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震惊北宋朝野的一桩“桃色事件”
上周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今天再聊一个发生在古代的故事 。
我一直认为，距今几乎整1000年的北宋，特别是仁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好的年代。然而即便是那样的年代也是不平静的。对外，宋与西夏的战争硝烟弥漫；在内，当时最大的一次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庆历新政”，仅施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因为“新政”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招致了强烈的反弹。结果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倡导者被逐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而最后一个被贬离开汴京的，是38岁的欧阳修，而且是因为“道德”原因，背后被一些人指指点点。
关于欧阳修，所有读过书的人至少都略知一二，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巨匠和大臣。他还是一位举荐年轻英才的伯乐。比他年轻许多的苏轼兄弟和王安石等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积极提携，后来名扬天下。关于欧阳修的背景，下面三点与本文有关，简述一下：
首先，欧阳修算是“苦孩子”出身。他3岁的时候当下层官吏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不得已，带孩子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他在随州（今属湖北）任推官。古时候女人死了丈夫，又有年幼的孩子，生活真是走投无路。当年韩愈是嫂子在他大哥死后能够把他拉扯成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欧阳晔官职不高，俸禄有限，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温饱。好在欧阳修的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看官可能听过欧母 “画荻教子”的故事。所以，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欧阳修的胞妹早早出嫁，而且是嫁给一个鳏夫做续弦，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欧阳修天赋极好，而且风流倜傥。宋仁宗天圣七—八年（1029 - 1030年），他先在乡试中得第一（“解元”），然后在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礼部进士科考试中又得第一（“会元”），名声很大。很多人认为皇帝会在殿试后授予欧阳修“状元”，使之“连中三元”。然而宰相吕夷简和刘太后都不同意授他状元，因为欧阳修锋芒太露。他们认为光有才华还不足以在朝中担大任。而且，欧阳修写的一些词作有轻浮之嫌，也让他们不爽。特别是就在殿试之前不久，宫仪和宦官发现宫女们传抄欧阳修的艳词，于是有关宫女被责罚。这是宫中的一个严重事件。所以，欧阳修的状元梦未能实现，皇帝只给了他甲科第十四名。顺便说一句，那年的状元给了来自开封府的18岁少年王拱寿。这位王拱寿在历史上没多大名气，但他的曾外孙女很有名，她叫李清照。
第三，40岁之前。欧阳修的个性很有棱角，招人嫉恨，有时也让仁宗皇帝头疼。我们过去在介绍欧阳修的诗《戏答元珍》时，谈到他被贬的背景。当时知开封府（约相当于首都市长）的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发生重大冲突。双方几经交锋，最后仁宗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对这件事，刚刚入仕不久的欧阳修本完全不必参合。但欧阳修为范仲淹感到不平。当他看到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公开场合诋毁范仲淹，便写了《与高司谏书》，讽刺和痛骂高若讷。高若讷把檄文交给了仁宗，结果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九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上次的翻版。但这一次欧阳修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在政治上要把人搞臭，常有两个途径，古今中外都屡试不爽：一是指责这个人对元首有忠诚问题，想谋反；二是昭示这个人有男女方面的“作风”问题。庆历五年（1045年）春“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导致改革派失势的原因之一，是保守派伪造了太子中允石介（新政的支持者）写给富弼的信，诬告石介私撰废仁宗诏书，导致仁宗对改革派出现猜疑。
欧阳修当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但他的职位还不够高，不是中坚力量。而且这时他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只要保持沉默，自保不成问题。但欧阳修却“自劾乞罢”，以“同其退”，同时又上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这好比在战场的失败一方，突然跳出一个人高喊“向我开炮”。被指为“群邪”的保守派还能不恨上了他？诡异的是，而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后院起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起通奸案，被保守派抓住把柄，面临身败名裂的下场。
欧阳修有一个同胞妹妹，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们一同随母亲投奔了随州的叔叔。家里贫困，于是他妹妹早年嫁给了襄城一个叫张龟正的鳏夫作续弦。张龟正前妻生前留下一女儿。欧阳修的妹妹嫁入几年后，张龟正也去世了。他妹妹无路可走，就带着年幼的继女来投奔欧阳修。她走的是与母亲类似的路。哥哥尽管刚入仕，毕竟有俸禄，能供口饭吃。
