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
这是王端阳根据王林手稿编辑出版的《交代》一书中的几份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名人，是不错的资料。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方纪与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相识，并约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欢乐颂》和《光荣颂》，发表在他自己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军师”阿垅（陈亦门）来津混入文联工作，一来即与方纪打得火热，如同一家。这年二月阿垅在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他的大毒草《论倾向性》前，先请方纪“斧正”过，并由方纪增添了个“光明的尾巴”。
阿垅的这篇大毒草《论倾向性》和方纪的大毒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同时受到《人民日报》的严肃批判。阿垅为长期埋伏下去写了个假检讨，《人民日报》给他发表了。方纪正在疯狂拒抗《人民日报》的批判，因而见了阿垅的假检讨，大骂他“没有骨气”，并且写信煽动阿垅向《人民日报》、向党反攻倒算。
这一封煽动反革命分子阿垅向党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纪（当时他住在友好协会的小花园里）质问时，他一口否认，并且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地骂别人是“反领导”。后来我回文联机关追查这封信的下落，阿垅视为方纪对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为知已者死”地爱护、珍视这封最大友谊的信，不肯随便拿出叫别人看。后来，当时的文联负责人鲁藜婉言向阿垅借出来，照抄一份直接转给了市委组织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垅时，才从衣箱中搜出来这封信的原件。我当时要求看看，搜查人员不叫我看就登记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关于臧克家的情况
一九三○年秋季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山东青岛大学文学院外语系上学。一九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夏，担任中共青大团支部书记，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担任中共青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青大革命同学曾发动了第一次罢课斗争。我担任学生纠察队副队长，在罢课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听说教室大楼有同学阴谋复课。我带领纠察队员数人前去纠察，在教室大楼后门楼梯前遇臧克家（当时尚不知其姓名，只记住了他的相貌）等要上楼梯，我等用童子军棍挡住他们问：“上楼干什么？”臧立在最前边怒气凌人地说：“愿意上楼就上楼！”我说：“罢课啦，不能上教室里去！（楼上都是教室）”臧说：“罢课是强奸民意，我不同意。”我说：“不赞成罢课，可以提议开大会否决。全体同学开大会既然通过了罢课，我们纠察队就要维持罢课斗争的纪律，不许任何人破坏罢课的决议去上课！” 臧克家领着头故意提高嗓门叫嚣道：“我们愿意上课就上课，你们管不着！你们妨碍我们的自由！你们不民主！……”我们纠察队用童子军棍戳着洋灰地也大嗓门地驳斥道：“我们执行全体同学开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就是民主！就是全校的真正民主！……”一浪比一浪高地争吵间，教务长张道藩突然出现在楼梯口上边的栏杆处，垂问下边怎么回事？臧克家等好像有了仗恃，更加嚣张地嚷叫道：“我们要上楼去上课，他们不但不许我们上楼，还用棍子威胁我们！”张道藩立刻豺狼一般地吼叫道：“共党暴动！共党暴动！打电话，叫警察保安队来！”青大教室楼旁就是青岛保安队总队部，近在咫尺，一呼即到。我感到不妙，率领纠察队退出教室楼后门，到礼堂学生会办公处报告。学生代表正在研究对策，忽听得门外传来大皮鞋和刺刀撞碰的声浪，于是我们慌忙冲出礼堂四散了。此时国民党保安队已成队开到青大校楼前，正在散开取包围形势。因青大当时无垣墙，我走出礼堂一转就钻了树林子，上了高山。从高山上瞭望和同学的报讯，得知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文化界反共反人民头子张道藩为首的青大学校当局，用“共党暴动”为借口，开除革命同学六十多人，占当时全校学生二分之一弱，极尽白色恐怖之能事。
我是提议组织学生纠察队的人，担负纠察队的实际责任，并是亲自带领纠察队员前去镇压依靠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破坏革命同学罢课斗争的人，却漏网了。漏网的原因，一是开学不久，互相不大熟悉，二是我当时的姓名是“王弢”，护校团的人不认识这个古字。
我本来闹个人主义的义气，要自动离开青大。因山东党组织很快地到青大找我接上共青团的组织关系，指示我留在青大坚持工作，发展组织，掀起新的斗争，所以我才没有闹个人英雄主义而离开青大。后来，因我外语系和臧克家所在的中文系，经常在一起上课，我就把他的相貌和他的姓名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弄清我那次带领纠察队在教室楼后门楼梯前所遭遇的依靠张道藩的狗势力领头上楼复课的那个枣核脸的同学就是臧克家了。
