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章 曹寅“伴读”之说不可信

　　在红学著作和“文学史”书籍中，常看到一个说法：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幼时曾为康熙皇帝的伴读。大概是说习惯了，人们对此都不表示怀疑。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个说法，出自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周先生在书中说：

　　曹寅幼年曾侍读皇帝的事，是邓文如（之诚）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问根据，蒙告：这件事的根据，出在一部书里。——这部书是他在民国二十八年左右从琉璃厂文芸阁替燕大图书馆买的，价目在二三十元内外，八册一函，大约是康熙年间刊本，十分古怪的四个字的书名字，而且没有著者。但不幸他把这个最重要的书名忘掉，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他后悔没记在日记上。我抱了一团高兴，跑到图书馆，谁知经过一番大搜之后，结果是失望而归。什么方法都想到了：依了上面的条件去挨个查卡片，遇见可疑类似的借出来——都不对！到办公室里去挨页地翻民国二十七、八、九年的购书发票，也没有。最后我毫无办法，只得暂时放弃寻找了。但邓先生博闻强记，“二十四史”如数家珍，他说的话再不会错，虽然原书未能即时寻出，但我依然可以据以作说的。考证最重证据。周汝昌先生既然没有找到证据，就凭“听说过”，怎么能立论呢？不要说那部名字“古怪”、“且没有著者”的书未曾找到，就是找得到，也要等鉴别了它的可靠性以后才能作结论。稍为严肃一点的学者，都懂得这一点。邓之诚先生已干1960年去世，周汝昌先生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找到那部书，而他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和其他著作中，仍一直坚持“寅自幼侍皇帝读”的说法，并加以夸张，说曹寅同康熙皇帝亲“如手足兄弟的一般”。对于这种无根无据的话，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是不应当相信的，本文将以充分的证据，说明曹寅没有作过康熙皇帝的伴读。

　　对于周汝昌先生所说的，我们首先要提出的疑问是：邓之诚先生是否误记？虽然邓之诚先生“博闻强记”，但也可能有误记。如他的《清诗纪事初编》卷四卓尔堪一条写道：“尔堪与梅文鼎交好，其事见积学斋文集者可信，见孔尚任《湖海集》者不可信。”这一句话就有两个错误：（一）把梅文鼎的《积学堂文钞》误记为“积学斋文集”（“积学斋”是年羹尧、徐乃昌的室名）。（二）忽略孔尚任与卓尔堪的交情，武断地否定《湖海集》中有关卓尔堪的诗文。孔尚任、梅文鼎集子中有关卓尔堪的诗文，都是与卓尔堪交游的实录。而孔尚任与卓尔堪的交情更深，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孔尚任还为卓尔堪的《近青堂诗》写了序，卓尔堪又参加了孔尚任《湖海集》的校阅工作，为什么《湖海集》中有关卓尔堪的诗文不可信？事实上，孔、梅二人集中所反映的卓尔堪的行事及部分家世情况，完全是一致的，无任何矛盾抵牾，不存在取此舍彼的问题。一位著名学者出现这样知识性的错误并不奇怪，每个人都可能有误记或疏忽。清代大学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财计一》有这样一段话：“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元丰”是北宋神宗的年号，共八年；根本没有“十二年”。如果按周汝昌先生的幼稚想法，黄宗羲怎么会错呢！

　　不过，对于周汝昌先生所说的，笔者认为更可能是他的误听，或者是他事后记忆的差错。邓之诚可能根本没有说过曹寅“伴读”的事，因为我们看邓之诚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成书于《红楼梦新证》出版之后）中的曹寅小传，只字未提“伴读”一事。《清诗纪事初编》卷六曹寅一条是这样写的：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内务府包衣旗人。自署千山，盖其先为辽阳人。宝砥则受田所在。父玺，康熙元年（从《文钞·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以郎中差江宁织造。十年，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二十九年，以郎中差苏州织造。越二年，改江宁织造。四十三年与妻兄苏州织造李煦，叠兼巡视两淮盐务。官至通政使。卒于五十一年。年五十四。曹氏祖孙父子承袭织造，专其利至六十年。寅没，亏织造公款近三十万，乃命两淮巡盐御史为之填补。恩纪之隆，从来未有。

　　盖推奉圣之恩，命之供耳目侦伺之役，司采买传办之事。这里按时间顺序逐一叙述了曹寅的经历并指出康熙皇帝对曹家的特别关照，“盖推奉圣之恩”（指曹寅母亲孙氏曾为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如果邓之诚认为曹寅作过康熙皇帝的“伴读”，这里他是应当提及的。邓之诚在书中不提“伴读”一事，我们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邓之诚心目中，根本没有曹寅作康熙皇帝的“伴读”那回事。

　　据周先生自己说，他1947年入燕京大学读书以后，“双耳忽然患重听，十分利害”。他到胡适住处借甲戌本时，胡适的话他就未曾听得很清楚。邓之诚的话，他也很可能误听。又，吴恩裕的《曹雪芹红楼梦琐记》（八六）记载：“邓文如（之诚）先生见告：燕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书，四字题名，乾隆时人撰，有谈及雪芹事迹之处，惜已忘其书名。”这就怪了，邓之诚告诉吴恩裕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书，也是四字书名，也忘了书名，却是乾隆时人撰，记的是雪芹事迹。如果邓之诚记忆中还有另一部四字名的书是记曹寅幼年侍读皇帝的事，他应该也会告诉吴恩裕。同样的道理，邓之诚告诉周汝昌有一部四字名的书记曹寅侍读事，如果他脑子里还有一部四字名的书记雪芹事迹，他应该也会告诉周汝昌。这事太蹊跷了。

