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一章 读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

　　康熙年间文人张云章(1648一1726)的《朴村诗集》卷十，有七律《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这首诗作为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是周汝昌先生最先找到的。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第六章《史料编年》和1976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七章《史事稽年》，在“康熙五十年”条下全文引录这首诗，并加按语，指此“孙”系曹颙之子，出生后“旋即天殇”。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新编》中提出：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中的“孙”是曹颙之女，并未天殇。南京大学的吴新雷先生在《（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一文中，对《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全诗作了详细的诠释，根据诗中使用的典故，肯定这个“孙”是个男孩。吴新雷还指出，这个“孙”并没有死，是曹颙在康熙五十年所生之子，可能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但吴新雷也承认“各项材料之间还存在矛盾抵触”。吴新雷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入《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近年，胡文彬先生在《书带小同开叶细——珍儿“遗腹子”撼说》（见书海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读遍红楼》）中提出：张云章诗中之“孙”是曹寅次子“珍儿”的遗腹子，极可能就是曹雪芹。“遗腹子”之说，足胡文彬从张云章诗中的用典悟出来的，因为张诗第五句“书带小同开叶细”的“小同”（郑小同），是郑玄之子郑益恩的“遗腹子”。典出《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胡文彬先生为弥合“各项材料之间还存在矛盾抵触”，找出了一个解释。

　　新雷、文彬都是我的好友。他们对这个问题热心与认真的探讨，激起了我的兴趣。不揣谫陋，且把我数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出来，以就正于新雷、文彬及广大红友。此“孙”不是遗腹子《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全诗及张云章自注如下：

　　天上惊传降石麟（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先生谒帝戒兹辰。锹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根据这首诗在《朴村诗集》中排列的位置，可知这首诗作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辛卯）冬。曹寅第四次任两淮巡盐御史至本年十月十二日任满，任满后曹寅“在扬州造具钱粮销引各款清册，料理事竣，即星驰入都，叩觐天颜”。张云章的贺曹寅得孙诗作于曹寅为进京述职作准备的期间。

　　张云章诗的题意是贺曹寅得孙并送曹寅进京。首联“天上惊传降石麟，先生谒帝戒兹辰”，大意是曹公准备进京拜见皇上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令子”得子的消息。这可以说是诗的破题。对于“天上惊传降石麟”一句，张云章特地加了一注：“时令子在京师”——注明得孙的消息是从天上（京城）来的；“以充闾信至”就是“令子”报告得子的消息。“充闾”，出自《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阳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又，《世说新语·惑溺》“贾公阊”下刘孝标注：“《充别传》日：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日充，字公阊，言后必有充闾之异。”后世文人即以“充闾”称人得子，贺人得子。如苏轼《贺陈述古弟章生子》：“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摩书。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余。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元好问《贺威卿徐弟得雄》：“利市金钱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闾。跨牛杨朴空颠洒，秣骥王良已问途。桂出孙校知秀发，凤离丹峤亦舒徐。明年别作飞黄句，来贺君家第二雏。”

　　“充闾”为称人得子、贺人得子的用语。张云章明白写出“令子”“以充闾信至”，当然是指“令子”得子的消息。如果“令子”的信讲的是寡嫂（或守寡的弟媳）生了一个遗腹子，“令子”作为小叔子（或大伯），怎么能说有“充闾”之喜、“充闾”之庆呢？张云章不至于这样糊涂。所以笔者以为，“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这句注，已清楚表明诗中之“孙”不是遗腹子。

　　“书带小同”一句不能证明此“孙”是遗腹子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志四》“东莱郡”下李贤注：“《三齐记》日：郑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叶长一尺余，坚韧异常，上人名日康成书带。”郑玄（康成）孙名小同。张云章的诗句“书带小同开叶细”即由此而来。文彬先生首先注意到郑小同是郑玄之子郑益恩的“遗腹子”，因而悟出张云章诗中小同所影射的曹寅之“孙”为遗腹子。吴新雷、胡文彬两位曾引录《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的一段文字：“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日小同。”此外，我在《三国志》卷四还看到裴松之的一条注：“小同，郑玄孙也。《玄别传》日：玄有子，为孔融吏，举孝廉。融之被围，往赴，为贼所害。有遗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岁生，故名日小同。”

