、杂采书报、不美装潢，接着祥述了该刊的篇目设置与指导思想。
世界各国发达皆由学术进步而来，“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录学术第一；方今中国教育刚刚萌芽，欲输入挽救今日中国的精神教育，录教育第二；在民族竞争的时代，倡导“争于外而非争于内”的军国民精神，录军事第三；东西洋各国妄图置我为殖民地，我不自强，人必亡我，录实业第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大势，已经由政治竞争发展到经济竞争，录理财第五；合群力自谋发达、抵御外族干预，录内政第六；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两平等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要对帝国主义各国的狼子野心有清醒认识，录外交第七；考求他国文明，争荣于20世纪的文明史，录历史第八；中国自地理上看有独一无二之价值，但又处于孤立无援之地位，中国要全国一心，奋兴崛起、死地求生，录地理第九；现在世界是优胜劣败、天演争竞的世界，生死存亡，争此一时，录时论第十；当今世界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朝夕异状，录新闻第十一；中国言、文分离阻碍国民进步，小说文字近于口语能唤起国民之精神，录小说第十二。
杨度写完《游学译编序》后，大约于1902年11月5日后起程返国，到达上海后，杨度禀请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为《游学译编》立案，希望该刊能流布内地，供学者参考，为防止“坊贾射利，任意翻刻，舛错遗漏，至滋遗误，”请求在官府立案，示禁翻刻。
杨度经过半年的游学，已经由传统的士绅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杨度返国后去看望他的老师王闿运，他在游学之前本来就与老师观念分歧较大，现在更是势同水火，师徒两人已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王闿运在日记中记有自己对杨度的看法：
薄暮，二陈、杨郎俱来，问东洋所学，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有此一派，孟子咒墨之报也。然必期於流血，则又西洋好杀之习，盖孔、释俱有婆罗门，计百年后大有翻覆，此时尚未。
杨度本为王闿运最为得意的爱徒，王闿运已无法扭转杨度的思想观念，断定他必然会因此惹祸：
陈婿出言，杨生必得祸。余云今无降祸者，但恐自入网耳。天下有道，乃有文字语言之祸，今不暇也。
自杨度东渡游学后，湖南先后有几批学生陆续赴日游学。杨度在1903年初的一次欢送湖南赴日留学生的宴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学生之力将来定能保全中国、左右世界，鼓励这些留学生认真讲求科学，努力为团体谋公益。受留日潮的影响，杨度的妹夫，即是王闿运的幼子王代懿也要出洋留学，王闿运虽极不情愿儿子出洋，却又无法禁止，心中十分烦闷，在日记中记有此事：
懿还，言出洋。告以母教，以吾与彼无恩，故莫往莫来也。前日杨生言父卖子为奴，公法有禁。今若禁其出洋，则甘心为满奴，犯公法矣，余又不敢。若听其去，余又不能也。世事遂至如此，可为痛恨，无他，一“利”字害之。
王闿运因儿子出洋一事，更加对杨度不满，叹息自己误收杨度，才遭到这样的报应：
罗、杨比而辱我，使劣子自投牢溷，亦从冤也。（后至江夏，与人论，比之杏元小姐为奸臣陷害，直一笑耳，不必恨也。）吾误收杨儿，致此奇报，慎无为善，岂谓此耶？
王闿运虽自我劝慰不必恨，实际却并没有做到。杨度几天后又来看望他，他却拒而不见，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对杨度的称呼发生了改变。以往杨度是他心中的得意门生时，在日记中通常称杨度为“杨生”或“皙子”；自杨度这次游学归来后，改称杨度为“杨郎”、“杨儿”，或直呼其名为杨度。讲究传统礼教的王闿运，如此称呼自己的学生，这表明王闿运或许在心里已不把杨度看作自己的门生了。而且除了在1903年提及几次杨度外，自1904年以后，王闿运在日记中连续多年都不再提及杨度。对于由传统士绅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爱徒，王闿运的态度从不满发展为较为怨恨，这些一方面清楚地说明了王闿运在这几年里一直保守不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杨度经过半年的游学其思想观念转变之巨大，以至于保守的老师竟叹息自己误收杨度作为自己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