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意外情况的发生
正在我对歌剧创作心中充满疑惑，提不起兴趣时，县文化馆接到贵阳家中的电话，说妻子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检查，发现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乡下买点白糖和鸡蛋带回去。因为医生说，她是产后营养跟不上，导致肝炎发生。
妻子生第一胎是妊赈毒血症，做了剖腹产手术后，也是营养跟不上，差点要了她的命；现在第二胎，又是缺乏营养，得了肝炎，这种日子何时了？于是，我不得不向创作小组说明情况，请假回贵阳，小组同志都没意见。由于白糖和鸡蛋在贵阳都是凭票供应，杨世福的 妻子在县工商局工作，我便请杨世富的爱人帮忙，在县里商店开后门，买了一些白糖，又在赶场天的集市上买了一篮鸡蛋，然后匆匆搭车赶回贵阳家中。
回到贵阳以后，我向馆领导说明家中有特殊情况，馆领导又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和馆领导研究，要求我把张羽花的事迹写成连环画脚本，然后请搞美术的同志画了几十张连环画，在贵阳市繁华的大十字街道展出，算是按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宣传了张羽花反单干的英雄事迹。当然，张羽花的所谓“英雄事迹”，也只能按领导的意图进行虚构，说她是反包产到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妻子的肝炎病，看来的确是由于营养不良所造成，她在加强营养的同时，又吃了一些护肝药，病情很快转好。
我上班找到馆领导，馆领导也没有再要求我去德江参加集体创作。至于周毅、张宗孝及吴桐琪何时返回贵阳，歌剧创作进展如何，我也没有再去关心。因为我对歌剧创作本来就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回到贵阳以后，也没有再和我联系。实际上，我等于是自动退出了歌剧创作小组。至于这部寄托领导希望的歌剧创作，到底进展如何，我也没有关心，好像事情不了了之，贵州文艺界似乎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两年后毛去世，接着抓捕四人帮，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7、人生结局
在这里，我想把创作小组几个成员的人生结局做个简单交代。
首先是周毅，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毛去世并抓捕了四人帮以后，由于他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一把手，成为“清查运动”的审查对象，在歌舞团隔离审查期间，可能由于对前途命运的绝望，他抛下老婆孩子，夜深人静时，跑到城边的小山上自缢身亡。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笔者曾经写有一篇纪实文字《英年早逝的周毅》，比较详细记载了他在贵州的经历。
其次是张宗孝，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他也因为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进了省军区三所的“清查运动学习班”，进行检查交代。当然，在这次清查运动中，几乎所有被清查的造反派头头都是一个调子——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只知道四人帮是毛主席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因此，在这个无法否认的逻辑面前，重新上台掌权的“走资派”也心知肚明，要给这些人定罪，很有难度。所以，省文化系统四五十个被审查对象，在“清查运动学习班”折腾一两个月，除文化系统一把手陈维荣以破坏军婚定罪外，最后也只能给这些造反派头头写个结论，作鸟兽散。当然，进了“清查运动学习班”的这些审查对象，回到自己所在的单位以后，都成为新时期政治上不再受重用的边缘人物。张宗孝看到周毅选择了一条绝路，他想到自己在省歌舞团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便和搞乐器的妻子一起申请调到省群众艺术馆的音乐舞蹈组。实际上，省群众艺术馆除编辑部每天正常上半天班外，其它几个组都是每周到馆里政治学习一次，其余时间都是在家自由活动，每月领工资。张宗孝后来与我家住在一栋大楼，我妻子经常到他家打麻将，至于他的音乐创作情况，我不太了解。2019年我和老伴回贵阳探亲，问和他同在艺术馆工作的同事，说他已经去世。
关于吴桐琪，他分到贵州以后，觉得贵州是一个鬼地方，从到贵阳第一天起，就感到不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北京活动，本想返回北京，结果愿望没有实现，便带着老婆孩子全家调到河北石家庄，到文化厅工作。在80年代初期，大力启用年轻化和知识化干部时，由于他毕业于名牌艺术院校，给人得印象是成熟稳重，加上他善于走上层路线，因此，河北省委组织部准备提拔吴桐琪进入河北省文化厅的领导班子，便派专人到贵州来了解吴桐琪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外调人员走访了原贵州省文化局多人，大家几乎众口一词，说吴桐琪在政治上是个风派人物，投机分子等等，而且举出不少例证。结果吴桐琪进河北省文化厅领导班子的考虑被取消。由于他和妻子的婚姻十分勉强（见《一个精明人的文革经历》一文），而且他曾经打过妻子，所以，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妻子在一家人调到石家庄以后，和吴桐琪离异，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美国，投奔在美国的父母。吴桐琪又和河北承德一位女演员再婚，对他后来的情况，就再也不知道了。