　　郑玄之孙小同确实是遗腹子。但笔者以为，我们不能据此证明张云章的“书带小同”一句暗示曹寅此“孙”为遗腹子。这牵涉到如何理解典故的问题。

　　“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一联，是用郑玄与郑小同、谢灵运与谢超宗两祖孙的故事，来称颂曹寅与其“孙”在学问和文才上将后先辉映。我们知道，郑小同有祖风，时人称他“学综六经，行著乡邑……不治可见之美，不竟人间之名”。谢超宗（谢灵运之孙），《南齐书》卷三十六、《南史》卷十九有传（《南史》上的传附于《谢灵运传》后）。史称“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爱妃殷淑仪死，超宗为作诔文，宋孝武帝大为嗟赏，说：“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此即是张云章说的“凤毛灵运出池新”。张云章借郑玄与郑小同、谢灵运与谢超宗的故事，以为比喻和影射，是就学问和文才上的卓异而言。凡是用典故作比喻或影射，只取其某一方面，并非各个方面都要相似。对于典故，我们读者不能作过甚的推求与联想。过甚的推求与联想，便显得牵强，难以讲通，或不能自圆其说。

　　如果因为郑小同是遗腹子，便推想张云章诗中曹寅之“孙”是遗腹子；那以同样的思路，我们又可以从“凤毛灵运出池新”一句推想出张云章诗中曹寅之“孙”不是遗腹子。据《宋书》卷六十七和《南史》卷十九的《谢灵运传》，谢灵运生于东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袭封康乐公；刘宋代晋立，灵运降公爵为侯，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灵运不满刘宋，肆意山水，傲视朝廷，在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竟至“兴兵叛逸”，被流放广州，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文帝诏于广州弃市”。《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又记云：“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可以看到，因谢灵运的牵连，谢凤被流放到岭南，谢超宗随父亲也到了岭南；祖父在流放地被杀，父亲死于流放地，超宗滞留岭南至元嘉末才得以回到内地（元嘉共三十年）。从超宗的身世看，无论如何联想，都不能联想到“遗腹子”。这就是说，用同样的思路和逻辑，从“书带小同开叶细”看，曹寅之“孙”是遗腹子；从“凤毛灵运出池新”看，曹寅之“孙”又不是遗腹子。一联的上下句自相矛盾。

　　不仅自相矛盾，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联想，张云章的诗简直是在咒曹寅此“孙”不得好死。因为郑小同是被司马昭毒死的，谢超宗则被齐武帝（萧赜）“赐自尽”，两人皆遭杀身之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巾礼不忒”句后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日：“卿见吾疏乎？”对日：“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南齐书》卷三十六《谢超宗传》记载：（永明元年）诏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惊曰：“谢超宗令于彼赐自尽，勿伤其形骸。”郑小同和谢超宗两人的结局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认为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是居心不良。对于典故，作过甚的推求与联想是靠不住的。“珍儿”不可能有遗腹子曹寅《楝亭诗别集》卷四，有《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其第一、第二首：老不禁愁病，尤难断爱根。极言生有数，谁谓死无恩。拭泪知吾过，开缄觅字昏。零丁摧亚子，孤弱例寒门。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经义谈何易，程朱理必探。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辛卯为康熙五十年。从诗题和诗的内容可知，这年三月，曹寅的儿子“珍儿”死去。根据《楝亭诗钞》、《楝亭诗别集》同时期的诗作以及曹寅当年的活动来推测，曹寅这首哀珍儿殇的诗是在扬州写的，珍儿则死于江宁织造署住处。

　　胡文彬先生提出：张云章诗中所言曹寅之“孙”，就是这个珍儿的遗腹子。文彬认为，这个珍儿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生子。

　　我斟酌再三，认为这个“珍儿”死的时候，还是个幼儿。理由如下：

　　1.康熙二十八年曹寅生儿子曹颙（小名连生）。这个曹颙，康熙皇帝“眼看自幼长成”，后来继曹寅任江宁织造。曹寅在康熙五十年哀珍儿殇的诗中，说“珍儿”是“亚子”（次子），那“珍儿”当然是比曹颙小的儿子。

