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渡中的三个女人
李公尚
十
从基多去瓜亚基尔港的路，比去哥伦比亚的路好走，但是我们在途中有两次被迫停下车无法前行。一次是路过一个城镇时，正赶上当地选民在为选举市长造势，狂热的选民们开着卡车、拖拉机，赶着牛车驴车等在路上游行示威。结果和对面方向游行示威支持另一派候选人的阵营对峙起来，两派选民用车堵路，相互叫骂，向对方扔西红柿，甚至石块。我们乘坐的卡车被从后面赶来的车堵住了中间，无法掉头，等了一个小时都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我们的车顶上也“砰砰”地挨了好几块石头。看着这种混乱的状况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卡洛就下车去找了一个当地人，给他钱让他带着我们拐下公路掉头，慢慢沿着田间的小路往回开，在田间小路上车又被陷进田地里两次，卡洛又花钱招呼人来推车，才拐上一条大一点的路，绕过那个村镇，得以继续前行。
第二次被迫停车，是因为去往瓜亚基尔港的一条公路修路，修路工人把道路全部拦截起来，无精打采地坐在路边抽烟、聊天，甚至打牌，无人施工干活。行驶在我们前面一辆去往港口的大货柜车已经在那里等了半多小时，见依然无法通过，大货柜车司机等急了，忍不住和修路工人叫骂起来，修路工人说修路公司的老板没给他们发工资，他们没法干活。如果过路的司机不愿意等，就打电话去叫他们的老板来。后来貌似公司的老板来了，修路的工人仍然不撤挡路的栏杆，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大货柜车司机见状，索性当着公司老板的面开车撞坏栏杆，加速冲了过去。瓦卢斯见了，也加大油门跟着前面的卡车冲了过去。
我们到达瓜亚基尔港时，天已经黑了。卡洛让瓦卢斯把车停在一个废旧仓库前面，拆下车牌，把藏在车上他们用过的两把微型冲锋枪和车牌一起用车上的座椅套包扎起来，扔进海里，然后带我们去找到一艘去危地马拉的巴拿马籍货船。这艘船已经装卸完货物，在夜幕中似乎正专门等着我们上船。
卡洛打电话联系了货船的船长，船长下船来接我们上船。在港口执勤巡逻的两名警察见了，走过来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卡洛上前和他俩交谈了一会，顺手递给他俩一个信封。其中一个警察接过信封捏了捏，朝另一个警察点点头。那两个警察就走到了我面前，问我去什么地方，我按照事先菲德罗告诉我的话，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开旅馆和餐馆，我住在在哥斯达黎加的祖母去世了，我带着我妈妈和两个妹妹去参加她的葬礼。由于从基多到哥斯达黎加的飞机要等好几天，我们等不及，就托朋友帮我搭乘这条货船去哥斯达黎加。警察听了，又看了看秀姨和阿棠、阿椿，她们个个看上去都是面容憔悴，精神痛苦，警察就不再疑他，逐一检查了我们每个人的护照和身份证，让我们上了船。这艘船很快就鸣笛起锚。
船航行在海上，我们除了肚子疼痛和口渴难忍，每个人都晕船得头疼脑涨，从而带动着全身关节难受。卡洛依然不允许我们进食进水。上船时我口渴的看着大海，曾幻想着一头扎进去把海水都喝干。我们被安排住在甲板下面的一个货舱里，卡洛给我们找了一个货柜后面的隐蔽角落，铺上几个垫子，让我们躺在那里，然后走上甲板把我们头顶的舱盖门盖上。夜里，我们忍受着机器的轰鸣和船舱的潮湿闷热，以及体内的痛苦昏昏欲睡，不时被舱内的来回乱窜的老鼠扰醒。
到了白天，卡洛和瓦卢斯允许我们走上甲板，我们在他俩的监视下，相互搀扶着，慢慢挪上上甲板，寻找一个角落躺下。我们晒着太阳，遥望着远处的海天一色，计算着我们已经漂浮过的路程和时间。瓦卢斯经常坐在我们不远处，双手不停地玩儿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时把两把匕首投掷出去，稳准狠地插在离他十多米远的一个木桶上，然后起身再取回来。
