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个人对许先生一直是敬佩的，对他的品格与学识是赞誉的。而对于那些对许先生的批评，有些是空穴来风和牵强附会，还有一些确是事实，但瑕不掩瑜。
而笔者之所以整体对许先生是钦佩和赞扬的态度，是因为许先生有着当今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中，极为罕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心，传承了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并身体力行的实践了理想。
许倬云先生生长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民国时代的中国，一方面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孕育着希望与生机。日本侵华的血与火，浸透了中华大地，“黄金十年”刚刚建设的锦绣芳华毁于一旦。许倬云的父母投身抗战，年幼而残疾的许倬云和那时数百万青年学子一样，在战争与革命中寻求救国之道。后来国共内战和国府迁台，许倬云又亲历了“神州陆沉”、家国亡命的记忆。
正是许倬云青年时的经历和所受的民国教育，让他对国家的苦难有着更加痛切的体会、对民族的忧患有更深刻的思考。之后的几十年直到去世，他都在寻求国家民族走出困境、民生安乐的路径。对于许倬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不止是书本上的教导，更是亲历和耳闻目睹国破家亡、民族沉沦后刺激而生、坚定而行的信念。
许先生是人文学者，他的救国主要围绕思想文化领域，又尤其专精于历史学。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王朝更替、思想迭代、民族兴衰，既是宝贵的历史记忆，也是未来的重要参考。许先生的历史研究，超越了为研究而研究，而十分重视历史的现实意义，以及传统思想在新时代的修正和升华。如他的《江河万古》，正是以古鉴今、以史铸今，对华夏历史的琢磨和评断中，饱含对中国现实命运的关怀与灼见。
而许先生也努力将学术通俗化、大众化，同时又保持学术的严谨与独立。许先生参加许多面向大众的文化节目，如接受媒体人许知远的邀请登上《十三邀》，向大众讲述文字中和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唤醒大众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对民族命运的关怀。
许先生年事已高后，就特别重视对中国和全球华裔青年人的教育栽培，将自身博学知识和历史遗产传给新一代。到了90多岁高龄时，许先生仍然奔走在中外各高校讲坛，传道、授业、解惑。台湾大学、厦门大学、匹兹堡大学，都常出现他年老又精神矍铄的身影。
而许先生长期生活在美国，也很重视中西文化的对比、交融，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例如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全球民粹兴起，他既有担忧也有理解，并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中庸宽厚的价值观，结合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促进世界的和平与人际和谐。
许倬云先生生前这些活动和成就，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责任心，对青年人的爱护和殷切期盼，对人类和睦大同的追求。许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本身即令人敬佩，但更值得敬佩的是他愿意“经世致用”，努力用知识教书育人、振兴民族、让世界向好。
对于许先生，也有不少批评之声，如说他名过其实、追逐世俗功利。许先生确实与民国那些知名大师相比有所不如，但在1970年代后的华人学者中可谓佼佼者。而正是华文世界尤其中国大陆人文凋敝，更衬托许先生的可贵。而许先生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也才能让中华历史人文得以光大，若在书斋闭门造车，只会让本已在各种摧残和忽视下没落的华夏文明更加失色。
今日的中国和华文世界，学识渊博又愿经世济民的大师可谓寥寥，精致利己者大行其道，精英纷纷“自扫门前雪”，传统士大夫的道统和道义皆丢失无踪。世界华人内部也越发分化，如港台本土主义的兴起、中国大陆知识人的迷惘、海外华人的无所寄托，民国时代和上世纪80-90年代全球华人的团结复兴已成为遥远的梦。而无论陆港台和全球华人前程，还是世界的命运，也都日益不确定和滑向晦暗。
正是这样的人心和世道背景下，许倬云先生的信念与行为，才更加值得珍视和赞誉。面对逆境，仍然坚守历史文化的传承、致力民族的思想启蒙和道德觉醒，为华文世界的人文兴盛、同胞同族的福祉奋斗终生，许先生不愧为学术大师，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在现代社会的继承者、活化石，是中国与华文知识分子的榜样。许倬云这样伟大的学人，虽已仙逝，灵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