这个张氏女孩成年后，欧阳修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这算是“亲上加亲”，而且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现在看来其后代也没有遗传病的危险。然而，张氏在出嫁以后，夫妻感情不好。她与男仆暗生情愫直至私通。被发现以后，被夫家扭送官府。这本是一桩家族丑闻，但张氏在审讯之下，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出嫁之前就与舅舅有染。她的描述“词多丑异”。欧阳修在朝廷中的政敌们对此如获至宝。根据张氏的供词，他们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指控他侵占外甥女财产，即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指示谏官钱明逸进一步收集有关材料，弹劾欧阳修。
对欧阳修的弹劾令朝野一片哗然，其冲击波远大于几年前张国务委员的那档子事儿（前几天，他还跟老大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呢。）宋仁宗对此事非常震惊，下令由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等人重新审理此案。
经过反复调查、勘问，朝廷认定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事无实据，属于诬告。因此主要罪名不成立。然而，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却被政敌抓住把柄 — 张氏的生父张龟正去世前，为幼女张氏留下了一笔遗产，作为其未来的嫁妆（奁产）。这笔财产暂由继母欧阳氏（即欧阳修的妹妹）代为保管。根据宋代的法律，这笔钱归张氏独有。在她们投奔欧阳修之后（可能是张氏还小的时候），欧阳修动用张氏的这笔奁产购置了田产，应该算是投资。但在登记田契时，他登记在了自己的妹妹欧阳氏名下。
于是政敌指出，“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氏券”，就是违法侵吞。这样揪住不放，既可避免直接制造冤案的恶名，又能以“涉嫌侵占孤儿财产”的道德瑕疵打击欧阳修的声誉，从而达到将其排挤出朝廷的政治目的。或许是由于政治上的折中和妥协，朝廷的处分结果是：免去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都转运使官职，贬为滁州知州。
人们不禁要问，张氏诬告养育自己多年的舅舅，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有数种解释。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官府十分害怕，甚至接近精神崩溃，于是搅混水脱罪。但史学界更为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政治诬陷案。开封府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杨日严曾被欧阳修弹劾过，怀恨在心。于是他指使狱吏诱供张氏，栽赃欧阳修。
欧阳修被诬告与外甥女通奸一案，是一起由家庭丑闻引发、被政敌利用、旨在从道德上彻底抹黑欧阳修的政治阴谋。尽管朝廷最终认定主要罪名不成立，但他依然因此被贬官，这反映了当时朝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它甚至改变了欧阳修的性格，从此以后他锋芒不再，性格倾向于内敛。
这场意外的风波将欧阳修推向了滁州，于是有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令人称奇的是，这篇文章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均创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两篇名作均诞生于“庆历新政”失败后，作者同属改革派且均遭贬谪。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但政治理念相近，私交甚笃。两篇文章的写作原因与背景截然不同，文章风格也迥异，但均折射出北宋士人的精神境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段华彩的乐章。
【当年震惊北宋朝野的一桩“桃色事件”】
唐宋韵 (2025-09-06 14:23:47) 评论 (2)
当年震惊北宋朝野的一桩“桃色事件”
上周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今天再聊一个发生在古代的故事 。
我一直认为，距今几乎整1000年的北宋，特别是仁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好的年代。然而即便是那样的年代也是不平静的。对外，宋与西夏的战争硝烟弥漫；在内，当时最大的一次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庆历新政”，仅施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因为“新政”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招致了强烈的反弹。结果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倡导者被逐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而最后一个被贬离开汴京的，是38岁的欧阳修，而且是因为“道德”原因，背后被一些人指指点点。
关于欧阳修，所有读过书的人至少都略知一二，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巨匠和大臣。他还是一位举荐年轻英才的伯乐。比他年轻许多的苏轼兄弟和王安石等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积极提携，后来名扬天下。关于欧阳修的背景，下面三点与本文有关，简述一下：