　　2.康熙四十八年曹寅遣嫁次女。这一年二月初八日曹寅为婿移居并报米价的奏折：“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庄田奴仆，为永远之计。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奏折中所言“臣有一子”，即曹颙。曹寅说，曹颙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那就意味着曹寅这时候没有比曹颙小的儿子了。曹寅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失去的“珍儿”，必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后出生的。

　　3.曹寅诗中称“珍儿殇”，此处的“殇”只能解释为“未成人而死”。“殇”的意义是明确的。《仪礼·丧服》“长殇中殇”郑玄注：“殇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伤者。”《礼记一丧服小记》“庶子不祭丧”句孔颖达琉：“殇者，未成人而死者也。”《吕氏春秋·察今》“今为殇子矣”句高诱注：“未成人天折日殇子也。”我国古籍中“殇”的基本含义就是这样。我们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训汇纂》汇集古代经典中关于“殇”的注释三十多条，除个别特殊意义和一两条难以判断是非的旧注之外，其他注释的意义都可以概括为“未成人而死”。

　　古籍中“殇”字的特殊用法，一是楚辞《九歌》中的”国殇”，王逸注：“谓死于国事者。《小尔雅》日：‘无主之鬼谓之殇。”“殇”作为“死于国事者”的意义只用于“国殇”，后世还这样用。如鲍照《出自蓟北门行》中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李善注：“国殇，为国战亡也。”这里要指出的是，“国殇”之“殇”是名词，同“珍儿殇”的“殇”作动词使用迥不相同。事实上，王逸在《九歌》的多条注释中，“国殇”都是表示人的名词。如“操吴戈兮被犀甲”句王注：“言国殇始从军之时，手持吴戟、身披犀铠而行也。”“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句王注：“言国殇之性诚以勇猛，刚强之气不可凌犯也。”古籍中“殇”的另一个可能的特殊用法，见于南朝宋谢瞻《张子房诗》的“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此诗收入《文选》，李善对“三殇”未注释，李周翰注云：力政谓秦以力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横死日殇。孔子过泰山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贡问之，日：“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日：“何不去也？”日：“无苛政。”孔子日：“小子志之，苛政猛于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于此三殇也。李周翰是注《文选》的“五臣”之一。他解释“殇”为“横死”，并将谢瞻诗中的“三殇”解释为“吾舅”、“吾夫”、“吾子”死于虎之事。李周翰对“殇”的这个解释，虽也算得上是个说法，但颇有表示反对的。如传为苏东坡著的《仇池笔记》中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所谓五臣者，其俚儒荒陋者也。谢瞻《张子房诗》云“苛恳暴三殇”，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言秦无道，戮及幼稚；而注乃谓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谓夫谓父为殇。此类甚多。

　　《礼)所谓上中下三殇，即《仪礼·丧服》所言“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仇池笔记）将“三殇”仍解释为“未成人而死”。

　　除“国殇”这一特别用法外，后世诗文中一般场合的“殇”都是“未成人而死”的意思。这里不妨举几个清代的例子：

　　方苞《亡妻蔡氏哀辞)：“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宁隆都镇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后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妻生男二人，皆早殇；女二人。其卒也，产未弥月，盖自怼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为辞以哀之日……”（柏按：据文意，此哀辞写于蔡氏卒后不久，则“早殇”之男俱未成人。）

　　方苞《兄子道希妇岳氏墓志铭)：“岳氏有子日仁，生十年而殇。其生及殇，余皆未之见也，而闻其聪明淳笃，秀出于众。”方苞《兄孙仁圹铭》：“仁生于康熙五十三年三月，以雍正元年八月殇，葬于江宁南门外。”

　　张惠言《先妣事略》：“先妣年十九，归我府君。十年，凡生两男两女，殇其二，唯姊观书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后四月，遗腹生翊。是时先妣年二十九，姊八岁，惠言四岁矣。”

　　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记瓜尔佳氏守寡后以裕庵公季子宁仁“为己子”，“时方弥月，提携顾复，相倚为命。至三岁，痘疹殇”。

