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过，伊丽莎白一世在位将近45年内，一共只有十届议会十三次议期。都铎时代议会虽然也分上下两院，但绝对君主制时代的议会职能和其在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时代的功能是无法相比的。都铎时代的议会有两大主要职能： 1，颁布新法律（税收及社会管理等），2，制定国防预算以及批准国家事务开支的拨款。
1588年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自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威胁依然存在，英格兰依然需要强化国防，是以年底女王同意召集她的第七届议会，并在1589年2月4日开议。
伊丽莎白女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向不融洽，女王对议会的控制非常严格，议会只有在她召集下才能召开，而且议程也由她设定。从1569年女王登基后重新规定《公祷书》为英格兰新教的标准礼拜仪式[1]，到1571年正式出台英格兰教会官方教义《三十九条信纲》[2]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与议会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她的婚姻问题，二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问题，三是英格兰教会的宗教改革的终点问题。每次议会，女王都严禁议会讨论着三个问题，因为在她眼里，这些都不是臣子们应该过问的事情。
到了1589年，女王已经56岁，婚姻问题早已成风中浮云，继承人问题也随着与苏格兰之间在1587年7月与签署《贝里克条约》而得到解决[3]，女王和议会之间剩下的矛盾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终点这一问题了。
1588年英格兰在英吉利海峡击败天主教入侵，不仅是对国内天主教阵营的挫败，更是让新教阵营中的激进派教再一次看到借此东风一劳永逸彻底铲除英格兰新教中残存天主教成分的机遇。此时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已经开始使用“清教主义”（Puritanism）这个术语，他们也开始自称或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而且从议会到民间，甚至是女王自己的枢密院和英格兰国教教会里，清教的力量都不容小觑。
从1571年起，下院就一直抱怨女王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而女王和议会对于“自由”一词含义的理解显然大相径庭。许多议员认为下议院应该被允许讨论任何他们想讨论的话题，尤其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而女王则认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她和主教委员会之间的事情。
而实际上，伊丽莎白女王对英格兰教改终点问题所考虑的出发点和下议院中的清教徒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一方面，作为君主，她考虑更多的是英格兰宗教的包容性，因为这直接关联到国内的稳定；和她作为君主不只是英格兰新教徒的君主，同时也是天主教徒的君主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本人持宗教中间立场，她对任何形势的宗教极端主义都极其厌恶，不管是天主教极端还是新教极端。这也是为什么伊丽莎白女王会说她“拒绝窥探人的灵魂，因为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之争”的原因。女王需要的一个大家心照不宣都能接受的外在宗教统一[4]。换言之，你私下的宗教立场是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你不能蓄意破坏英格兰教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但清教主义者们显然不能接受这种妥协，尤其是在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被斩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败之后英格兰天主教势力败落之时，他们要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继续推进，要“纯化”（purify）教会。
1589年2月，伊丽莎白的第七届议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议的。
女王事先告诉下院议长托马斯·斯奈格爵士（Sir Thomas Snagge，律师，贝德福德选区议员），不许展示任何关于宗教改革的提案，一旦展示也不允许宣读，更不允许讨论。为了掌控议会讨论话题，女王特别嘱咐新任司法大臣（Lord High Chancellor）克里斯多弗·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在她和议长之间跑腿。我们之前也说过，都铎时代下院的开支和议长的薪水都是由王冠支付的。
1589年2月4日下院开议，斯奈格议长特别强调：“女王陛下要求各位，不可在那些清教徒提出的令人厌烦的说辞上浪费时间。”
但下院清教议员拒绝自己的权力被君主限制，他们究竟还是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摈弃 “包含各种缺陷、严重腐败以及诸多与上帝圣言相悖内容”的《公祷书》，废除所有现行的教会固定礼拜仪式，提出为“祷告开辟一个新方向”，并为英格兰教会制定一套全新的祷告模板。
