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二章 曹雪芹的民族身份

　　曹雪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无论他当时属于国内汉、满、蒙、回哪个兄弟民族，都不影响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也不影响我国各族人民对他的感情。不过，他究竟是什么族，还是应该准确、如实地予以说明。这不仅是为了尊重历史，也有利于正确理解他的身世、思想和创作。

　　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族简史》，将曹雪芹列为满族“最为著名的文学家”。该书主要编写人之一王钟翰先生，又写文章，强调曹雪芹“理所当然的”是满族的正式成员。我读了之后；有些不同看法，想提出来向王钟翰先生和广大读者请教。

　　旗人≠满族人

　　我们讨论曹雪芹属于哪个民族，牵涉到历史上民族的划分。对这个问题，应当以历史的态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要看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民族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民族意识。如果当时社会并不以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今天怎么好把他们划成一个民族？

　　王钟翰先生把曹雪芹划为满族，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满族人。这就与历史情况及当时人们的心理意识不相符合。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逐步建立起来的。各旗分满洲、蒙古、汉军，“以本部所属者为满洲，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明人为汉军”：习惯上称“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或“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其初建时，包括了境内各族人民，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似乎也没有人把“旗”视为一个民族。事实上，蒙古、汉军另立旗分，正表明当时对民族差别的重视。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皇太极在一道上谕中说：“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毫不隐讳地承认旗内有不同族的人。

　　天聪六年正月，镶红旗秀才胡贡明在奏章中说：

　　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53这里金人指满族，汉人指汉族，明确地作了区分。清军入关以后，汉军作为旗人的一部分，享有旗人所特有的待遇，礼制习俗也与满族人相互影响。然而，满、汉并不平等，更非“一体”，八旗内仍存在满、汉畛域。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汉军还保持着汉族的基本特点。因此，汉军仍被当时社会目为汉人。用著名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是“汉人投旗者”。从仕宦方面看，汉军就有别于满洲。清初，“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没有汉军的份。内阁、六部，原设有满缺、汉缺和汉军缺，以后汉军专缺逐步并入汉缺内。这便意味着，清朝廷逐渐把汉军视若一般汉人。《啸亭杂录》中说：汉军，国初时定制皆用汉缺，至于六部司员，则自有专缺，汉人选法不致壅滞，而其升转亦易。雍正中，尽裁汰其额，并入汉员中，是以汉军升转，倍觉烦难。《听雨丛谈》中也说：自裁汉军专缺后，八旗汉军除内阁侍读、大理寺丞、六部汉字堂主事、中书、笔帖式仍有专缺外，其余均借补汉缺，故仕途淹滞者多。在清朝皇帝眼中，满洲、汉军，亲疏分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四月有一道上谕说：向来八旗遇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责发落。嗣因旗人渐染恶习，竞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曾降旨令，将旗人流徒案件，满洲则按其情罪公私轻重，分别问遣折抵，汉军则均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斥令为民”，即开除旗籍，按一般汉人定例发遣。于此可见，汉军、满洲在法律上也不是一视同仁的。由于八旗之内这样厚此薄彼，所以就有汉军冒充满籍的事。如佟养性、石廷柱两家本为汉族，其后人在康熙年间凭借权势伪称满族，成为“汉军各旗内亦有满洲人”的特例。这种冒充，当时可能大有人在，只是不一定都能像佟、石两家那样成功。我们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规定：嗣后令各旗于考试时，将应考人员详晰注明满洲、汉军，咨送顺天府注册考试。如有汉军冒入满洲额内中式者，查出，将咨送之都统、佐颁等官，交部议处，该员照冒籍例斥革。试想，如果凡旗人都是满族人，怎么还会有汉军旗人去冒充满籍呢？怎么还会有“汉军各旗内亦有满洲人”的提法呢？很明显，这种现象说明旗内实际存在着满汉民族界限。也是在曹雪芹的时代，生齿日繁而又奢侈成风的旗人，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一贯歧视汉军的满族统治者，为了保证满洲旗丁的食饷，决定让部分汉军出旗为民。乾隆七年的上谕说：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阅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入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路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到乾隆二十七年又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倚者，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亦听改入民籍。因此，大量汉军人员陆续转入了民籍。他们出旗为民之后，身份上便与一般汉人无异，语言、文化、心理意识也没有大的隔膜。恐怕当时谁都不会认为他们是从一个民族转到了另·个民族。乾隆皇帝在上谕中特地提到汉军“本系汉人”，正是就汉军的民族性说的。他之所以让大批汉军人员转为汉民，也考虑到汉军与广大汉人的天然联系及其民族特点。这个事实，对我们判断汉军是什么民族，不无意义。