　　曹寅主持刊刻的《佩文韵府》卷二。卜二（中）的“殇”，亦注云：“式羊切，殇天。”

　　4.曹寅诗中“珍儿殇”的“殇”，只能解释为“夭折”。珍儿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后出生的。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到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曹寅才五十二岁。考虑到古人有妻有妾，曹寅这个年龄完全是有可能生孩子的。我们知道，袁枚六十三岁才生儿子，取名阿迟；敦诚长子早丧，到五十五岁才又生儿子。

　　总之，曹寅诗中的“珍儿”，死的时候，还是幼儿，不可能有遗腹子。张云章诗中“令子”必是曹颥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中所说“时令子在京师”的“令子”，必足曹颙。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作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冬。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曹寅病逝于扬州。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曹颙奏曹寅故后情形折写道：奴才故父一生叨沐圣主浩荡洪恩，出管江宁织造二十余年，复四差盐务，遭逢异数，叠加无已。方图矢诚报效，上答高厚，不意寿命不延，遽辞圣世。奴才年当弱冠，正犬马效力之秋，又蒙皇恩怜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携任所教养，岂意父子聚首之余，即有死生永别之惨，乃得送终视殓者，皆出圣主之赐也。曹颞说，皇上“怜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除女儿以外，就儿子说，曹寅还生了珍儿，在生曹颙之前曹寅还生过儿子，为什么曹颙说“止生奴才一人”呢？按中国人的说话习惯来理解，这里是说，曹寅的儿子只有曹颙抚养成人了，其他都没有拉大。曹颙于康熙四十八年上京当差。康熙五十年冬曹寅进京述职，五十一年二月曹寅携带曹颙返回任所‘25：。在康熙五十年冬张云章写诗贺曹寅得孙的时候，“令子”只能是曹颙，诗中所谓“孙”只能是曹颙之子。

　　如果说，康熙五十年的时候，曹颙还有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兄弟，并且留有遗腹子，如果说康熙五十一年九月曹颞写奏折的时候，他还有个侄儿（兄弟的遗腹子），那曹颙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的奏折中怎么会说“先臣止生奴才一人”呢？显然是不会的。在康熙五十年，曹颙不可能有长大成人的兄弟；除曹颙外，曹寅当时不可能另有一个儿子“以充阊信至”。

　　曹寅在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的诗中说“零丁摧亚子，孤弱例寒门”，称珍儿为“亚子”，当然是相对于长子曹颙而言。一“长”一“亚”表明，曹寅这时候没有比曹颙更大的儿子；珍儿一死，曹寅当然也没有比曹颙更小的儿子了。

　　还应说明的是，张云章在康熙五十年冬贺曹寅得孙的“孙”，也不可能是曹頫所生。曹颁是曹寅弟曹宣的第四子。曹宣于康熙四十四年去世后，曹頫由曹寅带在江南抚养。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頫奏折：

　　窃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今复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职。

　　曹寅“闻珍儿殇，书此忍恸”诗的题目内有“兼示四侄”一语，“四侄”即曹頫。这也表明，康熙五十年曹頫在江南，与张云章诗中“在京师”“以充闾信至”的“令子”不是一个人。再者，曹頫是康熙五十四年曹颙病故后奉旨给曹寅之妻为嗣的；此前，曹頫不是曹寅之子，张云章也不得称曹頫为“令子”。

　　张云章所“闻”之孙不是曹雪芹

　　如上所述，张云章诗中“在京师”“以充闾信至”的“令子”，必是曹颙。而康熙五十四年曹颙病故、曹頫承嗣袭职以后，曹頫“代母陈情、恭谢天恩”的奏折写道：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奴才之嫂马氏”即曹颙之妻。“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可见曹颙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这是曹頫本人写的奏折，错不了的；奏折是给康熙皇帝看的，也来不得半点虚假。由此可以肯定，康熙五十年冬张云章所“闻”之“孙”，在曹颙死的时候不存在；当然不可能是后来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了。