这件事，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上纲揭发。抗日战争以前，我与黄敬谈起臧克家，即以此事为例骂他。黄敬批评我记仇太死，应看他后来变得好些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我就把臧克家的这个问题同丁玲、白杨的问题，一同揭发过。一九六一年我给青岛党史办公室写材料，和我与青大同学数人整理《青岛大学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这个历史资料，也曾描写这一段史实。这个资料在《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发表前，青大老同学主张明白写出“臧诗人”或“臧××”。我因此给当时的全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写信请示。刘白羽复信此事已呈转中宣部批示去了，后无下文。《山东省志资料》急于发表此资料，即改为“×××”。
据说臧克家本人矢口否认此事。我也应当冷静回忆一下是否我冤枉了他。但是我要问臧克家：我们纠察队在教室大楼后门楼梯前与上楼准备复课的护校团发生“遭遇战”而争吵起来，护校团的人故意提高嗓门以便叫楼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闻声急来“护驾”，张道藩果然闻声赶到，趴在楼上栏杆上垂询几句之后，就豺狼一般地叫嚣：“共党暴动！……”是否有这件事？青大学校当局出牌开除革命学生六七十人，根据是“共党暴动”，而“共党暴动”指的是何人、何事？如果你臧克家只承认有这种事实，而否认站在最前列要上楼，而且故意提高嗓门以便叫楼上的张道藩听见的“枣核脸”不是你臧克家，而是谁呢？当时青大第一期生统共不过一百二十六七人。这一次开除六十多人。余下者不过七八十人。完全可以逐个查对一下。如果臧克家能指出那个“枣核脸”是另外的人，而不是你臧克家，那么我立刻可以向臧克家赔礼道歉，到处交代我几十年来都冤枉了你，陷害了你！如果你臧克家找不出这个“枣核脸”是另外一个人来，那我的旧印象就不能随便改。
当时同我一同去的纠察队员，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化学系的罗瑞麟。罗瑞麟现在四川某工厂。详细地址，可问北京外交部街某中学的副校长冯冷光（民主人士）。他家住北京东华门脸路南一个小胡同内，院内有棵很高的枣树。他在青大与我同系同班，但他当时没有参加纠察队。臧克家当时参加护校团的事，冯冷光也可能知道一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大同学罢课赴南京游行示威。臧克家身为宣传委员而不参加，我们到达南京后又接到一封恐吓信，当时我与黄敬即疑为臧克家所为。后来也没有查对此事。
臧克家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间，所写的诗几乎都发表在当时青岛的国民党党部所主办的《民国日报》上。
王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姚依林的情况
黄敬生前没有向我谈过姚依林被扣的事。姚依林自己向我谈过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在北平西城二龙坑某公寓曾一度遇险的情况。他说当时他与黄敬等约定在二龙坑某公寓集会，届时姚依林进公寓大门后发觉有可疑的人藏在门后要抓捕人，他感到不妙，想立即退出，但又怕那样一来更暴露了自己，于是装做满不在乎，直奔公寓的掌柜的屋中。公寓掌柜的早知有特务抓人，即与姚大谈做生意的问题以掩护姚，接着又送出姚脱险。姚出去后也就赶快用一切办法通知黄敬等，因此黄敬等就没有再到此公寓去。
王林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
我与周扬的关系
我认识周扬，是在解放战争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时他是华北局的宣传部长，到冀中区视察工作。我当时在冀中区文协工作。因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开始了第一次的见面。
以前我连周扬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战争以前，他用周起应的名字翻译过书，他何时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后，张庚、贺敬之、李冰等延安作家到了冀中区，有一次谈话贺敬之吹捧周扬，我插嘴问道：“周扬是干什么的？”贺敬之大吃一惊地说道：“怎么你连周扬同志也不知道呢，我们在政治上的领袖是毛主席，在文艺上的领袖就是周扬呀！”当时我不服气地辩论说：“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脑袋里光知道有个毛主席，不知道还有个周扬！毛主席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论持久战》，他有什么？他对我们敌后抗战有什么帮助呀？”当场顶得贺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汇报给周扬，因而在他们那个黑线圈子里挖苦我是“冀中区的地头蛇”，“在冀中根据地占山为王，连周扬也瞧不在眼里！”
