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成功必读的资治通鉴

隋文帝统一全国

　　春，正月，壬午，以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宪，枢之弟也。周改元大定。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丙辰，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册，大宗伯赵奉皇帝玺绂，禅位于隋。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衮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春册祀于南郊。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周六官，依汉、魏之旧，从之。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以相国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隋文帝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在西魏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便和独孤信一起投靠了权臣宇文泰。此后，杨忠因为屡建功勋，而且帮助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所以官爵升至柱国，封隋国公。

　　杨坚出生时也有许多传说。史载，杨坚的母亲吕氏，在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生杨坚于冯翊般若寺（在今陕西高陵），当时紫气满院。

　　杨坚十四岁时，被京兆尹薛善征用为功曹。十五岁时，因为功勋被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升任骠骑大将军，加官开府。周太祖见后叹道：“此儿风骨，不像是燕赵一带人！”明帝继位，晋封大兴郡公。明帝曾派善于相面者赵昭看他，赵昭伪称：“不过作柱国罢了。”之后偷偷地对杨坚说：“公应为天下君主，但要经过大诛杀才能平定天下。请牢记我的话。”

　　宇文护掌政后，特别忌恨杨坚，多次要陷害他，因大将军侯伏、侯寿等人的救护而免于难。其后，杨坚继承父爵为隋国公。武帝娶了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后，更加礼遇和器重杨坚。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杨坚相貌不凡，臣每次看到他，都手足无措。恐怕他不会甘为人下，请早日剪除他。”武帝说：“他只能为将而已。”内史王轨急切地对武帝说：“皇太子不会成为国家君王，杨坚貌有反相。”武帝不高兴，说：“如果天命注定此人这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杨坚听到这些话后很恐惧，从此便韬光养晦、深自隐匿，以免引起别人的猜疑和注意。

　　北周建德（572—578年）年间，杨坚率水师三万，在河桥（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战胜齐军。次年，随武帝灭齐，晋升柱国。

　　不久，杨坚转任亳州（今安徽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后，因为杨坚是皇后之父，就征任他为上柱国、大司马。宣帝每次外出巡幸，都委任他留守京师。当时宣帝制定、颁行《刑经圣制》，法律严峻刻薄。杨坚认为法令繁多，非教化之道，极力劝谏，未被采纳。

　　杨坚地位和声望日益显赫，宣帝对此颇为疑忌。宣帝有四个宠姬，都立为皇后，诸家争风吃醋，屡屡相互毁谤。宣帝常忿然对杨皇后说：“我一定要灭你家族。”然后召见杨坚，并命令左右道：“如其神色失常，当即处死。”杨坚到后，从容自若，于是作罢。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宣帝任命杨坚为扬州（今江苏扬州）总管。杨坚将要赴任时，突患足疾，未能成行。不久，宣帝驾崩。杨坚等人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趁机用假诏书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及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等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才发布了皇帝去世的消息，辅佐小皇帝即位。周氏诸王有在藩国的，杨坚唯恐他们生变，就借故把他们召还京师。

　　六月，诸王均到达长安。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自认为是重臣宿将，心中不服，遂在东部举兵。赵、魏之士，从者如流，十五日之内，已达十多万。加上宇文胄在荥州（今河南荥阳西北）、石怼在建州（今广东郁南东南）、席毗在沛郡（今江苏沛县）、席叉罗在兖州（今山东兖州），都举兵响应尉迟迥。尉迟迥又送其子为人质请陈朝援助。杨坚命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迎战。雍州牧、毕王宇文贤及赵、陈等五王，在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杨坚拘捕宇文贤斩首，不追究赵王等人的罪行，诏令五王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稳其心。