上船的第三天，秀姨、阿棠、阿椿和我都饿昏过去好几次。那天，秀姨躺在我旁边的甲板上，像一条快要死的大鱼，不停地张着嘴喘息，眼睛无神地看着天。阿棠爬到我身边，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我要死了，搂着我，我死了也要和你在一起。”阿椿也爬到我身边，依偎在我的另一侧，对我说：“我想当你老婆，伺候你一辈子。”这时我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快没了。阿棠和阿椿一左一右躺在我的怀里，头枕着我的两个肩膀，我想，我可能会死在她俩前面。卡洛和瓦卢斯不用再轮流地看守在我们身边，只是偶尔从他们住的船舱里过来看我们一眼，然后又回到他们住的船舱去和船长等人喝酒打牌。那天晚上到了我们应该回到船舱里去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谁也站不起来，最后不知是谁把我们四个人弄进船舱的。
我们再次醒来时，听到头顶的甲板上传来“咚咚咚”人来人往嘈杂的脚步声，仔细听船上的轮机声已经小了很多，我推断这艘在海上连续航行了三天两夜的货船，应该到了什么地方停了下来。虽然甲板上为什么人声嘈杂我们不得而知，但心里陡然升起了无限的希望，同时也开始担心，今天已经是第几天了？藏在我们体内的毒品也不知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才能下船？如果到了第五天我们肚子里的毒品不能及时排泄出来，我们还能活多久？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搭乘的货船到达了哥斯达黎加的蓬塔雷纳斯港，船要在这个港口上下货，港口的海关警察上船来检查有无藏运毒品和走私枪支等违禁物品。当他们打开我们藏身的货仓时，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我们才知道外面已经是早晨了。甲板上的警察从货舱口探头朝湿热黑暗的货舱里看了看，又用手电筒来回晃了几下，没有看到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让盖上舱板，离开了。
几个小时后，货船离开哥斯达黎加继续向北航行，我们此时已经无暇关心货船下一站去哪里，藏在我们肚子里的物品坠的我们的肚子疼痛不已，我们口渴难忍，饥饿难忍，只是盼望货船早点到达目的地。
第五天凌晨，货船到了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港，停泊在港外，要等到天亮后报关进港并上下货。这时，已经快两天没露面的卡洛和瓦卢斯走下货仓，让我们走上甲板跟着他们下船离开。他俩见我们实在无力行走，就出去叫了几个人来，把我们分别抬上甲板，然后再从货船船舷一侧放下去的舷梯，把我们抬到泊靠在货船旁边等候接应的一条汽艇上。
卡洛让瓦卢斯在汽艇上守着我们，他又上货船去去检查一遍我们住的货仓，确认我们没有排泄出任何物品后，回来让前来接应我们汽艇开船。随汽艇来的两个人，一个负责机器运行，一个驾驶。机器很快发动起来，汽艇后退着离开货船，然后掉头，轰鸣地带着我们四个人和卡罗、瓦卢斯，飞快地向着黑暗中的岸边驶去。
我们上岸后，驾驶汽艇来接我们的两个人，也跟着上了岸，他们帮着卡洛和瓦卢斯把我们四个人扶上一辆前来接应我们的面包车，和卡洛与瓦卢斯低声说了几句话，卡洛给他们一个信封，他们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美元看了看，分别与卡洛和瓦卢斯握手告别。面包车里坐着一个司机，车没熄火，见我们上车后，二话没说就迅速开车。车在黑暗中急驶了一个多小时，把我们带到一幢围有院墙的小楼前，卡洛让人来抬我们下车。
