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种国家利益之争的一个代表学派是“国家主义”,已经超出多年前与王沪宁有瓜葛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有点像新加坡模式,强权但还是靠民意,有授权这么一个过程,而国家主义很多观念来自卡尔斯米特(Carl Schmitt)之后的政治学,一百年前斯米特的说法在政治学是跨出了西方传统“自由”(是指权力,尤其是个人权力)的界限,是法西斯精神源泉之一,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是小姑娘渴望自由哭哭啼啼闹情绪,国家是人民(更恰当民族)意志的总和,这么一来,为了民族生存,以致自强、壮大,个人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另一种说法,国家意志并不是个人愿望的总和,而是另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在艰难时期往往不为大多数人所把握,一个国家如果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图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超越所谓单纯“民意”,所以国家运作有其本身的逻辑。斯米特对政治有一个特定的解释,政治的核心就是认定谁是敌人,其他都好说,权力不是别的,是宣布什么是法制所无法解释的那种权力,“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你有你每天的权力,好说,没人烦你,但如果我能宣布军事戒严,国家安全法,我就有一种正常之外的权力,譬如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那才是政权。斯米特对当时统治世界的英美帝国充满敌意,对他来说,英美所谓的自由民主只是掩盖在价值道德外衣下的一种权力,那种“自由”(liberal)一直限制着民主,只因一战全民皆兵,大家都成了炮灰,才不得已允许全民投票,这自由旨在杜绝专制寡头,然而在“特殊”历史环境却离不开专制,自由民主并不能消灭暴力,而且对于本来无解的纠结用起暴力比谁都不含糊,刚刚结束的一战则是这种暴力爆发的典范,即使是冷战后新时期这种观念也揭露了美帝国新“自由民主”单极天下的同时,实质是美国军事势力到处施暴。斯米特这个思路与中国传统上的国家专制,列宁斯大林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脉相承,可即使抛弃列宁主义专制,这一思维在反殖民的传统中也很有说服力,因为西方自己的崛起不仅仅是建立在率先发展起来的人权、法制和资本主义这些观念制度上,更是建立在内民主外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后来那么多国家接受了民主这么一个机制,除了少数成功的,其它的生活水平还是没有跳出落后国家的水平,所以除了全面西化之外肯定还有个什么因素。这种国家意志是不是无视人民的愿望呢?也不是,这个“授权”,就是中国传统上的“天命”,是建立在为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么一个基础上的,而正是这一点,给中国这么一种特殊制度带来一点合法性。譬如,习近平式的中国的脱贫,不是同情善意,而是任务,虽然很多笑话,很多浪费,但强迫贫民搬出危房进入新居实质上改善了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China’s anti-poverty drive is not disinterested charity)。
普世价值是美国称霸的障眼法。美国价值,这种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价值,美国外交界元老沃尔特(Stephen M. Walt)新著《美国好心乃地狱(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对这种全面输出美国价值的理想对全世界带来的灾难,而美国政治军事和资本权贵精英完全拒绝承当责任的现实批得体无完肤,其实这跟中国宣扬习近平思想如出一撤,只是一个反面,就是一个权力团体坚信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将之强行斥诸于他人,坚信这不仅是是行善,也是责任的时候,后果如何则与己无关,因为“责任全在他人”。
产业升级不仅意味着取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占据经济制高点,也是主导制定规矩,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被动地跟从。如果你相信国际关系就是国家利益这么一个事实,这也就是控制全世界财富的上游。共治,在美国的框架下寻求腾挪的余地,中国更无小康的机会。在习近平指示下中国全面参与包括大幅增加联合国经费,参与维和部队,竞选联合国部门领导,制定“人权”的新定义,过去几年川建国配合下中国更是乘虚而入,加大自己在现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包括最近的世为。参见《布鲁金斯学院》刚刚发布的中国全球管理和规范策略(Global China: Global governance and norms)