　　韦孝宽在相州战胜尉迟迥，传首阙下，余党一一消灭。

　　起初，尉迟迥叛乱时，郧州（今山西稷山西南）总管司马消难举兵响应，淮南（今安徽寿县）州县多归附。杨坚命襄州（今湖北襄樊）总管王谊讨伐，消难奔逃至陈。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武昌）蛮族乘危叛乱，杨坚命亳州总管贺若谊征讨平定。在这之前，上柱国王谦为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他看到幼主在位，由杨坚辅佐，就发动巴（今四川巴中）、蜀民众，以救亡扶危为借口反对杨坚。杨坚正致力于平定东土、山南，未来得及讨伐。王谦进兵屯据剑阁（即剑门关），攻陷始州（今四川剑阁）。这时，杨坚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率军讨伐，打败王谦，传首阙下。巴、蜀地势险要，人好作乱，于是毁坏剑阁通路，立碑铭垂诫后人。在京五王阴谋反叛，日甚一日，杨坚携带酒肴造访赵王府第，想观其所为。赵王埋伏下甲士宴请杨坚，杨坚差一点遭暗算，幸亏元胄护卫，才幸免于难。于是诛杀赵王招、越王盛。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宗室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十一月，杨坚为除后患，处死了代王宇文达。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用了一个前人使用过的体面形式——禅让得到帝位。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自己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穿上皇帝服装，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

　　杨坚从相府着常服入宫，在临光殿举行即帝位的仪式。这一天，宣布大赦，改元为开皇。隋朝建立了。

　　坦然面对得失

　　古代的圣贤们都将得失看得淡泊，他们实际看重的就是个人的修养，不患得患失，以平常的心态坦然去面对。他们都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的事，越想得到就越容易得不到，越害怕失去就越容易失去。在现实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也总难免会遇到得与失之间无法选择的情况，这就要个人在平时注重修养，才能做到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才能做到不患得患失，否则，一味的渴求，最终也只是得不偿失。

　　患得患失，左右两难的时候，中庸处世思想即是要“折中”，心态要平和，不可偏激。有些事情，就好比是感情，是强求不来的。大家都知道徐志摩这个人，心里十分喜欢当时的才女林徽音，但最终林徽音嫁给了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为此，徐志摩说过这样一句话：“得之吾幸，失之吾命”。

　　朱熹说：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分为两个极端，就像大小、厚薄之类的东西，而在每一类中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极端，只有通过度量它得到其中点，然后再加以采用。朱熹的这句话其实就是翻版了“中庸”思想，“执其两端而取其中。”柳下惠曾经是鲁国的大夫，先后三次被罢官，可他依然待在鲁国。有一天，一个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回答说：我正直清白的做官，到哪里去不会被罢黜呢？没有正义感的做官，我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呢？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职，却没有任何怨言，即使生活穷困也没有显出可怜的样子。柳下惠对于当时罢免，没有怨言，即使落魄，也没有患得患失，都能够以平常的心态，坦然去面对，而从不计较，这一点也是值得现在人学习的。

　　曾国藩说：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吾心无憾焉耳（《曾文正公全集》）。世道衰微而世俗浅薄，所有的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言行，便责怪说太过了，而有的则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等到没有成功的时候，奸诈的小人就会嘲笑。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计较每件事都要成功呢？因为形势所逼，义无反顾，也好死而后已。事情做成功了，是天命；失败了，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虽然曾国藩所言，他把成功和失败都归结于天命，当然免不了有些唯心，但是对于得失，却始终是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面对。

　　常听有人说：做事在人，成败在天。这也是一种坦然，只要自己努力过了，得到与失去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也就没什么遗恨的了。为人处世，尤为如此，如果太过计较得失的话，自己也就没办法去认真地做以后的事。

　　患得患失的人常常是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的人。人活一世，即使得到的东西再多，死的时候也带不进坟墓的。而对于那些以欺骗、处心积虑、巧取豪夺而得到的人，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人人都能够将个人的得失看得淡一点，让心态平和下来，便能够对于身边发生的事处之泰然，也就不会对于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这样，即使是遇到了失败也能以平常心去应对，也就会明白了一个道理，得到并不意味着不会失去，而失去也并非不是一种福气。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交往处世当中，也要坦然面对，不过于计较得失，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因为人活一世并不是只为了获得，而是在于修养自身，做到“中和”，也就能着眼于长远。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不过于计较得失并不是毫不在乎，对那些必须争取的就应该适时的出手，否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那也只有悔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