　　现在我们来正面说明曹寅没有作过康熙皇帝的伴读。

　　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三月，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九月。曹寅比玄烨小四岁。清代皇子一般六岁开始读书（按：古人说的是虚岁，与现在说实际年龄的习惯不同）。史书记载，玄烨“自五龄后，好学不倦”。这时候，曹寅才一二岁，自然不能“伴读”。玄烨八岁嗣皇帝位，其时，曹寅四岁（实际年龄只三岁），仍然不能“伴读”。曹寅到了读书年龄，也就是可以“伴读”的时候，他又随父亲曹玺到了江南。曹玺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曹寅《楝亭文钞·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鸡鸣寺在江宁）写道：“某自康熙壬寅岁侍先大夫奉差于此。”《楝亭文钞·重修二郎神庙碑》（二郎神庙也在江宁）又写道：“予自六龄侍先公宦游于此。”“壬寅”是康熙元年，曹寅“六龄”是在康熙二年。这里“壬寅”可能是曹寅误记，应为癸卯年。这就是说，曹寅从六岁起就跟随父亲到了江宁织造任所。

　　曹寅六岁以后即跟随父亲在江宁织造任所读书，这有许多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纳兰性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写道：

　　子清（柏按：即曹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搡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靛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鸽佩糠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IO]这是转述曹寅的话。“佩瞒佩鲽之年”指童稚之年，出《诗经·卫风·芄兰》“童子佩艄”、“童子佩蝶”。曹寅自己写的《哭马伯和先生二首》：“忆昔提携童稚年，追欢多在小池边。”也是说他童年时候在江宁织造署与马伯和相处的情景。曹寅于康熙四十六年写的《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中说：

　　余卯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今相去四十年。这是回忆康熙六年前后周亮工（栎园）在江宁织造署教曹寅读书的情景。周亮工常把曹寅“抱置膝上”，可见曹寅那时正是“幼年”。

　　顾景星为曹寅的《荔轩草》写的序中说：“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这可以说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曹寅是在江南长大的，幼时没有进宫“伴读”的可能。

　　曹寅到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还在江南他父亲身边。《楝亭文钞·祭郭汝霖先生文》：

　　昔我先司空秉节东南，抒轴是劳，更始茧丝，与君逍遥。贼逆构变，摄提之岁，侨寄广陵，驱子若弟，补伍鳊行，以御疆（土遂）。时予成童，绾角嶷嶷，先生嘉我，说诗秉礼。“贼逆构变”指“三藩乏乱”。“摄提之岁”指寅年，此指康熙十三年（甲寅）。文中说，那一年曹寅在扬州与郭汝霖见过面。《楝亭诗钞》卷四《句容馆驿》曹寅自注：“余十七岁侍先公宿此，今来往三十年矣。”曹寅十七岁，也是在康熙十三年。那一年，他又随父亲到过句容（句容县，属江宁府）。

　　大概就在康熙十三年，或者稍后，曹寅上京当差。这差使不是“伴读”，而是皇帝的侍卫。《楝亭诗钞》卷八《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二月初十日陛辞南归恭纪四首》云：“束发旧曾充狗监，弯弧中岁度龙城。宸游扈从期何日，空检丹黄注两京。”“束发”是古人说的“成童”（十五岁以上）的意思（《祭郭汝霖先生文》中已说“时予成童”）。“狗监”一词，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当然与“侍卫”的意思有差别，但联系后文来看，这里就是当侍卫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理解为“伴读”。又，顾景星《荔轩草序》，称曹寅“既舞象，人为近臣”。张伯行《正谊堂文集·祭织造曹荔轩文》，说曹寅“比冠而书法精工，骑射娴习，擢仪尉，迁仪正”。《礼记·内则》云：“成童，舞象，学射御。”“舞象”也代表“成童”。“仪尉”（整仪尉）、“仪正”（治仪正）。属于銮仪卫的职务，即侍卫。“既舞象”、“比冠”云云，不过是说成年的意思。总之，曹寅大概十七八岁时离开江南，上京作了侍卫。这和曹颙、曹叛当差的年龄是相近的。曹颙、曹頫也是在江南长大，二十岁左右开始当差。

　　三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的初版及增订本中，还为他的“伴读”说提出两个旁证：

　　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馔，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异日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送银二百两，亦师弟之谊而非官场馈送之义。笔者以为，周先生举出的旁证不能照他那样理解。

　　顾景星的《怀曹子清》诗写于蕲州。“馔”是官吏连日值班的意思。“早入龙楼傣”，即担任侍卫，不是“伴读”事。“伴读”不是官吏值班，不能称为“馔”。曹寅是内务府人，又是侍卫，当然有可能“观中秘书”（宫中藏书）。顾景星这两句诗的意思，也就是他《荔轩草序》中对曹寅的介绍：“既舞象，入为近臣。甫受倩待诏之年，腹螂嫘、二西之秘，贝多金碧，象数艺术，无所不窥。”

　　“康熙帝命曹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送银二百两”，这是熊赐履去世之后的事（曹寅送银二百四十两）。见中华书局《关于江宁织造管家档案史料》内康熙四一卜八年曹寅的奏折。熊赐履作过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周汝昌先生想象与作过“伴读”的曾寅有师弟之谊。然而，曹寅在奏报熊赐履行动的折子中，说熊赐履同他“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可见周先生的想象是不可信的，熊赐履与曹寅根本没有师弟之谊。

　　曹寅幼时作过康熙帝的“伴读”之说，没有任何根据。

　　1997年9月写。2007年3月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