最后，关于杨世富。自从1974年我们相识以后，由于我们同属于省群众文化系统，在工作中仍然时有联系。在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喜欢读书看报，喜欢思考问题，也喜欢动笔写作，因而他对中国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是一个勤奋并且很有头脑的文化人。我们碰在一起，有不少共同语言，很是聊得来。我觉得，从杨世富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来看，他在省级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当一名编辑，都是称职的，让他呆在穷乡僻壤的县文化馆，的确如他妻子所说，是怀才不遇，有点屈才。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杨世富给北京一家全国著名的报纸写了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批评中国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中共思想文化界某些高层领导的重视，亲自下令把杨世富召到北京，面见这位在西南边陲而默默无闻的文艺评论家。这些高层领导对杨世富在评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修养十分赞赏。可惜，当这些领导人见到杨世富以后，知道他已经接近退休年纪，无法把他调到北京文艺界去工作，这对杨世福来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丧失，自然遗憾万分。
杨世富从北京回到贵州以后，考虑去不了北京，至少从德江县调到省会贵阳没问题。但省文联的领导却迟迟没有和他联系，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到省文联向领导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做些工作，最好能把他从县份上调到省会贵阳来工作。
实际上，我当时已经调到某高校学报编辑部工作，我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办好高校的学报工作之中，没有再给文艺刊物写稿。可以说，我已经逐渐淡出省文艺界。另外，我和省文联的领导仅仅是开会见面认识，完全没有打过交道。但是想到杨世福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文艺人才，加上我妻子患肝炎那年，在物资十分缺乏的时候，他妻子帮忙买白糖，理应报答雪中送炭之恩；然而，据我了解，从专州县调上来，需要一个具体接受单位，才有可能调到贵阳。那么，哪个单位会要一个接近退休年龄的文化人？想来想去，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还有，八九六四镇压彻底摧毁了我的信念，使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无法正常工作，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同事及朋友谈论六四事件。而杨世富竟然在这个事件以后，写文章批判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这种行为令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此，我给杨世富写了一封回信，把我目前的情况和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如实告诉他，同时把六四镇压后，我所接触到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的看法也告诉他，信发出去以后，杨世富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和来往。
2018/5/11 初稿
2025/12/8 修改
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下）
潘文鸣 (2025-12-09 08:52:41) 评论 (0)6、意外情况的发生
正在我对歌剧创作心中充满疑惑，提不起兴趣时，县文化馆接到贵阳家中的电话，说妻子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检查，发现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乡下买点白糖和鸡蛋带回去。因为医生说，她是产后营养跟不上，导致肝炎发生。
妻子生第一胎是妊赈毒血症，做了剖腹产手术后，也是营养跟不上，差点要了她的命；现在第二胎，又是缺乏营养，得了肝炎，这种日子何时了？于是，我不得不向创作小组说明情况，请假回贵阳，小组同志都没意见。由于白糖和鸡蛋在贵阳都是凭票供应，杨世福的 妻子在县工商局工作，我便请杨世富的爱人帮忙，在县里商店开后门，买了一些白糖，又在赶场天的集市上买了一篮鸡蛋，然后匆匆搭车赶回贵阳家中。
回到贵阳以后，我向馆领导说明家中有特殊情况，馆领导又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和馆领导研究，要求我把张羽花的事迹写成连环画脚本，然后请搞美术的同志画了几十张连环画，在贵阳市繁华的大十字街道展出，算是按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宣传了张羽花反单干的英雄事迹。当然，张羽花的所谓“英雄事迹”，也只能按领导的意图进行虚构，说她是反包产到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妻子的肝炎病，看来的确是由于营养不良所造成，她在加强营养的同时，又吃了一些护肝药，病情很快转好。
我上班找到馆领导，馆领导也没有再要求我去德江参加集体创作。至于周毅、张宗孝及吴桐琪何时返回贵阳，歌剧创作进展如何，我也没有再去关心。因为我对歌剧创作本来就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回到贵阳以后，也没有再和我联系。实际上，我等于是自动退出了歌剧创作小组。至于这部寄托领导希望的歌剧创作，到底进展如何，我也没有关心，好像事情不了了之，贵州文艺界似乎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两年后毛去世，接着抓捕四人帮，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7、人生结局
在这里，我想把创作小组几个成员的人生结局做个简单交代。
首先是周毅，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毛去世并抓捕了四人帮以后，由于他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一把手，成为“清查运动”的审查对象，在歌舞团隔离审查期间，可能由于对前途命运的绝望，他抛下老婆孩子，夜深人静时，跑到城边的小山上自缢身亡。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笔者曾经写有一篇纪实文字《英年早逝的周毅》，比较详细记载了他在贵州的经历。