.@SecPompeo: We must take off the golden blinders of economic ties and see that the China challenge isn't just at the gates. Europe faces a China challenge,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and just as our South American, African, Middle Eastern, and Asian friends do. pic.twitter.com/sVA88O7kJJ
强世功的出发点都是意识形态,都是党性,可他的观点不是偏执、极端、狂妄,而是一种背景的反映,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涂思(Adam Tooze)不久前概述了几本近著对美中关系的描述(Whose century?),涂思写的与强世功有惊人的相似,涂思的历史功力很深,对西方发展有独到的认识,不是意识形态狂,偏见也不多,对中国集权制度带有敌意但总是客观,他指出六四镇压其实是“中国政府止住了美国取得冷战全面胜利的一步”,这句话说是出于强世功之口也不过分。强世功认为中国有一个天然亲美的文化资本阶层,他们的改革就是颜色革命,就会导致中国变色,进一步必然成为美国的附庸,不过从美国方面的角度,这种自我批判的思维美国也有,美国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作家林德(Michael Lind:The China Question),他也担心美国变色,但不是成了中国的附庸——也许美国没有中国的文化自卑感,而是美国资本阶层与中国政府串谋共同压迫各自国家的人民,在林德看来,中共是个邪恶的政权,但恰恰能给资本带来难以拒绝的丰厚的利润回报——这也是强世功说的,只不过强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忍辱负重——,美国资本放弃对祖国的责任而单纯追求利润,造成了今天中国崛起而美国陷入混乱的状况,这一观点在美国贯通主流,最大的印证是美中两国是大国少有的同时贫富分化极高的国家。林德没说的,是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资本控制国家机器的国家,之前“人民利益”没那么受威胁,是因为国际环境没那么恶劣,其实资本的实质没改变,改变的,是环境,中国甚至并不是在与美国争霸,而是把美国的产业拿走了,是在贸易、市场的环境下以国家资本主义击败了美国的霸权资本主义。
美国很多,但仍居少数的自由派和政府当事人都对美国希望改变中国一说予以否认,他们指出这是混淆了公开发言和美国政府真实政策,就像混淆了中国政府公开发言和中南海真实政策一样,美国从来就没有寄望改变中国,不是不想,而是务实派深知那不现实,经济融合既能获取中国红利,又能把中国稳住,不捣乱,所以“负责任”不是从属于美国,而是不主动与美国为难,这就足够了,他们反对的,是中国既接受美国这一体制,又恣意、积极违反,甚至破坏这一体制的行为,不说意识形态,在市场规矩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是借助于美国的善意,超出了常理。林德把美国资本漠视这一反市场行为,却意识到有利可图而积极参与的行为视之为背叛,而到了强世功那里,则成了文明冲突,这种经济文化之间争夺最终导致国家最制高点的争夺,经济问题也就成了国安问题,这一下子就回到了强世功对文化资本阶层,甚至某种程度对胡温的批判,就是混淆经济与政治关系,无可置疑这种思维已经反馈到了美国,当这一思维充斥美国政坛的时候,不仅全球化终结,而且是美国自己宣判自己体制寿终正寝。目前的美国大选,美国价值和美国优越性的主流捍卫者寄望于元老拜登,不仅拜登胜算不定,而且经过过去的二十年,今非昔比,全世界这盘大棋不仅规则变了,角色也变了(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Entitled to Lead the World),冠疫消弱了美中两国的国际影响力,让两国都陷入孤立的处境,既鼓励也迫使其他国家地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大国之前,这不是一个中国站起来与美国对抗的世界,而是一个无极的世界。
然而也不能否定正是中国这种战略性的判断,让中国立足于群雄之间,这种战略构思恰好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有说法泛太协议是对一带一路最有效的回应,我以前也相信,但现在已经觉得不然,泛太协议不仅不是贸易协议,而是一个知识产权协议,这种依靠市场站住制高点而不允许他人升级的制度终将难以被广泛接受。几天前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零碳,更是一个战略超越美国而独自开创自己的战线(How Xi Just Saved the World)一步大棋,中国无条件,不再跟美国还价,承诺对气候的义务,对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新的冲击,传统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联盟,将很难继续下去,更无法将中国排斥出外。
Too long an article with narrow minded discussion, even trying to justify dictatorship.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This type of reign will collapse once the citizens awake.