一九四七年夏周扬到冀中视察工作，我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组织了个文艺座谈会，向他汇报冀中区抗日战争时代和目前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和问题。最后请他讲话，他趁这机会大捧刘少奇，说刘少奇来到晋察冀边区就发现问题，批判晋察冀边区党委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号召作家都要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参加土改。
周扬跟方纪在延安时就熟，因而周扬跟方纪做个别谈话很多。
我的小说《腹地》原稿，请张庚、贺敬之看过。他们说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据地写得太黑暗了。周扬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以党组织的名义把《腹地》原稿送给周扬看。周扬有一次在会议上见到我说：“小说还没有看完，他们说你把冀中区写得太黑暗，可是我看着写得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当时的工作就那么进步？”当时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详谈意见，也就没有多说话。后来，在开会的时候也曾见过他。见到他我就问：“看完了没有？”周总是说：“还没有看完。”因而始终也没有详谈过。
一九五○年冬，陈企霞在《文艺报》上批评《腹地》以后，我曾写信给周扬，问他看完没有？对陈企霞的批评有什么意见？他始终没有回答我的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间，我还是文联党组副书记时，周扬来到天津，大概方纪还曾叫着我给周扬汇报过工作。一九六○年我调到天津制片厂后，我一个普通编写人员就没有资格能再给周扬汇报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联后，也仅只是个文联党组的成员之一，周扬来天津也无资格参加汇报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常德道招待所召集参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谈时，我参加了。吕清章是记录。
周扬这些年来津召开会做报告，我只要是在天津，总是通知我参加听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平常日子我也没有吹捧过他。
王 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于天津文联
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
毛囡 (2026-01-14 08:10:34) 评论 (2)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
这是王端阳根据王林手稿编辑出版的《交代》一书中的几份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名人，是不错的资料。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方纪与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相识，并约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欢乐颂》和《光荣颂》，发表在他自己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军师”阿垅（陈亦门）来津混入文联工作，一来即与方纪打得火热，如同一家。这年二月阿垅在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他的大毒草《论倾向性》前，先请方纪“斧正”过，并由方纪增添了个“光明的尾巴”。
阿垅的这篇大毒草《论倾向性》和方纪的大毒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同时受到《人民日报》的严肃批判。阿垅为长期埋伏下去写了个假检讨，《人民日报》给他发表了。方纪正在疯狂拒抗《人民日报》的批判，因而见了阿垅的假检讨，大骂他“没有骨气”，并且写信煽动阿垅向《人民日报》、向党反攻倒算。
这一封煽动反革命分子阿垅向党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纪（当时他住在友好协会的小花园里）质问时，他一口否认，并且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地骂别人是“反领导”。后来我回文联机关追查这封信的下落，阿垅视为方纪对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为知已者死”地爱护、珍视这封最大友谊的信，不肯随便拿出叫别人看。后来，当时的文联负责人鲁藜婉言向阿垅借出来，照抄一份直接转给了市委组织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垅时，才从衣箱中搜出来这封信的原件。我当时要求看看，搜查人员不叫我看就登记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关于臧克家的情况