　　王钟翰先生说：“清代汉军旗人的民族成分如何划法的标准只能按当时是否出旗为民作为一条杠杠：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了；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这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不看民族特点而单着眼于社会组织呢？像古文家方苞，因《南山集》案的牵连，曾·度入旗，后又赦他出旗恢复原籍。按王先生的杠杠，方苞经历了汉族一满族一汉族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一个人是什么民族，总比较固定，难道可以这样朝三暮四吗？

　　曹雪芹家不是八旗汉军，而是满洲正白旗包衣，即内务府包衣。王钟翰先生的意思，内务府包衣更有资格算作满族人。事实也不是这样。内务府包衣有汉人，有满族人，同样存在着满、汉界限，汉姓包衣仍被目为汉人。我们看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务府总管赫奕为补放杭州织造处物林达，提请康熙皇帝钦点的名单，有的注“满洲”，有的注“汉人”。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十七日，署内务府总管马齐为补放茶房总领，提请康熙帝钦点的名单，同样有的注“满洲”，有的注“汉人”。这“汉人”，当然是指民族身份，而不可能作别的理解。

　　乾隆三年十一月，礼部议准：

　　……自雍正十一年为始，将包衣旧汉人误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应归入汉军额内者，定限三个月查明，取具该参、佐领印结造册咨部，以凭乡会试时核对。嗣后包衣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并八旗满洲都统，严饬该管官，除实系满洲、蒙古人员，于本人名下注明册送外，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旗鼓佐领之旧汉人，俱注名另册咨送，归入汉军额内考试。

　　此议随即得到乾隆皇帝的同意。从中我们看到，至迟到乾隆年间，在入学中式方面，汉姓包衣与满姓包衣有了严格界限。这里“旧汉人”是与“投充庄头子弟”相对而言，都是汉人。

　　有趣的是，内务府汉姓包衣也有冒充满籍的。如咸丰年间内务府汉人松龄及其子恩吉，伪称先世为满姓包衣，“呈请改归满洲”。经查，“无实据可指”。“著交部议处”，“律以重罪”：“吏刑二部援引汉员冒籍例”论处。

　　以上有关八旗内满、汉关系的种种材料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旗人”与“满族人”未曾混为一谈，旗内的汉人一般仍保持着汉族身份。这一实际存在的满、汉民族状况，明确地反映在乾隆初年官修的满族谱系《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中。该书共80卷。从卷1～卷65.为“满洲姓氏”；卷66～卷80，“附载”满洲旗分内之蒙古、高丽、尼堪（即汉人）各姓氏。在“满洲姓氏”内，只有卷1、卷20收载了石廷柱、佟养性两家汉军旗人，其他那么多有名位的汉军成员都没有收载。石、佟两家之载入，是因为他们的冒充得到皇帝和朝廷的认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为此在《凡例》中特地写明：“汉军、蒙古旗分内有满洲姓氏实系满洲者应仍编入满洲姓中。”《通谱》绝没有将汉军列入满族之内的意思，相反，它是把汉军排斥在满族之外的。至于卷74～卷80收载了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姓氏，那也毫不意味着这些尼堪（基本上是包衣）都成了满族。因为《通谱》标明是“附载”之“尼堪”，《凡例》中又说明由于他们“入于满洲旗分内”，才“附于满洲姓氏之后”的。没有把他们算作“满洲氏族”。

　　记得王钟翰先生以前也说过：

　　不但满族人可以自称为“旗人”，即蒙古和汉人之被编在八旗下的也同样可以自称为“旗人”。理由很简单，不管满族人也好，蒙人也好，汉人也好，既然同属于八旗，肯定都可以“旗人”自称。[19]这些话好像是针对社会上对“旗人”、“满人”分别不清的人而发1201.不知为什么，王钟翰先生现在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确实，过去社会上，“旗人”与“满人”是曾经发生混淆；但这是比较晚的事。清朝末叶，旗内外满、汉民族差别越来越小。“旗”成为满族人与一般汉人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于是世俗便把旗、民关系当做满、汉关系，把“旗人”与“满人”混为…谈。应该说，这是实际生活中满、汉界限不清的一种反映。今天，我们能不能按照晚近世俗的说法，去确定清代前期的民族？能不能因为旗人的子孙被人们混称，便否定其先世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显然不行，那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如果那样做，中国历史L的民族就无法讲了。12世纪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族，其子孙逐渐与汉族融合，改用汉姓，到金朝灭亡以后，他们即被目为汉人，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当年岳飞抗击的金军是汉族军队吗？