在中国,这种国家利益之争的一个代表学派是“国家主义”,已经超出多年前与王沪宁有瓜葛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有点像新加坡模式,强权但还是靠民意,有授权这么一个过程,而国家主义很多观念来自卡尔斯米特(Carl Schmitt)之后的政治学,一百年前斯米特的说法在政治学是跨出了西方传统“自由”(是指权力,尤其是个人权力)的界限,是法西斯精神源泉之一,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是小姑娘渴望自由哭哭啼啼闹情绪,国家是人民(更恰当民族)意志的总和,这么一来,为了民族生存,以致自强、壮大,个人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另一种说法,国家意志并不是个人愿望的总和,而是另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在艰难时期往往不为大多数人所把握,一个国家如果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图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超越所谓单纯“民意”,所以国家运作有其本身的逻辑。斯米特对政治有一个特定的解释,政治的核心就是认定谁是敌人,其他都好说,权力不是别的,是宣布什么是法制所无法解释的那种权力,“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你有你每天的权力,好说,没人烦你,但如果我能宣布军事戒严,国家安全法,我就有一种正常之外的权力,譬如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那才是政权。斯米特对当时统治世界的英美帝国充满敌意,对他来说,英美所谓的自由民主只是掩盖在价值道德外衣下的一种权力,那种“自由”(liberal)一直限制着民主,只因一战全民皆兵,大家都成了炮灰,才不得已允许全民投票,这自由旨在杜绝专制寡头,然而在“特殊”历史环境却离不开专制,自由民主并不能消灭暴力,而且对于本来无解的纠结用起暴力比谁都不含糊,刚刚结束的一战则是这种暴力爆发的典范,即使是冷战后新时期这种观念也揭露了美帝国新“自由民主”单极天下的同时,实质是美国军事势力到处施暴。斯米特这个思路与中国传统上的国家专制,列宁斯大林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脉相承,可即使抛弃列宁主义专制,这一思维在反殖民的传统中也很有说服力,因为西方自己的崛起不仅仅是建立在率先发展起来的人权、法制和资本主义这些观念制度上,更是建立在内民主外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后来那么多国家接受了民主这么一个机制,除了少数成功的,其它的生活水平还是没有跳出落后国家的水平,所以除了全面西化之外肯定还有个什么因素。这种国家意志是不是无视人民的愿望呢?也不是,这个“授权”,就是中国传统上的“天命”,是建立在为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么一个基础上的,而正是这一点,给中国这么一种特殊制度带来一点合法性。譬如,习近平式的中国的脱贫,不是同情善意,而是任务,虽然很多笑话,很多浪费,但强迫贫民搬出危房进入新居实质上改善了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China’s anti-poverty drive is not disinterested charity)。
普世价值是美国称霸的障眼法。美国价值,这种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价值,美国外交界元老沃尔特(Stephen M. Walt)新著《美国好心乃地狱(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对这种全面输出美国价值的理想对全世界带来的灾难,而美国政治军事和资本权贵精英完全拒绝承当责任的现实批得体无完肤,其实这跟中国宣扬习近平思想如出一撤,只是一个反面,就是一个权力团体坚信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将之强行斥诸于他人,坚信这不仅是是行善,也是责任的时候,后果如何则与己无关,因为“责任全在他人”。
产业升级不仅意味着取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占据经济制高点,也是主导制定规矩,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被动地跟从。如果你相信国际关系就是国家利益这么一个事实,这也就是控制全世界财富的上游。共治,在美国的框架下寻求腾挪的余地,中国更无小康的机会。在习近平指示下中国全面参与包括大幅增加联合国经费,参与维和部队,竞选联合国部门领导,制定“人权”的新定义,过去几年川建国配合下中国更是乘虚而入,加大自己在现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包括最近的世为。参见《布鲁金斯学院》刚刚发布的中国全球管理和规范策略(Global China: Global governance and norms)
