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常说自己基本只读繁体字的书，或者只读外国人的书，意思是自己没有中简体字的毒，见解因而也就高明。每当看到这样的言论，我常不怀好意地偷笑：外国书就没有毒吗？你中毒都知道？为了避免空谈，我今天以具体案例来证明外国书的确有毒。同时，为了“爱国”，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远必诛，虽死必诛，就选择了日本的日本历史学名教授宫崎市定作为批判的靶子。
说起宫崎市定，历史学圈内的人应该说不会太陌生，他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羽田亨、狩野直喜等名家，是公认的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被誉为京都学派东洋史的集大成者、京都学派的史学泰斗、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在日本、中国以及法国、美国、德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不瞒各位，此前我听到京都学派，基本上是肃然起敬，从来没想过还要商榷一下。可是，这次不同，因为出于对学术的无限热爱和负责，顺便也对我尊敬的葛兆光教授表示一下小小的不满，因为他专门为推荐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写推荐语说：“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中国史》也写得有特色”。另一个不满送给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因为他写的推荐语是：“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中国史》一书即是范例。”顺便说，这两位一个是北大毕业的，一个是工作在北大。我猜想北大可能跟我有仇，不然怎么老被我商榷呢。这是玩笑话，但确实因为他们的推荐，也因为是对“铁葫芦”品牌的信任，我就买了《中国史》这本书。可是等看完一共14页的民国史部分，想退货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书上被我情不自禁地写满了愤怒的批语，而且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除了台版的最后两页外。我不得不说，真的，我真傻，我单知道中国的教授写民国史胡说的多，不知道日本教授也胡说。
可是，讲座毕竟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就随手挑前面几页的三个问题来说一说。
一、抹黑袁世凯
宫崎市定先生在书中先说，偶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从结果来看，却被继承李鸿章衣钵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利用”（P305-306）。接着说：南北和谈后，临时大总统孙文“无奈退位”，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然后他发了一句议论：“如此令人震惊的协议竟然达成了。”接下去又写道：“革命军是以袁世凯来南京接受孙文让位为条件的，但袁并不照办，在唆使部下军队胁迫宣统皇帝退位之后，据守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与古来的篡位（台版使用的篡夺）毫无区别。”再来看一段：“袁世凯一味信奉权力效用，对共和政治的意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全无理解。新政府设立了一院制的国会参议院，但袁世凯以种种借口压迫孙文等国民党议员，又趁镇压二次革命的反袁军事运动之机，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会陷入自然消灭。”（P306）
仅就这段300字的内容，可以说是硬伤累累。但为了不引起更多的争议，我这里不跟宫崎教授争论观点，包括使用“北洋军阀”这样是否妥当的问题，仅仅就事实层面来谈。那根据我不完全的归纳，除了孙文无奈退位一句外，问题至少有以下九点。具体如下：
第一，南北和谈后，袁世凯就任的是临时大总统，不是正式大总统。从历史实际发生的顺序来说，也不是孙文无奈辞职，然后袁世凯上任，而是袁世凯上任后，孙文还在临时大总统的任上，签发了大量文件、法令，甚至包括参议院法这样重要的法令，造成1912年3月10日-4月1日这20天里，中华民国存在南北两个临时总统的怪相。这一点我在《共和危机和复辟帝制》的讲座中讲过。
