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和外公(上)

天涯为客 (2025-09-01 11:12:02) 评论 (0)
    光绪三十三年,那一年也是公元一九〇七年,我的爷爷出生在东北,外公比爷爷大五岁,出生在一九〇二年的上海。

    我对爷爷的了解,多半是通过他与父亲的往来信件中得知的。爷爷有文化,字写得好,一行一行非常清晰工整、严谨有力,每封信少则三四页,多则七八页,纸面干净大气,内容一般是总结一段时间内的家事,读起来也是十分顺畅,在每一页信纸的右上角还会注上页数,所以不会搞错。

    除了信件,小时候还有一次记忆就是爷爷从东北来上海看望我们,那时我虽然还很小,却知道能千里迢迢从东北来到上海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记忆中的爷爷仪表不凡,身体硬朗、身材高大、穿衬衫戴领带、还有整齐的西装外套,我还记得爷爷和父亲父子俩开心的笑容,记得在虹口公园里玩得十分尽兴的那种幼小时的心情。

    与爷爷不同,外公一生的穿着都是上海本地老底子的那种中式衣服,长角扣的对襟立领上衣,冬天里的中式棉袄,裤子更老式,腰头很宽很大弄到前面后必须折叠起来,然后用腰带围两圈在前面扎个结。我自小在上海外公的老宅里出生并长大,熟悉外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亲眼看着外公自己编结腰带,宽而长,束在腰上一定是舒服的。

    与爷爷不同,外公也没读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有限的几个字,体格瘦小,不善言辞,却有耐力与耐心。作为长兄,外公年轻时卖掉一块地后造起一栋大宅子并养育了五个孩子,等我有记忆时大宅子里就是个大家庭,大门前两旁也已造上房子住满人,发展形成了一条弄堂,弄堂口往左又形成了一条小路,我们把它叫作「后弄堂」,后弄堂走到底里面一片居民区的人们天天出入行走的这条后弄堂以及弄堂口的柴房都属于外公的地,地税也一直由外公一个人在缴纳。

    战争时为了吃饭,外公去防线外背米,米没背回来却被打破了头;去码头做工吃尽苦头;后来进了棉纺厂,因为勤恳老实又本分,做工年份长,工资也渐稳定。再后来胃开刀,那次有三个人上手术台,结果只有外公一个活了下来。术后的身体做不了原先的工作,换了岗位便被降了工资,又因身体吃不消稍微早了点退休,又被降了一次工资,好在保住了劳保即退休金。文革期间大家庭也硬是被抄了家,外公最心疼的是积攒下来打算分给孩子们的一罐银元被无情地拿走了。

    外公最喜欢孩子了,分钱的雪糕、分钱的棒冰,牛肉包子、白糖花生,都是外公买给我们吃的;还买粉笔给我们学写字;夏天的午后,两只大西瓜外公就用左右手捧着回来,烈日当头下走在弄堂里的样子如此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扛过了岁月的各种运动风浪,以外公为主的大家庭其乐融融,儿女们各有千秋,孙辈们竿头日上。而远在东北的爷爷在战争时期和动荡年代,和无数老百姓一样一直守在老家。

    爷爷留下一张「我生以来历史年月早见一览表」,「早见一览表」其实是日语,简化图表的意思,一张大表格是全部手工画出来的,整齐得如同印刷品,表头写有「公元年」「光绪年」「年龄」和「备注」四列,写着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岁、到一九〇九年改成宣统年、一九一二年又变成民国、然后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有一九三一二十五岁时的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九三七三十一岁时的七七事变,三十四岁转去会计,三十五岁太平洋战争,五十岁时的积极分子、劳动奖章,五十五岁被下放等等、等等,透过纸张都感受得到的世事无常、艰难岁月。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二日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