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小民在担任华融董事长期间，被指控通过收受贿赂、滥用职权、非法决策、重婚等多种违法方式，将国家资产据为己有、为私人谋利。法院认定其受贿金额达十几亿元人民币（约 17.88 亿元），并以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判处死刑，并于 2021 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执行。
日前，白天辉，作为赖小民的核心下属、华融国际控股的总经理，也被查出在 2014–2018 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在项目收购、融资等环节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 11.08 亿元。2024 年天津中院一审便判处死刑。其上诉被驳回，日前，经最高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
与此同时，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的“部级”“副国级”的苟仲文，则被法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样没收财产并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其受贿金额约为 2.36 亿元。法院在判辞中指出，虽符合判处死刑的法定情形，但鉴于其认罪态度、退赃、主动交代新增线索等，从轻给予“缓期死刑”。如无新罪将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此外，曾任海南省省长、海南省委书记的罗保铭，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亿余元，更是被轻判，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区区500万元。据新华社报道，减轻处罚的原因之一是“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为什么华融系两位高管会被迅速处以死刑，而苟仲文却被判“死缓”？罗保铭只有区区15年？从公开判决理由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差异并非纯粹法律逻辑可以完全解释，而更像是“制度、身份、政治背景与权力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设定了“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综合考量因素，可作为判处死刑的法定／酌定情节。但司法解释同时允许裁量空间：如果同时存在“自首、立功、认罪态度好、主动退赃”等从宽情节，则可以考虑“死缓／缓期死刑”。换言之，法律并未设定“受贿金额达到多少就必须立即死刑”的硬性红线。因此，刑罚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取决于司法／政治判断，而非简单的数额／损害程度量化计算。
对比华融高管与“部级／副国级”官员，可以洞察一种显而易见的“潜规则”：华融案的两人（赖、白）虽然涉及巨额受贿，但其权力基础——公司高管，虽具有影响力，但终究不及地级或中央部级官员。而苟仲文身居高位，其身份背景复杂，涉案后若立即执行死刑，势必触及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与人脉网络；而罗保铭，而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特地网开一面。
因此，即便从犯罪事实来说，他们也可能达到“死刑可能性”标准，但司法机关选择了“死缓”和“有期”的方式 —— 这种判决逻辑，映射出的不是法律的统一严酷，而是对“背景”“身份”“政治后果”的预判与平衡。换句话说，刑不上大夫。
一个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是让社会主体能预见法律后果、理解法律适用规则，从而促使守法成为理性选择。但当“是否立即执行死刑”取决于案件当事人的级别、背景、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单纯罪行本身时——法律便不再是“秤砣”，而更像是一种权力工具。这削弱了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约束力，也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和信任感。
华融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不仅仅因为少数人贪婪，更因为其内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越权、内部监督失灵。多数案件并非一两个小惩小戒，而是长期、系统、结构性的问题。白天辉在其公开供述中就曾指出，公司业务扩张、投向高风险项目（房地产业、股权投资等）——这些背景并非简单“贪钱”，而是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白天辉没有当庭认罪服罪，而是提出上诉，结果依然被判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华融赖小民与白天辉被“立即执行”，而苟仲文则“缓一缓”，罗保铭则是“定个期”，并不是简单的“重、轻不同”，而是中国当下司法制度、权力结构与政治判断的一次集中展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提供了量刑的可能区间，但真正决定结果的，是谁站在被告席上，他的背景、他代表的利益、他是否是当下政治需要“清零”的对象。也就是说，司法的“公平”“依法”“量刑标准”——在现实操作中，正在被“关系”“身份”“权力”重写。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那些一旦“没背景、没靠山”、在某个权力重组周期中被选中清算的人，会被判以最严刑罚；而那些背景深厚、官阶更高、对体制系统具有潜在震荡风险的人，则能通过“缓期”“死缓”躲过灭顶之灾。这意味着，司法不再是一个独立、公正、透明的机制，而可能沦为政治清洗或权力再分配的工具。 死刑不过是一把锤子，击碎的，是少数“倒霉蛋”，维系权力与特权的结构，却依然牢固。 最终受害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法治信任、制度公平与权力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