第二，袁世凯没有南下参加就职临时总统的仪式，不是他唆使部队哗变，这一点我在《曹锟头上的两座大山》的讲座中已经给出过证据。这里不重复了。
第三，即使是袁世凯唆使军队哗变，也不是为了“胁迫宣统皇帝退位”，退位是1912年2月12的事情，这时已经是3月份，太阴差阳错了。
第四，袁世凯对共和政治的意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虽然没有太深的理解，但如果说“全无理解”，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在善后大借款、宋案等历史事件以及与国会打交道上，袁世凯的表现不说是中规中矩，起码没有太严重的过错和程序违规。
第五，袁世凯上任临时大总统时，不是一院制，而是参议院、众议院皆在的两院制。一院制是孙文等1913年发起兵变后，也就是教科书上写的“二次革命”后的事情。
第六，孙文，做过临时大总统、全国铁路总督办、总理、非常大总统、非常大元帅，从来没有做过民国议员，就是袁世凯想压迫议员也压迫不到他。
第七，议会成立之初一直到1913年孙文兵变，在临时约法的掣肘下，议会一家独大，袁世凯的行政当局处于劣势，所以基本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员占多数的议会压迫袁世凯及其内阁，而不是相反。
第八，袁世凯任职时期，国会虽然由两院制变成一院制，但从来没有“自然消灭”过。就是袁世凯更改国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复辟帝制时，议会也存在。
第九，说袁世凯上任临时大总统，“与古来的篡位毫无区别”。这让我这个中文专业的博士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的理解，一个正式在任的皇帝或被委任的皇太子被非法或阴谋取代，叫篡位。孙文本身只是个临时代理总统，就算是袁世凯使用计谋上位，也不能使用“篡位”这样的词。更何况，孙文下袁世凯上，完全是南北和谈的结果，也是写在协议上的合法行为。
我想，上述9个事实如果都成立，或者能成立一半，那么宫崎市定教授显然就是没有做好基本的历史研究。而如果大量史实错误，那他的那些观点，自然也就站不住脚，或者可以直接说错谬百出。我实在不清楚刘俊文教授何以从“历史实证”这个角度来赞美宫崎教授。
我这时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简体字中，袁世凯基本是被黑的状态，起码主流学术界一直在泼脏水；繁体字圈呢，最起码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郭廷以院士、张玉法院士、吴相湘教授，基本都是黑袁世凯的；海外的中国历史圈呢，我经常批评的徐中约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费正清领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好不到哪去。再加上这位著名的日本教授，因为封皮上写着“在日本，人们都通过这部书了解中国”。这中外联手，袁世凯想翻身得解放，怕是没什么指望了。
二、以孙文的是非为是非
宫崎市定教授在书中多处给予了孙文近乎教科书式的赞美，这里我不能都举出来，就选了这样一段话：“当他（孙文）为讨伐北京所谓的伪政府而发动北伐军，并进入湖南、江西时，陈炯明因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而发动政变，消灭了民国政府。孙文又逃往上海。（1922年）”“接着，陈炯明失去人心，无法维持地位，孙文一派的云南、广西军队开进陷入混乱的广东，赶走陈炯明后第三次迎回孙文。（1923）他被推选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P312）
首先，我想请问宫崎教授：1922年的北京政府，是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际社会都承认的合法的民选政府，怎么就成了伪政府了呢？就是支持孙文一方，也不能这么明显地颠倒黑白搞立场叙事吧。而且我有点替宫崎教授担心，这样跟你的祖国政府唱对台戏，不会被说成是妄议中央吗？再说，你一个日本教授别老鼓动中国人打仗好不好，如果你真认为孙文代表正义，真是民心所向，那就让他靠施政魅力赢得选票当总统不行么？那时我们是有选票的。都20世纪了，争夺一把旧椅子，打打杀杀的，多野蛮啊。如果你真喜欢打仗，那我告诉你，1922年4月27日-6月16日，孙文和苏俄的特别代表达林每周至少两次会谈，其中不但请求苏俄“像在蒙古一样，在满洲发动政变”，还明确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作为日本人，是不是也必须得爱国啊，不然会不会被骂“日奸”呢？