首先，欧阳修算是“苦孩子”出身。他3岁的时候当下层官吏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不得已，带孩子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他在随州（今属湖北）任推官。古时候女人死了丈夫，又有年幼的孩子，生活真是走投无路。当年韩愈是嫂子在他大哥死后能够把他拉扯成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欧阳晔官职不高，俸禄有限，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温饱。好在欧阳修的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看官可能听过欧母 “画荻教子”的故事。所以，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欧阳修的胞妹早早出嫁，而且是嫁给一个鳏夫做续弦，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欧阳修天赋极好，而且风流倜傥。宋仁宗天圣七—八年（1029 - 1030年），他先在乡试中得第一（“解元”），然后在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礼部进士科考试中又得第一（“会元”），名声很大。很多人认为皇帝会在殿试后授予欧阳修“状元”，使之“连中三元”。然而宰相吕夷简和刘太后都不同意授他状元，因为欧阳修锋芒太露。他们认为光有才华还不足以在朝中担大任。而且，欧阳修写的一些词作有轻浮之嫌，也让他们不爽。特别是就在殿试之前不久，宫仪和宦官发现宫女们传抄欧阳修的艳词，于是有关宫女被责罚。这是宫中的一个严重事件。所以，欧阳修的状元梦未能实现，皇帝只给了他甲科第十四名。顺便说一句，那年的状元给了来自开封府的18岁少年王拱寿。这位王拱寿在历史上没多大名气，但他的曾外孙女很有名，她叫李清照。
第三，40岁之前。欧阳修的个性很有棱角，招人嫉恨，有时也让仁宗皇帝头疼。我们过去在介绍欧阳修的诗《戏答元珍》时，谈到他被贬的背景。当时知开封府（约相当于首都市长）的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发生重大冲突。双方几经交锋，最后仁宗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对这件事，刚刚入仕不久的欧阳修本完全不必参合。但欧阳修为范仲淹感到不平。当他看到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公开场合诋毁范仲淹，便写了《与高司谏书》，讽刺和痛骂高若讷。高若讷把檄文交给了仁宗，结果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九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上次的翻版。但这一次欧阳修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在政治上要把人搞臭，常有两个途径，古今中外都屡试不爽：一是指责这个人对元首有忠诚问题，想谋反；二是昭示这个人有男女方面的“作风”问题。庆历五年（1045年）春“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导致改革派失势的原因之一，是保守派伪造了太子中允石介（新政的支持者）写给富弼的信，诬告石介私撰废仁宗诏书，导致仁宗对改革派出现猜疑。
欧阳修当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但他的职位还不够高，不是中坚力量。而且这时他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只要保持沉默，自保不成问题。但欧阳修却“自劾乞罢”，以“同其退”，同时又上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这好比在战场的失败一方，突然跳出一个人高喊“向我开炮”。被指为“群邪”的保守派还能不恨上了他？诡异的是，而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后院起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起通奸案，被保守派抓住把柄，面临身败名裂的下场。
欧阳修有一个同胞妹妹，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们一同随母亲投奔了随州的叔叔。家里贫困，于是他妹妹早年嫁给了襄城一个叫张龟正的鳏夫作续弦。张龟正前妻生前留下一女儿。欧阳修的妹妹嫁入几年后，张龟正也去世了。他妹妹无路可走，就带着年幼的继女来投奔欧阳修。她走的是与母亲类似的路。哥哥尽管刚入仕，毕竟有俸禄，能供口饭吃。
这个张氏女孩成年后，欧阳修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这算是“亲上加亲”，而且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现在看来其后代也没有遗传病的危险。然而，张氏在出嫁以后，夫妻感情不好。她与男仆暗生情愫直至私通。被发现以后，被夫家扭送官府。这本是一桩家族丑闻，但张氏在审讯之下，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出嫁之前就与舅舅有染。她的描述“词多丑异”。欧阳修在朝廷中的政敌们对此如获至宝。根据张氏的供词，他们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指控他侵占外甥女财产，即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指示谏官钱明逸进一步收集有关材料，弹劾欧阳修。
对欧阳修的弹劾令朝野一片哗然，其冲击波远大于几年前张国务委员的那档子事儿（前几天，他还跟老大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呢。）宋仁宗对此事非常震惊，下令由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等人重新审理此案。
经过反复调查、勘问，朝廷认定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事无实据，属于诬告。因此主要罪名不成立。然而，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却被政敌抓住把柄 — 张氏的生父张龟正去世前，为幼女张氏留下了一笔遗产，作为其未来的嫁妆（奁产）。这笔财产暂由继母欧阳氏（即欧阳修的妹妹）代为保管。根据宋代的法律，这笔钱归张氏独有。在她们投奔欧阳修之后（可能是张氏还小的时候），欧阳修动用张氏的这笔奁产购置了田产，应该算是投资。但在登记田契时，他登记在了自己的妹妹欧阳氏名下。