1589年2月9日星期天，西敏大教堂执事牧师 （Canon）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Canon of Westminster,）在圣保罗大教堂布道中对清教徒展开激烈的抨击。
班克罗夫特首先怀疑清教主义者们的动机：
“你们是要改变礼拜的全部形式和秩序吗？你们要夺走教会那本良善虔诚的祷告书，难道修改于你们而言还不够纠正教会的腐败，你们要全部否定它，给我们另一本全新内容的祷告书吗？如果你们回答《公祷书》错误太多，无法用其他方法解决，有人会相信你们吗？人民会怎么说？你么若妄图以此创造奇迹，只会将成千上万的人逼入绝境，要么变成无神论者，要么重回天主教。 我告诉你们，这些分裂者常用一句古老格言教训他人，但这句话我们也知道，我想它出自圣经：“Semper discentes, et numquam ad scientiam veritatis pervenientes”（不断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5]。可以肯定，所有善良的人都会怀疑你们的动机。”
班克罗夫特牧师接着追问：
“我发现这里面巧妙地隐藏了一个无耻狡诈的计划。众所周知，这些分裂主义者的领导人曾宣称，在教会中设立某种固定的礼拜仪式是非法的；但现在他们却为我们制定了一套。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制定的礼拜程式之外，所有其他礼拜仪式都是非法的。但你们真的像你们表现出的那样真诚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有一本《公祷书》供教会经常诵读和遵守，以便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反复聆听一种固定祷告程式来学习，从而获得安慰吗？”
这场布道，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英国国教神学中“神圣权论”（jure divino）出现的标志。理查德·班克罗夫特这场针对英格兰清教徒的批判性布道，对清教徒们毫不留情；针对清教徒试图用长老会结构取代英格兰教会主教制结构，班克罗夫特以强烈的措辞阐述了主教的神圣权利，其余震如此强大，以至于清教徒们不得不回敬。枢密院清教倾向成员之一的王室财相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Norllys，我们上篇提到的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的岳父），指控班克罗夫试图通过宣扬主教凌驾于下级神职人员之上的“特权”源于上帝而非女王来削弱君主的至上地位。但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削弱甚至推翻王权的恰恰清教徒。【班克罗夫特牧师于1603年詹姆士六世/一世继位后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詹姆士国王版圣经项目的总负责人。】
但即便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强权和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层的控制下，清教也未放弃他们纯化英格兰教会的努力。就在该届议会议期同时，一套名叫《马丁·马普雷拉特的小册子》（the Martin Marprelate Tracts） 的系列宣传册在伦敦大街小巷以及下院出现。这一套七篇小册子在英格兰乡间秘密印刷，并由清教支持者们用马车装载挨家挨户分发。
但马丁·马普雷特是个化名，作者真实身份不明。在这一套系列小册子中，作者对英国国教教会，尤其是其主教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倡导长老制教会管理体系。马普雷特的小册子文笔诙谐幽默、辛辣讽刺、离经叛道，其口语化的风格和戏谑的自嘲手法与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文学和戏剧同步发生。
就连 Martin Marprelate 这个名字也是即具宗教意义又富含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色彩。Martin，名叫马丁，当然是为了荣耀宗教改革鼻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而姓为 Marprelate，则是因为中古英语中，prelate 是主教（bishop）的同义词，源于古法语 prélat，其又源于中世纪拉丁语 praelatus ，意为教会显贵或市政要员；而 mar- 这个前缀则源于古英语 mierran，破坏/阻碍/反对的意思。故此，Marprelate = Mar + prelate = 反对主教 = 破坏英格兰教会的主教结构。
【Mar 这个词也存在于现代英语词典中， to mar 或 be marred by ，（被）破坏/糟蹋，例句：My holiday in England was marred by the bad weather.】
通过这些宣传册，“马丁”希望将主教们描绘成彻头彻尾的荒唐可笑之徒来削弱他们的权威，作者称英格兰教会主教们是心胸狭隘的敌基督、傲慢的教士、令人无法容忍的宗教改革阻挠者、福音的敌人和彬彬有礼的可悲神父[6]；称教会高层是彻头彻尾的毒害者和迫害者，高喊：“我头戴犄角的统治者们，你们的统治是反基督教的；你们的事业是毫无指望的；你们的理由是荒谬的。”
历史幽默感是，就在1580年，英格兰也被宗教性质的地下出版社威胁，只不过那时候是天主教耶稣会黑衣修士们秘密印刷、散播传单和小册子，试图推翻英格兰国教，他们也为英语词典添加了Propaganda（宣传）这个词[7]；而伊丽莎白女王也被罗马教廷指控为宗教分裂主义者。【印刷机的确是个好东西】
