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后的回望：六四与九号院

一直想起笔写写六四，但每次开个头就搁下了，因为心里有个结，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看到城内有不少博主每年都会在六四写纪念文，特别敬重他们。我很惭愧，六四我也是亲历者，而且因为六四，我的个人成长轨迹也被改变。疫情之后回国，把我存在爸妈家的一大摞日记本抱回来，特意先翻看了六四前后的记录，心里的结还是没打开。

这个结，相信许多人心中也有：如果没有六四，中国的宪政改革会不会沿着“言论自由—法治保障—宪政落地” 的渐进路径缓慢推进？如果没有六四，会不会有另一个中国？如果当年那场改革没有戛然而止，我们的公民、社会、制度与国家，会不会有不同的面貌？

历史没有如果，也没有注定，但六四之后，渐进改革的道路被彻底封死。

我对政治一向不够敏感，直到最近，我才真正看清并接受了政治的残酷现实，才解开了这个心结。

从历史的角度看，1989年的学生运动起源于广泛的社会诉求：反腐败、要求言论自由、推动制度改革等，学生和民众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关心与美好的愿景，发起了和平示威。他们的动机和愿望本质上是追求更加公正、透明、民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合理且正当的诉求。

但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到最后的失控和全面镇压，举世震惊，实际上反映了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当局的误判和对权力本质的误判，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预见到解放军的枪口会真的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

当时的我，既是在校大学生，又同时在一个与政改息息相关的政府机构实习，本应该比一般学生更有条件看到运动背后的政治博弈。但由于我对政治的迟钝，过了很多年，回顾六四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才意识到作为学生的我们，只是凭着满腔热血走上街头，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其实毫无准备，也毫无应对的能力。

1989年4月23-30日，赵紫阳出访朝鲜；4月25日，邓小平听取李鹏的汇报后，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一“定性”激发了学生们心中更大的不满，成为学生和政府冲突升级的导火索。回过头来看，这是当局内部两股势力的斗争，保守派故意为之，激怒学生，制造局势紧张，以便破坏改革派为平息事态做出的努力。赵紫阳的出访，正是保守派选择出手的时机，一句话，“中了敌人的奸计”。

简而言之，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国家面临着多重挑战，保守势力以强硬回应，最终导致了武力镇压。使得六四成为改革进程中一次深刻的断裂点，导致后续政治改革完全陷入停滞。

那么如果没有六四，改革一定会顺利进行吗？肯定不是，改革道路注定艰难，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和权力格局的博弈，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会遭遇重重阻碍，中断或者变形都为未可知。

九号院的理想与命运

众所周知，六四运动是导致党内改革派赵紫阳下台的直接原因。而赵紫阳的下台又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作为赵紫阳的智囊团 --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人称“九号院”）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南方周末》曾发表过一篇纪念杜润生的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在1989年风波发生的几个月间，说得更直白一些，在九号院走向终结的日子里，我恰好有幸在九号院里实习，那时曾满怀憧憬，以为毕业后还会回到这里，继续跟随这群有理想有抱负有良知的兄长们，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九号院”里面不大，除了副部以上在几个平房办公，其他人都在院里唯一一栋三层高的L型办公楼里工作，院里有个公共食堂，会经常见到杜老和其他几个已经有些名气的研究员排队打饭买菜。

刚到九号院的时候，我对农村改革知之甚少，但非常喜欢大院里无时无处不散发着的浓郁的民主气息和包容风格。聚集在杜老（杜润生）旗下的那一群有抱负的年轻人，绝不仅限于对农村改革的研究，实际上是为民主为改革出谋划策，九号院培养了一批改革生力军。

198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在这场变革中，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悄然登上历史舞台，中心主任就是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中心直接受命于时任总理赵紫阳。