于是政敌指出，“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氏券”，就是违法侵吞。这样揪住不放，既可避免直接制造冤案的恶名，又能以“涉嫌侵占孤儿财产”的道德瑕疵打击欧阳修的声誉，从而达到将其排挤出朝廷的政治目的。或许是由于政治上的折中和妥协，朝廷的处分结果是：免去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都转运使官职，贬为滁州知州。
人们不禁要问，张氏诬告养育自己多年的舅舅，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有数种解释。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官府十分害怕，甚至接近精神崩溃，于是搅混水脱罪。但史学界更为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政治诬陷案。开封府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杨日严曾被欧阳修弹劾过，怀恨在心。于是他指使狱吏诱供张氏，栽赃欧阳修。
欧阳修被诬告与外甥女通奸一案，是一起由家庭丑闻引发、被政敌利用、旨在从道德上彻底抹黑欧阳修的政治阴谋。尽管朝廷最终认定主要罪名不成立，但他依然因此被贬官，这反映了当时朝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它甚至改变了欧阳修的性格，从此以后他锋芒不再，性格倾向于内敛。
这场意外的风波将欧阳修推向了滁州，于是有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令人称奇的是，这篇文章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均创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两篇名作均诞生于“庆历新政”失败后，作者同属改革派且均遭贬谪。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但政治理念相近，私交甚笃。两篇文章的写作原因与背景截然不同，文章风格也迥异，但均折射出北宋士人的精神境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段华彩的乐章。
上周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今天再聊一个发生在古代的故事 。
我一直认为，距今几乎整1000年的北宋，特别是仁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好的年代。然而即便是那样的年代也是不平静的。对外，宋与西夏的战争硝烟弥漫；在内，当时最大的一次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庆历新政”，仅施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因为“新政”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招致了强烈的反弹。结果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倡导者被逐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而最后一个被贬离开汴京的，是38岁的欧阳修，而且是因为“道德”原因，背后被一些人指指点点。
关于欧阳修，所有读过书的人至少都略知一二，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巨匠和大臣。他还是一位举荐年轻英才的伯乐。比他年轻许多的苏轼兄弟和王安石等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积极提携，后来名扬天下。关于欧阳修的背景，下面三点与本文有关，简述一下：
首先，欧阳修算是“苦孩子”出身。他3岁的时候当下层官吏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不得已，带孩子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他在随州（今属湖北）任推官。古时候女人死了丈夫，又有年幼的孩子，生活真是走投无路。当年韩愈是嫂子在他大哥死后能够把他拉扯成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欧阳晔官职不高，俸禄有限，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温饱。好在欧阳修的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看官可能听过欧母 “画荻教子”的故事。所以，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欧阳修的胞妹早早出嫁，而且是嫁给一个鳏夫做续弦，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欧阳修天赋极好，而且风流倜傥。宋仁宗天圣七—八年（1029 - 1030年），他先在乡试中得第一（“解元”），然后在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礼部进士科考试中又得第一（“会元”），名声很大。很多人认为皇帝会在殿试后授予欧阳修“状元”，使之“连中三元”。然而宰相吕夷简和刘太后都不同意授他状元，因为欧阳修锋芒太露。他们认为光有才华还不足以在朝中担大任。而且，欧阳修写的一些词作有轻浮之嫌，也让他们不爽。特别是就在殿试之前不久，宫仪和宦官发现宫女们传抄欧阳修的艳词，于是有关宫女被责罚。这是宫中的一个严重事件。所以，欧阳修的状元梦未能实现，皇帝只给了他甲科第十四名。顺便说一句，那年的状元给了来自开封府的18岁少年王拱寿。这位王拱寿在历史上没多大名气，但他的曾外孙女很有名，她叫李清照。
第三，40岁之前。欧阳修的个性很有棱角，招人嫉恨，有时也让仁宗皇帝头疼。我们过去在介绍欧阳修的诗《戏答元珍》时，谈到他被贬的背景。当时知开封府（约相当于首都市长）的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发生重大冲突。双方几经交锋，最后仁宗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对这件事，刚刚入仕不久的欧阳修本完全不必参合。但欧阳修为范仲淹感到不平。当他看到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公开场合诋毁范仲淹，便写了《与高司谏书》，讽刺和痛骂高若讷。高若讷把檄文交给了仁宗，结果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九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上次的翻版。但这一次欧阳修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在政治上要把人搞臭，常有两个途径，古今中外都屡试不爽：一是指责这个人对元首有忠诚问题，想谋反；二是昭示这个人有男女方面的“作风”问题。庆历五年（1045年）春“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导致改革派失势的原因之一，是保守派伪造了太子中允石介（新政的支持者）写给富弼的信，诬告石介私撰废仁宗诏书，导致仁宗对改革派出现猜疑。