一九三○年秋季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山东青岛大学文学院外语系上学。一九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夏，担任中共青大团支部书记，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担任中共青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青大革命同学曾发动了第一次罢课斗争。我担任学生纠察队副队长，在罢课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听说教室大楼有同学阴谋复课。我带领纠察队员数人前去纠察，在教室大楼后门楼梯前遇臧克家（当时尚不知其姓名，只记住了他的相貌）等要上楼梯，我等用童子军棍挡住他们问：“上楼干什么？”臧立在最前边怒气凌人地说：“愿意上楼就上楼！”我说：“罢课啦，不能上教室里去！（楼上都是教室）”臧说：“罢课是强奸民意，我不同意。”我说：“不赞成罢课，可以提议开大会否决。全体同学开大会既然通过了罢课，我们纠察队就要维持罢课斗争的纪律，不许任何人破坏罢课的决议去上课！” 臧克家领着头故意提高嗓门叫嚣道：“我们愿意上课就上课，你们管不着！你们妨碍我们的自由！你们不民主！……”我们纠察队用童子军棍戳着洋灰地也大嗓门地驳斥道：“我们执行全体同学开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就是民主！就是全校的真正民主！……”一浪比一浪高地争吵间，教务长张道藩突然出现在楼梯口上边的栏杆处，垂问下边怎么回事？臧克家等好像有了仗恃，更加嚣张地嚷叫道：“我们要上楼去上课，他们不但不许我们上楼，还用棍子威胁我们！”张道藩立刻豺狼一般地吼叫道：“共党暴动！共党暴动！打电话，叫警察保安队来！”青大教室楼旁就是青岛保安队总队部，近在咫尺，一呼即到。我感到不妙，率领纠察队退出教室楼后门，到礼堂学生会办公处报告。学生代表正在研究对策，忽听得门外传来大皮鞋和刺刀撞碰的声浪，于是我们慌忙冲出礼堂四散了。此时国民党保安队已成队开到青大校楼前，正在散开取包围形势。因青大当时无垣墙，我走出礼堂一转就钻了树林子，上了高山。从高山上瞭望和同学的报讯，得知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文化界反共反人民头子张道藩为首的青大学校当局，用“共党暴动”为借口，开除革命同学六十多人，占当时全校学生二分之一弱，极尽白色恐怖之能事。
我是提议组织学生纠察队的人，担负纠察队的实际责任，并是亲自带领纠察队员前去镇压依靠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破坏革命同学罢课斗争的人，却漏网了。漏网的原因，一是开学不久，互相不大熟悉，二是我当时的姓名是“王弢”，护校团的人不认识这个古字。
我本来闹个人主义的义气，要自动离开青大。因山东党组织很快地到青大找我接上共青团的组织关系，指示我留在青大坚持工作，发展组织，掀起新的斗争，所以我才没有闹个人英雄主义而离开青大。后来，因我外语系和臧克家所在的中文系，经常在一起上课，我就把他的相貌和他的姓名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弄清我那次带领纠察队在教室楼后门楼梯前所遭遇的依靠张道藩的狗势力领头上楼复课的那个枣核脸的同学就是臧克家了。
这件事，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上纲揭发。抗日战争以前，我与黄敬谈起臧克家，即以此事为例骂他。黄敬批评我记仇太死，应看他后来变得好些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我就把臧克家的这个问题同丁玲、白杨的问题，一同揭发过。一九六一年我给青岛党史办公室写材料，和我与青大同学数人整理《青岛大学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这个历史资料，也曾描写这一段史实。这个资料在《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发表前，青大老同学主张明白写出“臧诗人”或“臧××”。我因此给当时的全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写信请示。刘白羽复信此事已呈转中宣部批示去了，后无下文。《山东省志资料》急于发表此资料，即改为“×××”。
据说臧克家本人矢口否认此事。我也应当冷静回忆一下是否我冤枉了他。但是我要问臧克家：我们纠察队在教室大楼后门楼梯前与上楼准备复课的护校团发生“遭遇战”而争吵起来，护校团的人故意提高嗓门以便叫楼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闻声急来“护驾”，张道藩果然闻声赶到，趴在楼上栏杆上垂询几句之后，就豺狼一般地叫嚣：“共党暴动！……”是否有这件事？青大学校当局出牌开除革命学生六七十人，根据是“共党暴动”，而“共党暴动”指的是何人、何事？如果你臧克家只承认有这种事实，而否认站在最前列要上楼，而且故意提高嗓门以便叫楼上的张道藩听见的“枣核脸”不是你臧克家，而是谁呢？当时青大第一期生统共不过一百二十六七人。这一次开除六十多人。余下者不过七八十人。完全可以逐个查对一下。如果臧克家能指出那个“枣核脸”是另外的人，而不是你臧克家，那么我立刻可以向臧克家赔礼道歉，到处交代我几十年来都冤枉了你，陷害了你！如果你臧克家找不出这个“枣核脸”是另外一个人来，那我的旧印象就不能随便改。
当时同我一同去的纠察队员，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化学系的罗瑞麟。罗瑞麟现在四川某工厂。详细地址，可问北京外交部街某中学的副校长冯冷光（民主人士）。他家住北京东华门脸路南一个小胡同内，院内有棵很高的枣树。他在青大与我同系同班，但他当时没有参加纠察队。臧克家当时参加护校团的事，冯冷光也可能知道一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大同学罢课赴南京游行示威。臧克家身为宣传委员而不参加，我们到达南京后又接到一封恐吓信，当时我与黄敬即疑为臧克家所为。后来也没有查对此事。