由于这个机构的特殊地位，“九号院”后来几乎成了体制内改革派的代称，拥有前所未有的政策建议权和调研自由。这里聚集了一批锐意改革的经济学者、政策研究者和年轻干部，研究者包括陈锡文、杜鹰、陈一咨（后来去了体改所）、温铁军等人，还有王岐山。当时的这些人，虽然身在体制之内，却保留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公共责任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脚踩在泥地里，一脚站在宏观政策层面。他们既重调研，又敢于建言。他们关心的不仅是粮食的产量、经济的增长，也关心农村的公平、人的尊严，以及国家治理结构能否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他们的调研报告直接推动了从1982年至1986年政府连续五年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出台的农村政策，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制度变革的黄金时期。这五个一号文件聚焦农村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民负担问题，系统地推动了农民从集体化体制下的被动劳动向自主经营的深刻转型，不仅为亿万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986年后，赵紫阳设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准备启动更深层的制度改革。这标志着九号院试图走出“政策优化”，转向“制度重构”思路的落实。这个小型智库曾提出一系列制度创新设想：官员财产申报、人大预算权、新闻法、公务员考试制度等，其目标是限制权力、扩大公共监督。陈一咨等人曾就政治改革滞后问题多次向高层建言，明确指出仅靠经济体制改革而忽视权力运行机制的民主化，可能导致腐败蔓延、官僚失控与民间不满的积累。这些观点后来都在赵紫阳的讲话中有所体现。

1989年的春天，当北京的空气开始变得炽热而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九号院里也弥漫着某种不安与期待。一方面，学生和市民对“反腐败”、“要民主”、“新闻自由”的诉求与九号院所倡导的改革理念高度契合。从5月开始，九号院里的工作人员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打出“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字头的横幅，支持学生，获得市民们的阵阵掌声；但另一方面，九号院也深谙国家体制运行的边界与权力，担心学生们的急于求成，反而会对政改的进程起到相反的作用。还记得那时候他们频频和我这个在院里的唯一的在校大学生说：“要尽快停止绝食，改为其他更有效、更持久的方式。”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参加绝食的同学们当时都处在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广场上的情绪也已临近沸点，劝说根本不会起作用，更不用说其时北京高自联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局势已经滑向不可控制。

到5月中旬，九号院里每天都充满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我所在的办公室，有几位从地方临时抽调到北京来参加写调研报告的同事们突然被要求收拾行李，中断在九号院的工作，返回当地。可见，九号院当时就知道大势已去了。

5月19日清晨，赵紫阳身着灰色西装前往天安门广场，满面疲惫地留下那句著名的话：“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是他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句号。

学生们的信息也是很灵通的，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赵紫阳被罢免，但我所在的大学广播站在当晚就播出了这则消息， 晚9点15分，广场绝食团做出暂时停止绝食的决定，改为静坐示威。但夜里11点，李鹏、杨尚昆以杀气腾腾之势发表了电视讲话，运动进一步被定性升级为“反革命暴乱”，政府决定武力清场，军队开始集结。当局的火上浇油和铁腕手段，造成了最后的屠杀之夜。

枪声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秘书鲍彤入狱，杜润生被边缘化，陈一咨被迫流亡海外……九号院人事冻结，工作停顿，直至最后机构被肢解。我原本锁定的工作自然也泡汤了，但与那些失去了年轻生命的死难者相比，我遭遇的挫折，根本不值一提。

历史无法重来，但我们可以拒绝遗忘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发展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在政治高压与意识形态收紧的大背景下，经济改革继续推进， 全社会开始推崇经济至上：GDP优先、资本主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关于制度公平、权力约束、公民参与等理念，逐渐被边缘化，直至彻底被禁绝。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确实高速腾飞，但瘸腿的改革终究会失衡，高度集权的制度发展到今天，带来的就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社会焦虑、青年失业，以及如今肉眼可见的经济下滑。表面的光鲜遮掩不住深层的溃烂。

三十六年过去了，六四依然被列为中国最敏感的禁忌之一，我问国产AI deepseek：请讲述下六四。它的回答是：“关于历史上的特定事件，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墙内外，一些早已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国人/华人如同这个被驯化的小AI一样，在虚构的幻象中自我陶醉、集体失忆。每逢六四来临，我都会想，那些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亡灵若有知，会不会反问自己：值吗？

我无法替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那是一代年轻人为了美好的中国和未来，做出的选择。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来，唯一能做的是拒绝遗忘，让他们的牺牲能够一次又一次被记起。希望终有一天，这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能被写进教科书，而不是被锁进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