　　周汝昌先生认为，此“孙”出生后“旋即天殇”。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讹传或张云章误听。张云章诗的题目是“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闻”字，表示张云章是听说曹寅得了孙子，不是曹寅亲口告诉他自己得了孙子。张云章这首诗，也不是当面呈送给曹寅的，是写好后“寄”给曹寅的，还不知道曹寅的反应如何。《楝亭集》里没有同张云章唱和的诗。这种种情况，便存在讹传或误听的可能性。如曹寅可能得的是孙女，或是侄孙，张云章误以为是“得孙”；也可能曹寅根本没有“得孙”这回事，张云章完全弄错了。

　　新雷先生提出，康熙五十年冬张云章所“闻”曹寅之“孙”，“可能就是曹雪芹”。又说，“就是曹雪芹”。新雷先生的主要根据是敦诚《寄怀曹雪芹》“扬州旧梦久已觉”的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新雷认为，“得孙诗”证明敦诚的诗注是“确实的”、“不错的”，可以“两相印证”。

　　实际上，正是敦诚在曹雪芹去世后一再用“四十”称说雪芹的年寿，这就是敦诚《挽曹雪芹》诗初稿的“四十萧然太瘦生”和改定稿的“四十年华付杏冥”。雪芹另一位诗友张宜泉《伤芹溪居土》题下注：“其人索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与敦诚的诗相印证，再结合其他有关材料来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多岁。如果敦诚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冬，并知道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那敦诚当然知道曹雪芹死的时候已经五十二岁（依“壬午说”）或五十三岁（依“癸未说”）。这样的话，敦诚《挽曹雪芹》诗就应该用“五十萧然”、“五十年华”。“五”和“四”都是仄声字，可以换用（实际上七律每句的第一个字可平可仄）。敦诚坚持用“四十”，表明他很清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多岁。

　　曹雪芹是敦诚的诗友。一般朋友交往，彼此的年岁是会打听清楚的，至于祖父什么时候死的，同祖父生活了多少年，等等，不会打听得很清楚。像我们现在一个单位多年的同事，年龄、籍贯、什么时候毕业，彼此是知道的；至于人家祖父如何如何，彼此都不清楚。敦诚知道曹雪芹“其先人为江宁织府”，而“为江宁织府”最有名的是曹寅，所以，敦诚就想当然地以为“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样一句注，实不能否定敦诚自己说的雪芹“四十萧然”、“四十年华”；也不能否定曹頫奏折所表明的曹颙死时尚无儿子的事实。

　　“雪芹曾随其宪祖寅织造之任”，是敦诚为“扬州旧梦”句加的注。这个注，是不确切的。大家知道，不仅敦诚说曹雪芹的“扬州旧梦”，敦敏也说到雪芹的“梦”与“忆”：“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自己也说“曾历过一番梦幻”。这“梦幻”，就是留在他记忆中的少年时期的繁华靡丽的生活。我们细算一算便明白，雪芹少年时期的繁华靡丽的生活是在曹頫任江宁织造的期间。如果雪芹的“秦淮旧梦”、“扬州旧梦”是在曹寅任江宁织造的时间，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那雪芹至少要在康熙四十年以前出生才谈得上“梦”、“忆”。张云章诗中那个生于康熙五十年冬的“孙”，曹寅死的时候他才半岁，他在曹寅时期有什么“扬州旧梦”可言，有什么风月繁华可梦！而如果曹雪芹生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以前，那他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或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去世的时候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又是绝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敦诚的“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一句注是想当然之词，作为“扬州旧梦”的注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注，不能作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的证据。

　　顺带说明一下，从《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上看，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时余在喜峰口”和“雪芹曾随其先袒寅织造之任”两注，是编诗集时加注上去的。《熙朝雅颂集》首集卷二十六（敦敏、敦诚卷）所选《寄怀曹雪芹》诗中就没有这两个注。曹雪芹当年读到这首诗时，当然也不会有这两个注。敦诚寄给曹雪芹的诗，怎么会注上“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呢？

　　20世纪90年代我撰写《曹雪芹评传》时，曾认真思考过张云章的贺曹寅得孙诗，因为我觉得此“孙”与曹雪芹无关，所以《评传》中未提及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