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中右
在我们中国工人日报社，内部也开展了反右斗争。在排列单位右派的名单时，我所在的理论组组长陈蓓，她不同意把我列入右派名单，她说我够不上右派标准。结果，后来她自身难保，被整成右派，失去了话语权，我也就榜上有名了。
陈蓓，中共老党员，中国工人日报社编委之一，报社理论组组长。
她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写过一篇杂文，意在动员群众给党提意见。大意是说：旧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不讲民主，怕老百姓提意见。他们采取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而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人民的利益，不怕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提意见。
她在她的文章中号召群众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等等，等等。
即便按照现在的审查标准。陈蓓的这篇杂文，绝对找不出任何攻击共产党的意思！首先，她自己就是老党员，其次，她也是按照她上边领导的旨意，写出这篇文章。现在，倒成为了整倒她的武器。
文字狱，古今中外，慨莫能外，就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反右运动，也正是如此。
陈蓓的文章被上边定性为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接下来，陈蓓就被整成右派分子。从此以后无宁日，大会批，小会斗。她试图解释，整她的人说是她在狡辩，不允许她自我辩护，只知道上纲上线，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她曾经庇护过我，反对把我打成右派，现在也被人作为罪状之一，在报社批判大会揭发出来，说她包庇我，不让我进右派黑名单！
我也是这样才知道，报社内部还是有好人保护我。无奈何，内部有指标，非要凑够百分数，再加上，陈蓓自身也被整成了右派。所以，我不成右派反倒没有道理了？
二十多年后，我在报上读到为陈蓓平反和恢复名誉的文章，才知道不仅她被错打成右派，她的丈夫也因为没有和她划清界限，从而也被整成了右派。她的子女们都受到了株连，二十多年政治贱民的生活，全家过得很凄惨！
听见陈蓓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这个右派。我当真大吃一惊，昨天还是运动积极分子，今日就成了阶下囚！这种风云突变，叫人无法适应！我神经紧张起来，血压陡然升高，头痛的厉害。这事过后两天，我的嘴突然就歪了。
中医叫做：面部中风。
被定为了右派后，我在资料室小组会上被批判了一次，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因为，我实在是个凑数的右派，整的和被整的都没有劲。不如去整那些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以及报社领导人来劲。所以，报社反右运动领导人，集中力量去整那些人。
我因为面瘫，嘴歪眼斜，上下嘴唇都合不拢，吃饭咀嚼都成问题，喝口水都顺着嘴角流淌。这全都是拜反右所赐，整得我神经高度紧张，脑血管破裂。因为是平生头一次被人整，心理压力之大，现在都无法言表。正科又不在我身边，同学朋友一个全无，想要找个人纾解一下也无可能。最后，才跑到北京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门诊，忙着寻医问药，此外，还要照看婆婆和两岁大的儿子。因为，我年幼时在冬天因为严寒遭过一次风邪，我当然知道我是得了什么病。但是，给我看病的西医却说：西医治不好这种病。真是让我失望。害我白跑一趟。第二天又去看私人中医，中医说有救，可以用针灸治疗。于是，我每天上午花两小时去私人针灸诊所扎针，从五月底扎到九月底，经过四个月的针灸治疗，脸歪嘴斜逐渐好转。由于国庆节过后，我们就要搬离北京，所以，只好在九月二十号停止了针灸治疗，以致至今嘴还是有点歪斜，没有彻底断根。
那几个月跑诊所治疗期间，每天耽误两小时，从来不敢超过四小时，因为，一超过四小时，就要算半天事假，要扣发工资。我从不敢请假半天或一天，怕被扣了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家人吃什么呢？
由于天天扎针，我的右边脸颊淤血，嘴边的一个穴位都扎成一个硬结子。我当然记得小时候可以用黄鳝血面敷治疗，既不费工又不费钱。问题是：在北京上哪里去抓黄鳝？能请谁去抓？捉了黄鳝来又叫谁去杀？我一看到像蛇一样滑溜的黄鳝，就心里发怵，根本没有胆量对付。
而报社一位搞摄影的女记者，还是个共青团员，也是倔脾气，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因为右派言论被大会批判后，思想不通，不服气，回到自家后，免不了跟自己的丈夫抱怨几句，说上几句牢骚话。结果，她丈夫是党员，听了自己老婆私下里给他发泄的话，马上就向领导汇报了她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言论。可想而知，第二天，她又再次受到了比上次更严厉的大会批判。接着，58年就被下放工厂当了工人，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楚。
当时，报纸方面，上海文汇报是重灾区，因为，它在整风期间都是登载的民主人士对党的意见。所以，反右伊始，它就被定性为右派代言人的报纸。我们工人日报社记者，胡秉鍼，他就喜欢读《文汇报》，每天都要读。结果，现在也被批判，说他与右派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天天要读右派报纸！
反右运动不几天，我们报社编辑部内就揪出了一大批右派分子：陈蓓，陈庆梅，黄是云......等人。最后的运动高峰是，社长陈用文，党的九级高干也被揭发出来了！他的具体罪行是：1956年去南斯拉夫访问，回国后在《中国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宣传介绍南斯拉夫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的经验。现在被翻出来指控他宣传工团主义，不要党的领导，这还了得？一下子就打成了大右派，开除了党籍，行政连降五级工资，然后，发配到甘肃省一个农场劳改，一直到1978年以后，才获平反，又调回了北京。
我因为天真，不知道因言获罪的厉害，鹦鹉学舌，复述了婆婆的牢骚。之所以没有被整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因为报社编辑部揪出太多右派，单位名额爆满！我这份小小分子，够不上资格，排不上队，上到大会批判。所以，整场运动，只遭受一次小组批判，就被冷处理搁置一边。所以，运动结束，我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这可能跟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关系：出身贫农！。而且，档案中又有武汉市劳模的记录。所以，运动领导人内定我为有右派言论的人，所谓：中右，从此不可重用！
我从此就背上了右派的沉重十字架，打入另册，一直压迫到1978年，右派平反之后，才把我的档案中有关反右运动的结论剔除，还了我政治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