为了反驳马丁·马普雷特的攻击性观点，英格兰教会也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名称同样诙谐幽默，比如，《送给傻瓜马丁的耳朵让他闭嘴的音箱》（A Sound Box on the Ear for Idiot Martin to Hold his Peace），《为猴子而备的鞭子，马丁现原形》（ A Whip for the Ape. Martin Displayed）。民间流传，教会小册子的印刷量远远大于马丁小册子的印刷量，而且教会使用的印刷者之一，离“小马丁追随者们使用的无特权印刷者地址相距只有几块地之遥”。
就这样，捧马丁和踩马丁的小册子一时间在伦敦满天飞，教会也开始搜索马丁其人的真实身份和排查出版社，但至始至终没有找出马丁·普雷拉特究竟是谁。与此同时，普通信众，尤其是伦敦剑桥之外的其他地区，对这场PK并不关心，教会的日常出席率也没有因此而受影响。
敬虔的清教徒们很快发现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特（Archbishop John Whitgift）也是个不好对付的敌人：大主教一阵见血地指出，“这些人自称清教徒，不是因为他们更纯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纯洁；就像卡特里派[8]一样，他们将自己与所有其他教会分离，认为其他教会会众都是被沾污的。”[9]
1589/1590年前后，很多清教领导人物和清教议员被捕，其中比较知名的有：
著名清教理论家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 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和其他8名清教长老，均被判入狱18个月，并以“参与旨在改变教会结构的宗教委员会或秘密组织”被而皇家法庭（Star Chamber）审判。
图1：著名清教理论家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
剑桥的约翰·格林伍德（ John Greenwood，基督圣体学院毕业）和亨利·巴罗（Henry Barrowe，克莱尔学院毕业）也在1589年因试图效仿他们的基督圣体学院学兄、布朗主义者创始人罗伯特·布朗带领他们地下教会的秘密会众离开英格兰国教而被捕。
图2：剑桥以马内利联合归正教会（Emmanuel United Reformed Church, Cambridge）教堂彩绘玻璃窗上的亨利巴罗（左）
和约翰格林伍德（右）
因挑战伊丽莎白宗教和解政策而被捕的清教徒下院议员包括北汉普郡议员理查德·奈特利爵士（Sir Richard Knightley ，贵族，曾出席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的判刑和斩首）和约伯·索克莫顿（Job Throckmorton）。
而这位索克莫顿议员，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与苏格兰女王以及西班牙大使合谋刺杀伊丽莎白未遂的死忠天主教信徒弗朗西斯·索克莫顿[10]的堂兄。
这俩堂兄弟，堂弟因为极端天主教信仰试图刺杀女王而被处死，堂兄则因为极端新教信仰反对女王而下狱。他们的爷爷乔治·索克莫顿（Sir George Throckmorton） 是亨利八世的枢密院成员[11]，他们的叔叔尼古拉斯·索克莫顿爵士（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伊丽莎白女王的发小，军人，议员）则是温和派新教。索克莫顿家族的宗教立场冲突是当时英格兰宗教冲突的范例。
清教起源于伊丽莎白时代，到1589/90年前后成为英格兰教会中的教会。虽然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手腕和教会高压政策下，清教和国教之间的矛盾在伊丽莎白谢世之前被压下去双方却也只是暂时停战。没有伊丽莎白的智慧和手腕，清教在40年后便推翻了君主制，自立共和国，但最终也未能得到英格兰人的拥护和支持。
清教运动在英格兰的最终失败，究其根源，不仅仅是一个曲高和寡或水至清则无鱼的问题，而是在政教合一的弊端下，再自命清高的人也难逃权力的诱惑。
十六、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说白了是学院派极左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学识渊博，自律能干，但脱离底层民众，且总是倾向于怀抱弥赛亚拯救世界的情结去站道德高地，为了信念可以不惜忽略其他社会阶层的需求。实际上，政治斗争和谈情说爱在道理上大同小异，都必须知进退，不管是伴侣还是党派或教派，丝毫不愿意妥协的，最终都得不偿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教徒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并非所有加尔文主义者都是清教徒。换言之，加尔文主义是一套神学理论，而清教主义则更接近于神学旗帜下的一种政治主张；而任何政治主张都需要普通民众共鸣，否则便无法立足。这也是清教在政治斗争中最终失败但加尔文宗今天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尽管出现清教这场大戏，1589年2月开议3月闭幕的女王第七届议会还是批准了一共四项十一和十五一税收，有效期四年，用于英格兰持续抵抗西班牙入侵的国防预算。
到该年春夏交替季节，英格兰和苏格兰分别有一件大事发生。前者是，受英吉利海峡大捷的鼓舞，德瑞克爵士说服了女王组织一支英格兰舰队主动出击，试图进一步挫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锐气。后者是，这一年6月，苏格兰20岁的国王、英格兰王位准继承人詹姆士六世大婚。
篇幅有限，加上新教这一块着实费了点脑子，先写到这里，舰队和大婚的事情，就只能请君且听下回分解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