.@SecPompeo: We must take off the golden blinders of economic ties and see that the China challenge isn't just at the gates. Europe faces a China challenge,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and just as our South American, African, Middle Eastern, and Asian friends do. pic.twitter.com/sVA88O7kJJ
强世功的出发点都是意识形态,都是党性,可他的观点不是偏执、极端、狂妄,而是一种背景的反映,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涂思(Adam Tooze)不久前概述了几本近著对美中关系的描述(Whose century?),涂思写的与强世功有惊人的相似,涂思的历史功力很深,对西方发展有独到的认识,不是意识形态狂,偏见也不多,对中国集权制度带有敌意但总是客观,他指出六四镇压其实是“中国政府止住了美国取得冷战全面胜利的一步”,这句话说是出于强世功之口也不过分。强世功认为中国有一个天然亲美的文化资本阶层,他们的改革就是颜色革命,就会导致中国变色,进一步必然成为美国的附庸,不过从美国方面的角度,这种自我批判的思维美国也有,美国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作家林德(Michael Lind:The China Question),他也担心美国变色,但不是成了中国的附庸——也许美国没有中国的文化自卑感,而是美国资本阶层与中国政府串谋共同压迫各自国家的人民,在林德看来,中共是个邪恶的政权,但恰恰能给资本带来难以拒绝的丰厚的利润回报——这也是强世功说的,只不过强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忍辱负重——,美国资本放弃对祖国的责任而单纯追求利润,造成了今天中国崛起而美国陷入混乱的状况,这一观点在美国贯通主流,最大的印证是美中两国是大国少有的同时贫富分化极高的国家。林德没说的,是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资本控制国家机器的国家,之前“人民利益”没那么受威胁,是因为国际环境没那么恶劣,其实资本的实质没改变,改变的,是环境,中国甚至并不是在与美国争霸,而是把美国的产业拿走了,是在贸易、市场的环境下以国家资本主义击败了美国的霸权资本主义。
美国很多,但仍居少数的自由派和政府当事人都对美国希望改变中国一说予以否认,他们指出这是混淆了公开发言和美国政府真实政策,就像混淆了中国政府公开发言和中南海真实政策一样,美国从来就没有寄望改变中国,不是不想,而是务实派深知那不现实,经济融合既能获取中国红利,又能把中国稳住,不捣乱,所以“负责任”不是从属于美国,而是不主动与美国为难,这就足够了,他们反对的,是中国既接受美国这一体制,又恣意、积极违反,甚至破坏这一体制的行为,不说意识形态,在市场规矩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是借助于美国的善意,超出了常理。林德把美国资本漠视这一反市场行为,却意识到有利可图而积极参与的行为视之为背叛,而到了强世功那里,则成了文明冲突,这种经济文化之间争夺最终导致国家最制高点的争夺,经济问题也就成了国安问题,这一下子就回到了强世功对文化资本阶层,甚至某种程度对胡温的批判,就是混淆经济与政治关系,无可置疑这种思维已经反馈到了美国,当这一思维充斥美国政坛的时候,不仅全球化终结,而且是美国自己宣判自己体制寿终正寝。目前的美国大选,美国价值和美国优越性的主流捍卫者寄望于元老拜登,不仅拜登胜算不定,而且经过过去的二十年,今非昔比,全世界这盘大棋不仅规则变了,角色也变了(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Entitled to Lead the World),冠疫消弱了美中两国的国际影响力,让两国都陷入孤立的处境,既鼓励也迫使其他国家地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大国之前,这不是一个中国站起来与美国对抗的世界,而是一个无极的世界。
然而也不能否定正是中国这种战略性的判断,让中国立足于群雄之间,这种战略构思恰好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有说法泛太协议是对一带一路最有效的回应,我以前也相信,但现在已经觉得不然,泛太协议不仅不是贸易协议,而是一个知识产权协议,这种依靠市场站住制高点而不允许他人升级的制度终将难以被广泛接受。几天前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零碳,更是一个战略超越美国而独自开创自己的战线(How Xi Just Saved the World)一步大棋,中国无条件,不再跟美国还价,承诺对气候的义务,对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新的冲击,传统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联盟,将很难继续下去,更无法将中国排斥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