　　依子孙定民族的办法，对曹雪芹这个人尤其不适宜。大家知道，曹雪芹是没有子孙的。曹家是汉人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向来没有异议。近年发现的一些有关曹家的史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如冯其庸先生发现的康熙年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和康熙六十年刊《。卜元县志》中的两篇“曹玺传”，说曹家“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宋枢密武惠王裔也”。明确点出曹家的远祖是宋代开国大将曹彬。《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将曹雪芹家列入辽东曹氏第四房，尽管还有些疑点，但至少说明修谱者相信曹雪芹先世是汉人。

　　曹雪芹祖上大约是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时被俘获而沦为旗下包衣的。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在天聪四年担任过教官，天聪八年已在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并获得一个半前程。入关以后，曹家归内务府正白旗。到曹玺、曹寅的时代，曹家与康熙帝关系密切，“位望通显”，而身份仍是满族统治者的家奴、家臣。雍正年间，曹頫罢江宁织造任，曹家被抄。按八旗外任官员获罪后家属必勒限归旗的规定，曹家随即由江宁回北京内务府。曹家隶于满洲旗，但为汉人，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称谓，是满洲旗分内之汉人。

　　从曹振彦开始担任旗鼓牛录章京以后，曹家世代有人（曹尔正、曹寅、曹宜、曹颀）担任这个职务（汉称为旗鼓佐领）。《听雨丛谈》卷一里面说：“《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确只有“尼堪姓氏”和“抚顺尼堪姓氏”内有包衣旗鼓人，“满洲姓氏”、“蒙古姓氏”、“高丽姓氏”内都没有旗鼓人。又《增订清文鉴》卷三的满文注释，也说旗鼓佐领系由包衣尼堪即家奴汉人所编成。这就是说，曹家所在的牛录乃是汉姓包衣的组织，他们在旗内编制上即能体现出是汉人。

　　顺治十二年，曹振彦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这个职务是从不委派满族人担任的。康熙四十九年两淮盐运使李斯俭病故，曹寅、李煦奏请让满族人满都暂署运使。奏折中说：查定例内运使无题授满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陈请，惟求皇上恩允暂留满都署理运使印务一、二年，与臣等同心协力，将从前积欠设法补完。而康熙的朱批是：两淮运使，甚有关系，所以九卿会选，已有旨了；况满洲从未作运使之例，不合。非常明显，朝廷没有把曹振彦当做满人，而是算作汉人的。雍正七年，内务府为补放内府三旗参领等缺，提请皇帝钦点的名单中有：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曾宜，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领曾尔正之子，汉人。曹宜是曹雪芹的叔祖，白纸黑字，标明“汉人”，我们怎么能不承认呢？曹家的人也没有把自己看做满人。当曹寅写“运使无题授满洲之例”时，他不会忘记自己的祖父做过运使。曹家十分明确自己是汉人，他们还有汉族意识和汉民族感情。

　　从《楝亭集》里知道，曹寅与丰润曹铪（冲谷）、曹纷（宾及）关系亲密，以“兄弟”、“骨肉”相称呼。这个问题，有的先生认为曹寅与丰润曹姓是同宗兄弟，曹寅祖籍丰润；另有先生认为，曹寅祖籍辽阳，他与丰润曹姓不过是官场的同姓联宗的关系。我个人的想法是，曹寅的籍贯与丰润无涉；其祖籍辽阳，经近人考证后，已无可置疑。但曹寅诗中反映出与丰润曹姓又不像是联宗，再结合其他材料看，他们的关系应当是：同宗不同籍。

　　丰润曹铪、曹鼢等是一般汉人，没有入旗。不管与曹寅的实际关系如何，曹寅那样诚挚地认兄弟，叙宗派，总表明了他与汉族的联系，表明他将自己置于汉人之中，特别是他在给冲谷的诗中写过这么一句：

　　吾宗自古占骚坛。此处所云“占骚坛”的，当指曹操父子。曹寅在兄弟面前回顾“吾宗”的历史人物，既是相劝勉，又有以门望自负的味道。这种念念不忘乃祖的心情，同一个人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是相联系的。

　　宗室诗人敦诚在《寄怀曹雪芹》诗中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日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诗句当然不能看死，但也不会是朦胧无稽之言。它至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曹雪芹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气质的印象。假若曹雪芹“已经‘满化’了，与满族成员融为一体”，爱新觉罗族诗人应不会也不便于“深入追查”他的汉族祖先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曹雪芹作为内务府包衣，当时是不可能出旗为民的。《清高宗实录》卷759载，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乙丑）乾隆皇帝谕日：“……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裕瑞及清代多位学人也肯定曹雪芹是“汉军人”、“内务府旗人”、“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满洲旗分内的包衣汉人，习惯上称包衣汉军，或混称“汉军”。

　　曹雪芹的时代，满族处于国内统治民族的地位。当年曹雪芹没有去冒籍攀附，今天我们又何必违背他本人的意愿呢？

　　1981年7月写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