其次，关于孙文与陈炯明的政治纷争，我想简单陈述一下那段历史。各位集中精力，一会来评判一下我与宫崎教授的是非。
1921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湖南省长兼湘军司令赵恒惕致电孙文，劝阻不要就任。4月27日，曹锟、张作霖、陆荣廷等二十多军政首领通电反对孙文。此前陈炯明也不主张广东的部分国会议员选举总统，但没有坚持。5月5日，孙文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被任命为内政部长、陆军部长。5月9日，陆荣廷等西南军政人员开始增兵，准备攻打广东。5月28日，孙文命陈炯明攻打广西的梧州，许崇智、李烈钧等攻打西南。8月8日，陈炯明攻占南宁。8月10日，孙文在广州通过北伐请愿案，要求陈炯明筹备军饷400万元。陈炯明明确予以拒绝，说军队需要休整，钱也只能筹集到200万。这种主张的背后是因为他一直持有联省自治的思想主张，他要在广东、广西试验模范省，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看到陈炯明不想打仗，孙文派胡汉民、汪精卫去南宁游说。陈炯明继续拒绝。10月15日，孙文亲自带领大本营去广西劝说陈炯明支持他北伐。陈炯明继续不支持。各位注意，这时北伐军还没出发，更没到湖南呢，而宫崎教授在书中的意思却是等北伐军到了湖南，陈炯明就发动兵变，给人感觉他是半路撤梯子。10月29日孙文离开南宁，到了梧州。11月5日，孙文的北伐军先遣队向桂林进军。11月9日，陈炯明回到广州。12月4日，孙文进驻桂林，继续北伐。1922年1月24日，主张联省自治的赵恒惕致函谭延闿，请求制止两广北伐，同时致电陈炯明要求一致行动。2月3日，孙文在桂林下达北伐动员令。3月16日，赵恒惕坚决拒绝北伐军过湖南。此举与陈炯明的联络有关。3月21日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邓铿被暗杀。[①]
1922年3月26日，因为陈炯明不配合北伐，也因为湖南不让通过，孙文决定带兵回广州。4月20日，孙文准陈炯明辞职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但留任陆军部长，新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21日，陈炯明离开广州，率部去惠州。4月22日，孙文、胡汉民等进驻广州。5月13日，孙文下令李烈钧、许崇智等攻打江西，继续北伐。5月18日，陈炯明旧部叶举等万余人进入广州，要求孙文恢复陈炯明的职务。6月1日，孙文回广州安抚叶举。6月2日，北京的徐世昌总统辞职下野，黎元洪继任临时总统，恢复旧国会、旧约法。按理说，孙文标举的护法运动以及非常大总统，这时不再具有合法性，因为他所要护的法已经恢复了。看到这个大好时机，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致函孙文，要求他兑现下台的诺言。广东这边，叶举等在6月15日通电孙文下野，得不到回应后于6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派兵包围了总统府，吓跑孙文。7月1日，陈炯明致电西南各省，请求施行联省自治。7月2日，孙文召集各舰长主张讨伐陈炯明。7月5日，孙文拒绝陈炯明的求和。8月9日孙文败退香港后去上海，然后开始跟苏俄代表接洽。同时，孙文部属许崇智、朱德培分别在福建和广西再次起兵，攻打陈炯明。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战败下野，率部离开广州。孙文等重回广州。双方一直处于交战状态。
因为打仗，孙文的政府就需要征集钱财。一个材料显示，孙文的政府曾在4小时的航路上，设卡35处，几近疯狂地收割韭菜。结果呢，广州人不识大体、不以大局为重地连续掀起罢工，还打出“驱逐孙文”“反对国民党”等标语，并纷纷邀请陈炯明回广州。而且，原本就有利益冲突的、具有武器装备的商团，也加入进来。结果在黄埔军校和苏联水兵的联合夹攻下，血腥的西关“双十惨案”也就发生了。
对于广州的行径，孙文自己也承认：“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政府与人民遂生隔膜。”我很欣赏孙文的坦诚和反省，但这个坦诚和反省等于给了宫崎教授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失去人心的是孙文，而不是陈炯明。