卡洛和瓦卢斯指挥着人把我们直接抬进了小楼一层的洗手间。他们也很着急，今天已经是第五天，如果藏在我们体内的毒品排不出来，他们的损失就大了。一路上，他们把我们当做运送毒品的皮囊，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只考虑他们运送的毒品安全。瓦卢斯拿来一大桶酚酞制剂，让我们每个人尽快灌进肚子，然后让人帮我们脱光下身的衣服，让我们裸体蹲坐在特制的排泄盆上，把藏在体内的货物排泄在盆内。
我们大口喝下刺激排泄的药物不久，秀姨和我很快就都把藏在体内的小包裹袋如数排泄出来，我虚弱的身体顿时觉得一身轻，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向旁边一歪，疲乏得躺倒地上昏昏欲睡。可是阿棠和阿椿排泄出包裹袋，经卡洛和瓦卢斯数来数去，每人都少了两个，卡洛和瓦卢斯吼叫着就让阿棠和阿椿继续往外排。我和秀姨都为她俩担起心来，如果毒品被她们消化掉，她俩就生命可危了。瓦卢斯又拿来一瓶酚酞制剂，逼着她俩喝下去，不久，阿椿终于把遗留在体内的两个小包裹袋逐一排了出来，可阿棠却只排出一个，还有一个没有排出来。瓦卢斯再次数一遍她排泄出的小包裹袋，仍然少一个，于是逼着她又灌进肚里一杯清场润滑剂。终于，阿棠把一个带有血丝的小包裹袋排了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全都瘫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
卡洛和瓦卢斯把我们排泄出的毒品，一盆盆地端出去，交给其他人去洗涤加工，然后给我们每人拿来一大瓶一加仑装的冰牛奶，让我们直接对着瓶口喝。我们已经将近六天没有进食了，生命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顾不得下身还赤裸着，撑起身子倚靠在墙边，抓过瓶子往嘴里倒，拿来的牛奶很快就被我们喝光了。卡洛见状，又给我们拿来十多瓶放在旁边，让我们继续喝。我们每个人把牛奶灌进肚子里后，不到几分钟，每个人就都从肛门里排泄出来。
卡洛让我们继续喝，于是我们喝了排，排了再喝，连续折腾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我们新喝进的牛奶不再即时排泄了，我们的体力才开始恢复。这时我们身下的地板上，早已浊流遍地，污秽不堪。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卡洛和瓦卢斯见我们渐渐都能站立活动了，就给我们拿来新买的衣服，让我们去洗澡换衣服，让其他人来清理洗手间。
卡洛让人把我们换下的衣服，还有我们离开基多时菲德罗给我们的假护照和身份证，全都拿走去烧掉。我们知道后，赶紧向卡罗要回我们每个人的腰带和内裤。因为腰带是大多数偷渡的人在家时用特殊布料制成的，以便在里面藏现金，坐飞机安检时不容易被发现。内裤也是特制的，缝有夹层和不同的小兜，用来藏文件和证件。卡洛听后，让人把我们的腰带和内裤丢在我们脚边。
等我们洗完澡换完衣服出来，卡洛和瓦卢斯把我们带进一间专门为我们四个人准备的带有洗手间和淋浴的大房间里，每人一张床。然后拿来两桶牛奶和几十斤香蕉，还有一个榨果机，让我们把香蕉和牛奶混在一起榨成糊状，慢慢喝。他们告诉我们：那天我们饿了，只能喝这个。
第二天醒来，我们感觉好多了。早晨起床后，卡洛为我们准备了牛奶、果汁、面包、黄油、香肠、火腿、鸡蛋和麦片粥，让我们随便享用。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房间里住一个多星期，等待后续行程的安排，再继续上路。但在这一个多星期里，我们谁也不能离开我们住的房间，如果需要什么，或者想吃什么，可以和住在我们房间外面的人说。我们的每日三餐，都有人给我们送到房间里来。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