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萧华在天津养病

萧华没有在全军创作工作会议露面。1966年3月至4月上旬，他在北京参加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4月中旬，他去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5月初萧华回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肝病尚未痊愈。5月16日，萧华再到天津养病。当晚他对秘书说：“这次到天津来，以养病为主。总政治部的工作由刘志坚、徐立清负责，让他们放手工作，不要去干扰。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5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具体布置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萧华多次指示或口头规定，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着重抓好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规定，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7月上旬，李圭去天津送文件，向萧华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萧华没有表态。8月1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萧华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他请了病假。8月6日，萧华看到李圭送来的全会文件、简报，点名揭批刘、邓，仍未表态，只说病还没有好，准备转到北戴河休养。8月9日，萧华刚到北戴河，就接到叶剑英电话，要他回北京参加中央全会。8月10日，萧华回到北京，当晚要李圭帮他起草发言稿。李圭写到：“两年多来因长期养病，脱离了实际工作，脱离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萧华看后不满意（以后他的检讨比这个说法厉害多了），把唐平铸（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胡痴（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叫来重新起草。

8月中旬，萧华在三座门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并研究部署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在总政治部党委领导下设立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任组长，谢镗忠、李曼村为副组长，负责处理军队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总政治部机关成立文革办公室，调各部干部约10人，由高七（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处长）兼主任。

8月下旬到9月上旬，萧华分别到海、空军党委扩大会上讲话，并在京西宾馆主持三次驻京各大单位汇报会，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刘志坚在会上说：“我在8月7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趁便就军事机关能否成立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一事，当面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解放军不就是红卫兵吗？难道是黑卫兵？不要再搞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了。’”萧华和与会者都很激动，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军队的最大关怀。讨论“十六条”草案时刘志坚提出：“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在周恩来、陶铸等人支持下，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被列为“十六条”中的第15条。据此全军文革起草《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主要内容是：军队不能乱，必须保持稳定，要坚持党委领导，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军队院校学生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红卫兵到部队串连、搜查。9月上旬，萧华向军委常委汇报了“十五条”的制定及内容，经讨论同意，即用军委名义下发全军执行。这时的萧华哪里想到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第一个被打倒的二级部长史进前

国防部大楼位于北京北海公园西边的旃坛寺1号（与北海公园共用一段墙），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分别占据北、中、南三座大楼，出入证通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楼分别发了出入证，就不能随意进出了。

8月25日，总参外事局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杨成武等人，得到总参作战部的支持。8月31日，萧华在总参党委扩大会上讲话，明确表态支持杨成武及总参党委，批评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在大字报上签名是错误的。萧华说：“杨成武有缺点，你们有意见都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杨成武说：“此事已经解决，过去了，今后注意团结，搞好工作。”但很快王尚荣、雷英夫被扣上“反党阴谋活动”，“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谋部党委领导”等大帽子，被监禁8年之久。

8月27日，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也贴出《炮轰总政治部党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总政治部党委只动员揭批处级领导，而不揭批本身存在的问题。6月初以来，在总政治部党委统一部署，各二级部党委领导下，总政治部大楼各层糊满了大字报，较有秩序地揭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少数大字报涉及总政治部党委，也没有指名道姓。史进前这张大字报，是矛头指向总政治部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篇幅很长，三整张纸连起来，从二层栏杆一直垂到一层大厅，十分醒目。此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大楼里的大字报剧增。

9月初一天晚上，萧华到总政治部大楼一层大厅看大字报。他对史进前的大字报极为重视，认真看完，一言未发。两天后，萧华找史进前个别谈话，史进前态度极其强硬。史进前是首都工作组副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跟随叶剑英等人勘察北京地形，调整和加强要害部门的守卫力量，并部署“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他深知这场运动的厉害。“罗梁反党集团”的梁必业分工保卫部，作为保卫部长的史进前很难摘干净自己，所以急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萧华在京西宾馆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徐立清、袁子钦、贾若瑜（总政治部秘书长）、谷德（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张伯祥（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刘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13人开会，要大家注意保密；同时让李圭把与会者名单记下来，并要谷德整理史进前的有关材料。

史进前本姓薄，是薄一波（当时已被打成“六十一个叛徒案”中的大叛徒）本家侄子。他在北京读中学时，与阎锡山的中将亲戚有牵连。加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将史进前关在前门外一个独立小院隔离反省，由北京卫戍区一个排看守，同时保卫部发动群众背对背批判。萧华说：史进前一个人掌握了200个黑名单，他完全是搬用修正主义的肃反路线，搬用苏联这套，……现在把他挖出来了。这也是很大胜利，因为保卫部门，也是重要的专政工具。”当然，萧华想不到揪出史进前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总政治部造反派先后成立“联络处”，“批斗筹备处”等群众组织，史进前一派的总勤务员芦前安、徐勤全（均为保卫部干事）对专政史进前极为不满，遂成为批斗萧华的急先锋。

林彪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1966年5月，叶剑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林彪提出的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大革命12条，分别对机关、院校、部队提出了要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向北京大学派了工作组，其他院校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政治局常委提出由军队派，叶剑英问军队有没有人，刘志坚说有。当时总政治部掌握着准备参加“四清”的3000多名军队干部，尚未分配下去，就都派出去了。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示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7月24日，毛泽东宣布撤销各地工作组的决定。还没有派出的工作队也就不了了之。总政治部拟就一份电报，规定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8月16日上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第54次常委会，讨论军以上机关和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体从9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师团机关和连队按照总政规定，进行正面教育。会议纪要记载：军队的情况和地方学校、机关有所不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校内部可以贴大字报，但不准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时间短，乱的是局部，坚持了党委领导，反对造反派。军队大单位真正以造反派名义夺权成立革委会的，只有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夺了权，炮兵政治委员陈仁麒、副司令员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被打成“反党集团”，处罚到农场劳改。这是全军唯一的一个单位，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