至于孙文和陈炯明之间的纷争，我想再引用一下胡适博士当年的观点:“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我不想在这里讲我的道理，因为我不会像宫崎教授那样对自己喜欢的人不吝赞美的言辞，甚至罔顾基本历史事实，但我要告诉各位历史的结果：就在陈炯明受邀准备重回广州时，已经开始联俄容共的孙文，获得大量苏联武器和金钱，还有鲍罗廷、加仑那样的太上皇和指挥官。如果各位一直是孙文的支持者，那我要提醒各位，不要忘记沃罗夫斯基号军舰。因为这艘1924年10月抵达广州的神秘军舰，满载着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大炮、两辆装甲车和其他军事物资，以及250万卢布的资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81号记录》）此后3年里，像这样慷慨的援助，源源不断地经过苏共中央常委批准后运到广东。这里我还想提醒各位铭记孙文先生当年的欢迎词，其中写道：“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关系最为密切，且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本大元帅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有了这样“平等待我之民族”（孙文语）的国际友谊，有了这样的革命领袖的雄心壮志，接下来的黄埔军校和两次所谓东征，直接宣告了陈炯明的末日。再接下来，就是苏联的加仑将军指挥的国共两党的北伐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取代五色旗，开启了独具特色的党国体制。
三、民国战争观
第三个商榷的问题是关于民国初年的战争观。宫崎教授在书中写道：（北洋派系的）“军队只是雇佣兵，因此即便被迫参战，也全无斗志。据说一下雨就自然停战。但因军队素质低劣，每有战争，则反复掠夺杀人，一般民众蒙受的灾害无法形容。”（P307页）
这番话不能说不成立，但也不是说就一定能成立，因为民国初期的历史上，我虽然不知道宫崎教授所说的“一下雨就自然停战”是指哪一出，但我的确知道他所说的“全无斗志”的情况。比如说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前后一共六天。其中7月4日的黄村之战，张勋的军队未抵抗就直接撤退了。7月5日的廊坊万庄和卢沟桥之战，几乎是刚交火就结束了。丰台之战算是比较重要，可是复辟军还没到达战场就倒戈了，讨逆军的飞机也只是象征性地投了几颗炸弹，复辟军就一路溃散撤回北京。讨逆军进入北京，天坛、紫禁城和南河沿张宅三个地方成为主战场，机枪密布，局势很紧张。可是进攻的部队，刚进攻朝阳门，北京市警察总监吴炳湘就宣告，北京的各城门已经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接管，不能打仗。讨逆军的总指挥段祺瑞呢，不但不急于进攻，而且还去游说各国领事，给张勋施压。到了两军不得不交火时，“所有的枪几乎全是朝天发射的”，这是外国名记者莫理循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写到的。外国记者所见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各国领馆与讨逆军达成协议，不但规定了进攻时间，而且还约定大炮只发一颗实弹，其余的都是放空炮。复辟军也很配合，很大一部分刚交火就挂起五色旗投降了。剩下那些残兵，再一发炮弹集中张勋的宅院后，都鸟兽散去。罪魁祸首张勋随即被荷兰使馆的汽车接走。这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共和保卫战，最后以实际打仗两天、伤亡不过100人的结局收场了。
如果这样的叙述令人乏味，来看一下溥仪老兄在回忆录里的记录：“宫中掉下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飞机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面无人色，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半死。”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证。再举一个例子。冯玉祥获得苏俄大量援助后，与奉军在天津附近开战。据苏联的普里马科夫将军回忆说：一次战役，46门大炮集中轰击4公里的地段后，守军完全不见踪影，可是冯军就不进攻。普里马科夫问前线的指挥官张之江，为什么不进攻？进攻的条件都准备好了。张很淡定地回答说：我在等他们逃跑呢。
