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艺术家

第三节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这本书在发行前几版时，我们还不能知道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世界上能有多大的反响。那时，种子还埋在泥土中，还需要等待夏天的到来。现在，秋收都已经结束了。人们发现，从托尔斯泰的身上竟然发展出来一个完整的支流，一个完全继承了他的衣钵的后裔。他们把他的文字真正付诸了行动。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还有印度的救世主圣雄甘地。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常常会发生令人感叹的故事，一些伟大的思想有时从表面上看，虽然被消灭了，但它的种子却不会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种子在时代潮流的灌溉下，逐渐肥沃，并最终会破土而出。

　　1847年，托尔斯泰19岁。这一年，年轻的他在嘉尚的一家医院治病，邻近的病床上，是一个喇嘛僧。这个僧人的面部被强盗伤得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了不抵抗主义的启示，这一启示被他奉为一生的座右铭，终生不弃。

　　62年之后，也就是1909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耄耋暮年的托尔斯泰手中，接过这个俄罗斯的老信徒用他的爱情与痛苦孕育成的圣洁的火炬，用这炳火炬放射出的灿烂火焰，照亮了苦难的印度，甚至映红了全世界。

　　行文至此，我们先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介绍一下，以后再介绍甘地与托尔斯泰的关系；因为假若缺少这篇文章，仅有一部托尔斯泰传是不完整的。从某个角度上说，托尔斯泰对于亚洲的贡献，可能比欧洲更为巨大。他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第一条“大道”，它结合了东西方古老大陆上的一切元素。现在，全世界的巡礼者，都在这条“大道上”自由往来。

　　这会儿，我们已经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托尔斯泰思想了，因为托尔斯泰的忠诚的信徒保尔·皮吕各夫已经把所有的材料整理成一本书，名字叫《托尔斯泰与东方》。

　　东方对托尔斯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他还是非常年轻的嘉尚大学生时，他便选修了东方语言科中的亚刺伯·土耳其语言组，开始学习东方的知识。在高加索当兵的一段时间中，他又长时间接触过回教文化，并使他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1870年后，他所编写的《初级学校读本》中，能够发现不少亚刺伯和印度的童话。当他因宗教的事物苦恼时，圣经已不能解除他的苦闷。这时，他便开始学习东方的宗教。这一阶段，他读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书籍。保尔·皮吕各夫在他的著作后面，列有托尔斯泰所读东方书籍的表。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有了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读者的想法，《圣贤思想》集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书中介绍了圣经、佛、老子和克利歇那等书或人的思想。他在那时起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无不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之上。

　　可他真正追求的人生理念，以及和亚洲人士的直接关系，则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中才有进展，那时，伊阿斯拿耶经常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朋友通信。

　　在整个亚洲中，他认为在思想上观念同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最不容易表达出来。到1884年时，他已认真研究过孔子与老子；尤其是老子，是他最为敬爱的古代圣贤。但一直到1905年，托尔斯泰才与老子故乡的人通了第一封信，而且同他通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学者Tsien Huang-tung，（编者按：不知所指何人），另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辜鸿铭，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响亮的。

　　托尔斯泰在与这两位优秀的中国人的通信时，尤其在致辜鸿铭底长信中，托尔斯泰表达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深深爱恋与钦佩。这些年来，中国人以宽厚的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其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深了托尔斯泰对中国人的认识。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认为，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这件事例，必将使德国在胶州湾、英国在威海卫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些强盗必然会在他们之间上演互盗的把戏。但当托尔斯泰后来知道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中国人心中复苏时，心中又表示忧虑，他要求中国人抗拒这种“不良”倾向。他认为，假若中国人也被这种思想感染了，那么，将会遭受巨大的灾难，它不仅仅指是“西方最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个意义上，还表现在人类最高的福利这些思想观念上。因为古老文明的中国灭亡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这些本应当从中国逐步渗透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毁灭。托尔斯泰认为有一天，人类社会的生活必将改变；他坚信在这种变化中，中国在东方各民族之中必将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他觉得，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走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称之为“道”。他从内心希望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进行改革，就是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和大工业。它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掠夺政策，这些将导致整个文明世界的破产。欧洲就是一个先例，是的！它是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的先例。当然，中国也不能长期保持以前的现状，受各种暴行的侵犯，但它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于一切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它只要服从神的意志，继续默默无闻地耕田种地，欧洲就会在这四万万人的英雄、高尚的人面前降服。在田野中平和的工作，要依中国的三教行事：即儒家讲的解除暴力；道教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的自我牺牲与大爱无疆。托尔斯泰认为，人生智慧与幸福的秘密就是这么简单。