臧克家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间，所写的诗几乎都发表在当时青岛的国民党党部所主办的《民国日报》上。
王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姚依林的情况
黄敬生前没有向我谈过姚依林被扣的事。姚依林自己向我谈过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在北平西城二龙坑某公寓曾一度遇险的情况。他说当时他与黄敬等约定在二龙坑某公寓集会，届时姚依林进公寓大门后发觉有可疑的人藏在门后要抓捕人，他感到不妙，想立即退出，但又怕那样一来更暴露了自己，于是装做满不在乎，直奔公寓的掌柜的屋中。公寓掌柜的早知有特务抓人，即与姚大谈做生意的问题以掩护姚，接着又送出姚脱险。姚出去后也就赶快用一切办法通知黄敬等，因此黄敬等就没有再到此公寓去。
王林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
我与周扬的关系
我认识周扬，是在解放战争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时他是华北局的宣传部长，到冀中区视察工作。我当时在冀中区文协工作。因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开始了第一次的见面。
以前我连周扬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战争以前，他用周起应的名字翻译过书，他何时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后，张庚、贺敬之、李冰等延安作家到了冀中区，有一次谈话贺敬之吹捧周扬，我插嘴问道：“周扬是干什么的？”贺敬之大吃一惊地说道：“怎么你连周扬同志也不知道呢，我们在政治上的领袖是毛主席，在文艺上的领袖就是周扬呀！”当时我不服气地辩论说：“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脑袋里光知道有个毛主席，不知道还有个周扬！毛主席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论持久战》，他有什么？他对我们敌后抗战有什么帮助呀？”当场顶得贺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汇报给周扬，因而在他们那个黑线圈子里挖苦我是“冀中区的地头蛇”，“在冀中根据地占山为王，连周扬也瞧不在眼里！”
一九四七年夏周扬到冀中视察工作，我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组织了个文艺座谈会，向他汇报冀中区抗日战争时代和目前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和问题。最后请他讲话，他趁这机会大捧刘少奇，说刘少奇来到晋察冀边区就发现问题，批判晋察冀边区党委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号召作家都要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参加土改。
周扬跟方纪在延安时就熟，因而周扬跟方纪做个别谈话很多。
我的小说《腹地》原稿，请张庚、贺敬之看过。他们说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据地写得太黑暗了。周扬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以党组织的名义把《腹地》原稿送给周扬看。周扬有一次在会议上见到我说：“小说还没有看完，他们说你把冀中区写得太黑暗，可是我看着写得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当时的工作就那么进步？”当时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详谈意见，也就没有多说话。后来，在开会的时候也曾见过他。见到他我就问：“看完了没有？”周总是说：“还没有看完。”因而始终也没有详谈过。
一九五○年冬，陈企霞在《文艺报》上批评《腹地》以后，我曾写信给周扬，问他看完没有？对陈企霞的批评有什么意见？他始终没有回答我的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间，我还是文联党组副书记时，周扬来到天津，大概方纪还曾叫着我给周扬汇报过工作。一九六○年我调到天津制片厂后，我一个普通编写人员就没有资格能再给周扬汇报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联后，也仅只是个文联党组的成员之一，周扬来天津也无资格参加汇报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常德道招待所召集参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谈时，我参加了。吕清章是记录。
周扬这些年来津召开会做报告，我只要是在天津，总是通知我参加听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平常日子我也没有吹捧过他。
王 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于天津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