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第一篇，就是在文革中他们的父亲被关押时写的“交待材料”，一翻开书，往事栩栩如生……。我知道许多人不看这种“老套”的往事追忆，然而，比起那些为博眼球而充斥网路的“瞎编历史”，这些真实而鲜活的往事更令我感动。理想主义的前辈
两位老人的记忆力惊人，几乎所有细节，包括日期、地点和人物都被清楚记录下来（记不清的就直接说记不住了）；其中有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许多历史事件：比如抗战期间延安对干部的培训、新四军医生被国民党关押又被释放，之后几十年多次受到审查，被怀疑“叛变”；还记录了当年林彪带领第四野战军打的多场重大战役（父亲一路在前线参战）。
书中也说到父母亲在夫妻生活方面的遭遇，比如与前夫的悲欢离合，战乱中所生的孩子无法随军转战，被留在老乡家里、从此失去下落（寻找43年终无结果）；母亲与前夫在战乱中离散后，新四军的首长吴法宪一直关心并为二老做媒，促成他们的婚姻（这与官方宣传的林彪死党吴法宪判若两人）。婚后妻子身为医疗人员，留在后方医院；丈夫跟着野战军，从东北一路打到西南，许多战友牺牲…。夫妻聚少离多，还是有了四名子女。
后来在新中国时期，父亲代表中国从苏军手中接收大连和旅顺港；被周总理任命为空军采购部负责人，去苏联采购飞机，从西方买下现代的三叉戟飞机等。
二老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远远高过我们这代人，却始终坚定、乐观，在文革中的至暗时期，他们也不说谎不谄媚，活出了大写的“人”字。
今天，理想主义的年代已远去，“温故”反倒会让人“疑新”，对比早期党人和今日执政者，感觉全不似“同党”。今日的官们目光浅窄，急功近利“向前/钱看”...;今天的百姓尽管物质生活改善了，腐败和不平等却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让百姓的过上好日子，确是早期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过，难道只有“腐败”才能让百姓丰衣足食？不懂！当年流血牺牲建国立业的，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不过他们的接班人，已经把理想变为一个“虚词”，没有任何意义。阅读老前辈的回忆录和他们的理想，难免会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传统与非传统
两年多前，我写下在1970年代中，我与小南同行南下的一段回忆（参考《哭着乐 31 告别蛮荒：有梦出行—纪念小南兄》），提到他的父亲是“传统的共产党人”。此前还写过张老师/张志新的家族（参考《哭着乐39 张老师和姐姐》）提到张志新的先生曾真自称，他们都是 “传统的共产党人”。在我的父辈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也都自认为是“传统的XX党人”。
传统的定义：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共产党人呢？他们和“现代的”共产党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只看理论，好似没什么区别，他们信仰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声称要为全体人民谋幸福。
但是很显然，今天的共产党已不同于百八十年前的党。抛去党员个人素质的差别，就整个党的群体意识而言：传统的共产党人对财富的态度是冷淡甚至轻蔑的，今天的共产党人对财富则是热烈甚至痴迷的。
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很多都出自富裕家庭、却“视金钱如粪土”，他们同情穷人、背叛家庭，为信仰放弃一切；他们并没有见过“共产社会”，却为了这个“平等富裕”的理想社会奋斗一生。
他们的传统是“视金钱为粪土”，而今天的党人却要从“粪土中挖金钱”；这种现代特色，显然与“传统共产党人”的理念相距甚远。品德与个性：数千年来在人类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断地为财富和权力争斗，也形成了阶级，大多数人都站在本阶级的立场维护自身利益；而传统共产党人，却从更高的角度俯瞰人类社群，并认定“为富不仁”是极可耻的；早期那些出自富裕家族的共产党人，主动放弃自己父辈挣下的财产，一生为贫困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们是一群人格高贵、品德纯净的理想主义者，一心一意地为对立阶级的权益、为底层大众的幸福而献身。
身为基督徒，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视野受生命所限，是短浅的，看不到事物的全景和将来的后果；但是那些愿意为理想、为他人的幸福而战而牺牲的共产党人，是值得后人尊崇的。无论胜负或对错，
他们都是在历史黑暗天幕上划过的闪亮星辰。国际化面对高墙：最早受共产主义启蒙的人，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早期的共产党人也是国际化的（当时有共产国际）；从欧洲到苏联、到亚洲到中国、到南美洲，都有共产主义者的群体。不过欧洲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大气候，他们的理念大部分都停留在口头或者文字上。
欧洲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奠定了深厚的信仰基础；虽然共产党人有心想“解放”底层群众，穷苦百姓却宁可信耶稣、以教会为个人生命的归属地，并不信任和跟从这些高谈阔论的“解放者”。
欧洲共产党对农村群体基本没有影响力，在城市又面对教会长年建立起的基督教社群，因此难以煽动起底层的群体暴力、进一步夺取政权。法国大革命是个特例，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果却很混乱；巴黎公社也是非常短命一场抗争。
中国农民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共产运动没有撞上基督教的高墙，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非城市贫民或者工人，历代皇帝中就有农民起义的统领。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广大落后的农村得不到任何现代社会的信息。那些愿意去农村“传扬革命”的人，给农民灌输的信息，就是乡村单一的信息源；庞大的农民群体文化低、信息闭塞、不懂理论而重实际利益，也缺乏基督教信仰给个人的支撑力；加上中国上层社会对底层的长期暴力统治，往往让民不聊生，那些为活命而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不需要复杂的主义和纲领，基本手段更是简单的“以暴抗暴”。
Mao委员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段关于中国革命的表白，再清楚不过了。
共产党与国民党
其实，中国早期（上世纪初）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
在政治观点上是很接近的，都反对剥削、同情穷人，都反对军阀列强，也都发动基层民众造反。很多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最初反清反帝的中国精英群体中，充满了一些年轻气盛，痛恨社会不平等的年轻人。他们出身富足家庭，有超越平民百姓的文化知识和国际视野，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和使命感，凭着一腔热血的正义感，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他们的动机单纯，看不惯“贫富不均”，同情穷苦民众，想建立平等的社会。只是，这些年轻气盛而头脑简单的人，对社会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对底层社会尤其缺乏了解。由于革命的“小众群体”脱离了群众，就难成气候，革命屡次失败。
就如同Mao所言，孙中山的革命四十年没有成功；而Mao只靠着去农村和底层，发动穷人造反暴动，就构筑起坚实的群众基础，以群众武装对抗当局武装；Mao在宣传方面，并不说高深的道理，只说两方面：现实层面的社会不公平让底层民众难以生存，理想层面的一旦革命成功、底层人就可上位过上好日子。这种宣传更像历代农民起义的路数，
只是用“共产主义”镀了一层金，没有那么老土和老调重弹。在缺乏基督教传统的乱世中国，民众本来似一盘散沙，用简单的宣传才更容易聚沙成塔，让那些失去盼望的底层群体，或因“无望的现状”而造反，或因“盼望的明天”而破釜沉舟。把大多数的底层百姓聚集起来，给出一个简单的奋斗目标，总会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可叹近百年前的国民党，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放弃了一开始所依靠的广大底层民众；后来与富人和军事豪强结盟，虽然当时手中有政权和财富，却渐渐失去了基本群众，最后失去了江山。
不过，历史还在继续，成败尚难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