　　托尔斯泰提出他的忠告后，我们且看今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第一件，与他通信的博学者辜鸿铭，似乎并未领悟他的意思，因为他的传统主义非常狭隘，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过去的传统，给予绝对忠诚的维护。但我们不可以用表面的浪涛来揣测无涯的大海。虽然那些时起时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数千年的传统是否相符，但你能说中华民族的做法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有什么差距吗？

　　日本人和中国人正好相反，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狂热的性格，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新生事物有一种狂热的好奇心，由于这些原因，虽然他们是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1890年左右），但托尔斯泰却对他们持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执着的国家主义和好战天性，而且怀疑他们那么彻底地接纳欧洲文明，只会立刻学全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测没有道理。因为他和他们的多次曾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一个年轻的日报主笔，曾自称为他的信徒，并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结合在一起的折衷派，可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责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还有一个青年田村，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时，感动得声泪俱下，全身颤抖着，他大声疾呼说：“托尔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此人又一下子卷入了爱国狂潮，开始写攻击托尔斯泰的文章。

　　不过，在日本也有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这就是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比大多数日本更为坚定、更为真诚一些，虽然他们与托氏真正的思想相距很远。1904年9月，这个组织致书托尔斯泰表达他们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复信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他说，他痛恨战争，同时也不喜欢社会主义。

　　无论怎么样，托尔斯泰的精神已彻底地根植进了日本的土壤。1908年，在他八旬诞辰之际，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的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对于日本的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在1902至1903年间据加藤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仅仅日本的基督徒奉若圭臬，就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而且还由此发生了佛教创新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自成法统的外界律令，从那时起它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宗教意识”从此也变成一个时髦名词。当然，这种“自我”的觉醒并不是没有一点危险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引人达到与牺牲和博爱精神完全相反的结局，如把人引入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之中，甚至自杀。这个容易振奋的民族，在他的热情的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向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却有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的教义。可以这样说，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灵生活，已深深地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格的感应。就是在现在，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他们发行一种每期70页的受托氏思想影响的颇有意义的月刊。

　　年轻的德富健次郎是这些日本信徒中的典范，他也参加了1908年的祝寿文集。1906年初，他从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还没有收到复信，就搭了近期出口的船去见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7月中他到了伊阿斯拿耶，住了5天，托尔斯泰像慈父般地接待他。这一星期的见闻与老人的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回到日本后终生不能忘怀。

　　德富健次郎在1908年写的祝寿文章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朴实的心这样诉说着：

　　“在别后730天与距离1万里的雾霭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现在，我和妻子以及一只狗生活在乡间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割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割草，割草，割草之中了……这也许是我的思想的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顿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一个人在这情境中，却只能提笔弄文，也太可怜了！……”

　　这个日本青年，在他的简陋纯朴的生活状态上，在他的人生的智慧与勤劳的工作上，和那些参与祝寿文集的一切托氏的信徒相比，都更能实现托氏的理想，并触及托氏的心灵。

　　俄罗斯帝国的回教徒共有200万人，所以以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地位，认识他们是很容易的。因此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在1901年以前，这种通信还不多见。只到这年春天，托尔斯泰被开除基督教教籍与一封“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动了他们。托尔斯泰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犹如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的嘱言。俄罗斯的Baschkirs人，印度的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使他们“快乐的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弟兄”，竭力拥护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才在Kaschmir找到了耶稣的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耶稣复活的谎言；他还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坟墓的照片和那位所谓的新救世主的画像。

　　我们难以想象，托尔斯泰对于这些奇特的友谊，是怎样保持可爱的镇静，几乎没有讥讽（或悲哀）的表示。没有看到托尔斯泰在这些论争中所取的态度的人，不可能知道以他刚愎的天性和涵养究竟保持到了怎样温和的地步。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殷勤的情意与好意的镇静。倒是那些与他通讯的回教徒，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说不抵抗主义并不与穆罕默德底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的光辉中而非在迷信的云雾中读可兰经。”他们称颂托尔斯泰不是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太阳，而是神的太阳，大众的太阳。随后他们预言，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的教训混合之后，或许能为这个时代产生出一些新的救世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是完全处在警醒状态中的。

　　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己任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也丝毫没有想到在1830年开端的印度民族主义在1900年竟有那样庄严伟大的进展，这是一切在精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的名字，便在他的耀眼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擅多派的改革，有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藉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的出发点。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的奇迹：一个是Ramakrishna（1836至1886），在他的热爱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Viveka-nanda（1863至1902），比他的宗师更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的神，Gita的神。