尽管这个材料中，普里马科夫是在批评冯玉祥军队的指挥官太笨，不懂战术，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一些中国军人那时的确缺乏斗志，不知道杀敌立功，跟后来的将领真没法比。
普里马科夫在回忆录也提到宫崎教授说的中国“军队素质低劣”问题，比如他很惊讶中国军人竟然不会骑马，结果在阅兵时有4个人掉下马来；炮兵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不知道隐蔽阵地、获得一等奖的炮手比赛成绩距离目标18公尺。这些都证明中国“军队素质低劣”。
不过，因此就说“每有战争，则反复掠夺杀人，一般民众蒙受”巨大损失，确实不很严谨。因为这样的案例谁也不敢说没有，毕竟每支部队、不同时期的军纪不一样，民初二年曹锟的部队发生哗变时发生过大规模的抢劫、纵火行为，这些都得承认。不过，这绝不是全部，或者说是局部更确切。因为就我掌握的材料来说，起码民国初期的历次内战，基本没发生“反复掠夺杀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前期民国时期尽管内战不少，但是并不怎么扰民，包括军纪比较差的冯玉祥的西北军，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在起事的将帅层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一方通电下野，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基本上没有查抄家产、秋后算账或斩草除根的。比如讨逆军胜利后，段祺瑞念及北洋友谊，对张勋的家室财产予以保护，对皇帝溥仪也没有削减和停止民国承诺的年供岁费和其他权利。复辟的罪臣——邮传部副大臣陈毅，被抓到后，写了个保证书，就逍遥大吉了。就是被称为土匪起家的张作霖，面对叛军郭松龄的部下，最后也是念及东北桑梓之情，全部免予追究。
当然，宫崎教授支持的北伐军倒是一路进攻，一路分田分地，可以说得上是“反复掠夺杀人”，湖南、江西的“民众蒙受的灾害”那真是罄竹难书，“无法形容”。从此更是江河日下，彻底败坏到无底线。
讲座结束之际，我有个问题要说，我查看过宫崎市定的教育经历，确认他的确没有在中国大陆或台湾接受过教育。那这教科书般的毒是怎么中的呢？原因不外两个，他的学问做得太广了，圈地太多，可能中国古代史部分还不错，我没有研究过，是瞎猜的，我想名教授不可能一本书都错得一塌糊涂，但民国这段历史我确认他没有下过功夫，因为基本史实搞错的太多；其次，他所参考的书目都是有毒的，所以他也就跟着中毒了。这一点我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2015年在上海交大开“五四”百年学术会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寇志明（美国人）教授，曾当面质疑和批评我的“五四”不反帝的观点。会后我问他，你参考的资料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他说当然是中文的。他的意思是他中文很厉害。我就笑了，然后花了两三分钟给他讲“五四”反帝反封建是毒，而且告诉他这个毒从何而来，从哪一年开始中文里才有这样的修辞。他当场承认错误。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当面指谬而认错的教授，其他教授，全跟我吵成一团。又想起还有一个画家基本不理我了，而我曾经花了很大力气帮他写过文章，也曾把我最不能公开说的研究成果告诉了他，结果他不但跟我吵，而且还要纠正我，让我回到主流历史叙事中。类似这样绝交的经历，还有好多，今天就不多举例了。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就想：历史真相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因为每个人想要的只是他预期的真相，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他们真的不愿意接受。所以我又进一步想，人，真的是有理性的吗？
2022年1月11日
[①] 邓铿到底是谁杀的？孙文、胡汉民指责是陈炯明所为，国民党和大陆主流说法也是陈炯明，包括台湾的张玉法院士也这么认为。也有说法是被鸦片商人暗杀，因为邓铿那时在广州禁烟很严厉。台湾的汪荣祖教授认为这是孙文所为。我能得出结论的是，此事与陈炯明无关。理由：邓铿中枪后命人带他去陈炯明处安排后事；有材料说邓铿中枪后说知道是谁杀他的；陈、邓二人关系一直很好；邓死后两人家人关系也都很好；陈炯明从广州撤退时，邓铿的夫人去车站送行，深谈良久；美国和英国当年的情报也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