欧阳修当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但他的职位还不够高，不是中坚力量。而且这时他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只要保持沉默，自保不成问题。但欧阳修却“自劾乞罢”，以“同其退”，同时又上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这好比在战场的失败一方，突然跳出一个人高喊“向我开炮”。被指为“群邪”的保守派还能不恨上了他？诡异的是，而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后院起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起通奸案，被保守派抓住把柄，面临身败名裂的下场。
欧阳修有一个同胞妹妹，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们一同随母亲投奔了随州的叔叔。家里贫困，于是他妹妹早年嫁给了襄城一个叫张龟正的鳏夫作续弦。张龟正前妻生前留下一女儿。欧阳修的妹妹嫁入几年后，张龟正也去世了。他妹妹无路可走，就带着年幼的继女来投奔欧阳修。她走的是与母亲类似的路。哥哥尽管刚入仕，毕竟有俸禄，能供口饭吃。
这个张氏女孩成年后，欧阳修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这算是“亲上加亲”，而且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现在看来其后代也没有遗传病的危险。然而，张氏在出嫁以后，夫妻感情不好。她与男仆暗生情愫直至私通。被发现以后，被夫家扭送官府。这本是一桩家族丑闻，但张氏在审讯之下，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出嫁之前就与舅舅有染。她的描述“词多丑异”。欧阳修在朝廷中的政敌们对此如获至宝。根据张氏的供词，他们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指控他侵占外甥女财产，即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指示谏官钱明逸进一步收集有关材料，弹劾欧阳修。
对欧阳修的弹劾令朝野一片哗然，其冲击波远大于几年前张国务委员的那档子事儿（前几天，他还跟老大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呢。）宋仁宗对此事非常震惊，下令由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等人重新审理此案。
经过反复调查、勘问，朝廷认定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事无实据，属于诬告。因此主要罪名不成立。然而，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却被政敌抓住把柄 — 张氏的生父张龟正去世前，为幼女张氏留下了一笔遗产，作为其未来的嫁妆（奁产）。这笔财产暂由继母欧阳氏（即欧阳修的妹妹）代为保管。根据宋代的法律，这笔钱归张氏独有。在她们投奔欧阳修之后（可能是张氏还小的时候），欧阳修动用张氏的这笔奁产购置了田产，应该算是投资。但在登记田契时，他登记在了自己的妹妹欧阳氏名下。
于是政敌指出，“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氏券”，就是违法侵吞。这样揪住不放，既可避免直接制造冤案的恶名，又能以“涉嫌侵占孤儿财产”的道德瑕疵打击欧阳修的声誉，从而达到将其排挤出朝廷的政治目的。或许是由于政治上的折中和妥协，朝廷的处分结果是：免去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都转运使官职，贬为滁州知州。
人们不禁要问，张氏诬告养育自己多年的舅舅，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有数种解释。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官府十分害怕，甚至接近精神崩溃，于是搅混水脱罪。但史学界更为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政治诬陷案。开封府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杨日严曾被欧阳修弹劾过，怀恨在心。于是他指使狱吏诱供张氏，栽赃欧阳修。
欧阳修被诬告与外甥女通奸一案，是一起由家庭丑闻引发、被政敌利用、旨在从道德上彻底抹黑欧阳修的政治阴谋。尽管朝廷最终认定主要罪名不成立，但他依然因此被贬官，这反映了当时朝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它甚至改变了欧阳修的性格，从此以后他锋芒不再，性格倾向于内敛。
这场意外的风波将欧阳修推向了滁州，于是有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令人称奇的是，这篇文章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均创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两篇名作均诞生于“庆历新政”失败后，作者同属改革派且均遭贬谪。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但政治理念相近，私交甚笃。两篇文章的写作原因与背景截然不同，文章风格也迥异，但均折射出北宋士人的精神境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段华彩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