　　以托尔斯泰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有关方面的文章。从1896年开始，他又开始醉心Vivekananda的作品，体味Ramakrishna的语录。Vivekananda于1900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去，真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的伟大的宗教领袖没有尽到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就像印度的Swami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Krishna的熏陶，并且在印度，有不少人还尊他为“圣者”，或一个再生的古Rishi。《新改革》杂志的经理Gopal Chetti在印度是一个遵从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1908年的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还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Avatara，一个Purusha，一个Sri-Kr-ishna。

　　但是，历史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Vivekananda，或甘地的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真是不可捉摸，第一个引导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的C。R。Das，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底左右手的人，当时竟和达玛路以前的圣保尔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想，正是托尔斯泰的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1908年底，C。R。Das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坚定的信心；他公然指责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他还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Free Hindostan作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1908年12月14日）的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Krishna的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的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们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

　　他说：我们相信，在佛教与孔子主义的广大的世界内，这新的科学的偏见将不会有立足之地，而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印度人，在明白了承认暴力的宗教谎言之后，立刻就会具有爱的概念，并以适合于全人类的，像东方的大师那么雄伟的力量宣示于全世界。但现在，科学的迷信渐渐代替了宗教的迷信开始慢慢地侵吞东方诸民族了。它已征服了日本，并摆布着它走向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国，在印度，一般自命为民众领袖的人全受了科学迷信的蛊惑。你在你的报纸上提出你所认为应当指导印度的动向的基本原则如下：

　　抵抗暴力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无补于自私主义亦有害于利他主义。

　　……什么？你这个宗教情绪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分子，竟相信了你的科学教育，却把你的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已主张的爱的法则，全部舍弃吗？暴力的首领，真理的敌人，最初是神学的囚犯，继而是科学的奴隶，你的欧罗巴老师，传授给你的那些荒谬的言论，你竟然能不厌其烦地反复诉说吗？

　　你说英国人制服印度，是因为印度没有以武力来抵抗暴行？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之所以制服印度人，是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而现在还承认武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的原因；运用这个原则，他们服从各邦的君主；运用这个原则，他们向这些君主，向欧洲人，向英国人争斗……一个商务公司的3万人，而且是最无用的人，竟然制服了2000万人的一个民族！把这些情况说给那些毫无成见的人听吧！他们肯定不能懂得这些话的意义……依数字而论，制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这个论断不是非常明白的吗？……

　　印度人之所以被暴力制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生存于暴力之中，现在还在依了暴力生活，而不去认识切合人类实际的永恒的爱的法则。

　　愚昧的人就是那些只知道追寻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这类人是而值得怜悯的！确实，不认识包围着他们的，所给予他们的爱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怜的！

　　“人只要过着与爱的法则协调的生活，就是合乎他的良心和含有无抵抗与不参加暴力的原则的。这样的话，不仅100个人不能制服数百万人，就是数百万人也不可能制服一个人。不要抵抗恶，不参与恶，不加入行政司法，纳税，尤其是军队，那时，无论何物，无论何人也不能制服你了！”

　　托尔斯泰最后用一段Krishna的名言，结束了他的俄国教导印度的不抵抗主义宣言。他说：“孩子们，把你们被蒙蔽的目光望着更高远的地方吧，一个新的世界，充满着欢乐与爱的世界将在你们面前显现，它是一个理智的世界，为‘我的智慧’所创造的，唯一的实在的世界。那时，你们会认识爱对于你们的赐与、爱向你们提出的条件。”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最后落到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在南非洲Johannesburg地方当律师。他名叫甘地。他被这封书大大地感动了。1909年底，他写信告诉托尔斯泰，十年以来，自己在托尔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做的所有努力。他请求他允许他把他的致C。R。Das信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于他的“温和与强暴之战，谦卑与博爱和骄傲与暴力之战”表示祝福。他读到了Hind Swaraj的英文本是甘地寄给他的，他立刻领悟了这种宗教对社会的经验和价值：

　　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的问题，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他读了Joseph J。Doke写的甘地传，非常神往。当时（1910年5月8日）他身患重疾，但他还是写了几句动人的言辞寄给他，当他病愈时，1910年9月7日，就是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故的前一个月，他又在Kotschety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封信非常重要，虽然很长，但我决定把它全部附录在本文后面。它是，或者说它将是未来人士必读的不抵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思想遗嘱。南非洲的印度人于1914年在Golden Number of Indian Opinion上发表了，这是一本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运动的杂志。它的成功同时也是不抵抗政策的首次胜利。

　　与此同时，欧罗巴大战爆发了，那里的人们互相屠杀，惨不忍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当狂风暴雨过去，血腥的骚扰逐渐平息时，在残垣废墟之上，人们听到了甘地的响亮地呼吁，犹如一只云雀的惊世骇俗的鸣叫。这个声音以一种既响亮又和谐的音调，重申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奏响了新时代人类的希望的序曲。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