其次是张宗孝，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他也因为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进了省军区三所的“清查运动学习班”，进行检查交代。当然，在这次清查运动中，几乎所有被清查的造反派头头都是一个调子——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只知道四人帮是毛主席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因此，在这个无法否认的逻辑面前，重新上台掌权的“走资派”也心知肚明，要给这些人定罪，很有难度。所以，省文化系统四五十个被审查对象，在“清查运动学习班”折腾一两个月，除文化系统一把手陈维荣以破坏军婚定罪外，最后也只能给这些造反派头头写个结论，作鸟兽散。当然，进了“清查运动学习班”的这些审查对象，回到自己所在的单位以后，都成为新时期政治上不再受重用的边缘人物。张宗孝看到周毅选择了一条绝路，他想到自己在省歌舞团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便和搞乐器的妻子一起申请调到省群众艺术馆的音乐舞蹈组。实际上，省群众艺术馆除编辑部每天正常上半天班外，其它几个组都是每周到馆里政治学习一次，其余时间都是在家自由活动，每月领工资。张宗孝后来与我家住在一栋大楼，我妻子经常到他家打麻将，至于他的音乐创作情况，我不太了解。2019年我和老伴回贵阳探亲，问和他同在艺术馆工作的同事，说他已经去世。
关于吴桐琪，他分到贵州以后，觉得贵州是一个鬼地方，从到贵阳第一天起，就感到不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北京活动，本想返回北京，结果愿望没有实现，便带着老婆孩子全家调到河北石家庄，到文化厅工作。在80年代初期，大力启用年轻化和知识化干部时，由于他毕业于名牌艺术院校，给人得印象是成熟稳重，加上他善于走上层路线，因此，河北省委组织部准备提拔吴桐琪进入河北省文化厅的领导班子，便派专人到贵州来了解吴桐琪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外调人员走访了原贵州省文化局多人，大家几乎众口一词，说吴桐琪在政治上是个风派人物，投机分子等等，而且举出不少例证。结果吴桐琪进河北省文化厅领导班子的考虑被取消。由于他和妻子的婚姻十分勉强（见《一个精明人的文革经历》一文），而且他曾经打过妻子，所以，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妻子在一家人调到石家庄以后，和吴桐琪离异，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美国，投奔在美国的父母。吴桐琪又和河北承德一位女演员再婚，对他后来的情况，就再也不知道了。
最后，关于杨世富。自从1974年我们相识以后，由于我们同属于省群众文化系统，在工作中仍然时有联系。在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喜欢读书看报，喜欢思考问题，也喜欢动笔写作，因而他对中国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是一个勤奋并且很有头脑的文化人。我们碰在一起，有不少共同语言，很是聊得来。我觉得，从杨世富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来看，他在省级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当一名编辑，都是称职的，让他呆在穷乡僻壤的县文化馆，的确如他妻子所说，是怀才不遇，有点屈才。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杨世富给北京一家全国著名的报纸写了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批评中国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中共思想文化界某些高层领导的重视，亲自下令把杨世富召到北京，面见这位在西南边陲而默默无闻的文艺评论家。这些高层领导对杨世富在评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修养十分赞赏。可惜，当这些领导人见到杨世富以后，知道他已经接近退休年纪，无法把他调到北京文艺界去工作，这对杨世福来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丧失，自然遗憾万分。
杨世富从北京回到贵州以后，考虑去不了北京，至少从德江县调到省会贵阳没问题。但省文联的领导却迟迟没有和他联系，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到省文联向领导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做些工作，最好能把他从县份上调到省会贵阳来工作。
实际上，我当时已经调到某高校学报编辑部工作，我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办好高校的学报工作之中，没有再给文艺刊物写稿。可以说，我已经逐渐淡出省文艺界。另外，我和省文联的领导仅仅是开会见面认识，完全没有打过交道。但是想到杨世福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文艺人才，加上我妻子患肝炎那年，在物资十分缺乏的时候，他妻子帮忙买白糖，理应报答雪中送炭之恩；然而，据我了解，从专州县调上来，需要一个具体接受单位，才有可能调到贵阳。那么，哪个单位会要一个接近退休年龄的文化人？想来想去，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还有，八九六四镇压彻底摧毁了我的信念，使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无法正常工作，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同事及朋友谈论六四事件。而杨世富竟然在这个事件以后，写文章批判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这种行为令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此，我给杨世富写了一封回信，把我目前的情况和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如实告诉他，同时把六四镇压后，我所接触到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的看法也告诉他，信发出去以后，杨世富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和来往。
2018/5/11 初稿
2025/12/8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