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湖神韵

第五节 鄱湖岸边是故乡

　　在匡山蠡水间，有许多的文化大师、先贤哲人，或追崇陶渊明的人格诗品，或为山水之胜而迷恋，立志要成为匡山蠡水的儿子，在这里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宿。如李白、白居易、朱熹，都有过这样的愿望，但社会纷繁复杂，世事难料，他们大都带着无限的眷恋和无奈的遗憾，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有一位文化大师就天遂人愿，把愿望变为了现实，长眠在匡山蠡水间，化为山脉，化作彩虹，这就是声名远播的理学先师-周敦颐。

　　赣鄱大地的情缘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诞生在湖南的道州（今道县），今属湖南零陵地区，是湖南通往广东、广西、海南及西南地区的交通要塞，而且历代都为郡、州治所在地，文化的渗透与交融，形成了道县的文化底蕴，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我们追寻着周敦颐的足迹，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县孕育了周敦颐；赣鄱大地，成就了周敦颐的辉煌。

　　书香门第培育了周敦颐的聪明才智。他的父亲周辅成在公元1015年，由于学识渊博，不负众望，由湖南六名举人联合推荐，被朝廷赐进士身份。周敦颐父为人仗义，又勤于政事，有较好的口碑，曾担任过今广西贺县知县，官至谏议大夫。周敦颐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他幸福的少年生活。如果不是家庭变故，周敦颐在父爱的关怀下，生活中应该是有很高的幸福指数的。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公元1031年，周敦颐1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其父周辅成突然病逝，这对周敦颐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由于失去父亲这棵大树，家庭生活变得困难以来，周敦颐度过了一段如同百姓一样的困难生活，但这对他提前了解社会是非常有益的，生活的艰辛，从此开始磨练这个少年的意志。在困境当中，他的母亲一度变卖家产度日，但终不是长久之计。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他的母亲想起了自己的娘家，他和母亲一起挥泪告别养育了他的道县故土，去今江苏镇江市投靠舅父郑向。此时的郑向已是龙图阁学士，舅父慧眼识英才，见周敦颐聪慧好学，是可造之才，便把他视为己出，精心教诲和培养。周敦颐是幸运的，没有因家庭的变故而影响自己的学业，而是在舅父郑向这里，得到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并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为他后来成为理学宗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周敦颐是以什么身份出仕的，但他没有进士身份是无疑的了。公元1036年，20岁的周敦颐，已是公认饱读诗书的才子，得到舅父郑向的喜爱和器重，郑向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上奏朝廷，说周敦颐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他担任主管祭物的衙门小吏，这个职务可能他并没有做多长的时间，由于他的母亲因病不幸去世，便在母亲的安息地守孝三年。守孝的日子是漫长的，在失去母爱的日子里，他又一头扎在书堆里，继续如饥如渴地学习。在周敦颐守孝的地方不远，有一山叫黄鹤山，黄鹤山有一个鹤林寺，鹤林寺也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当时的文人雅士范仲淹、胡瑷、胡宿、李觏、僧人寿涯等经常在一起，过着“佳作共欣赏”的读书生活。周敦颐主动加入到其中，与他们的关系，可称得上是亦师亦友。他在这里开阔了眼界，在学习方面，得到了很多启迪，这对今后周敦颐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元1040年，周敦颐守孝期满，朝廷调他去洪州（今南昌）分宁县（今九江修水）担任主薄职务。当时朝廷任命的县级官员只有三名，即县令、县丞、主薄，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县的三把手了。周敦颐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办事认真，是一个非常能干名留青史的官吏，特别是他坚持原则，不畏权贵，洞察秋毫，明断狱案而为后人称道。他刚到分宁上任，就碰上了一个疑难案子，县令、县丞都束手无策，只好把这块难嚼的骨头交给周敦颐了，周敦颐接手案子后，并不声张，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精密分析推理，当他得到正确的结论后，才升堂，仅一次审理，就把这个案子搞了个水落石出，令老县令也不得不佩服，分宁的老百姓，称赞他说：“周公断案，连老狱吏也比不上啊！”

　　周敦颐刚步入仕途，就显得不同凡响，以至在他以后的仕途岁月中，多次破解疑难案件，成为他人生轨迹中辉煌的一页。

　　1045年，周敦颐在分宁担任主薄四年后，由于政绩突出，得到了提拔重用，调任南安军（军治在今江西大余县）参军，这是一个辅佐军守管理军事的官职，同时又兼管一方司法，军是古代一个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一般交通要地和军事要塞，都设有军。周敦颐一到南安军，就显示了他的断案才能和刚直不阿的品德。南安有个囚犯，根据当时的律条，罪不当死，不知怎么得罪了转运使王逵，王逵是个残忍凶悍的官僚，官职又比南安军级别高，当时南安军慑于他的淫威，不敢伸张正义。可是，周敦颐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与王逵据理力争，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王逵不为所动，周敦颐只得以辞官抗争，而且义正言辞地质问王逵：“难道可以这样做官吗？用不该处死的人取悦上级的事情，不是我该做的！”在周敦颐的正义面前，王逵胆怯了，由于一个参军的辞职必将惊动朝廷，王逵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终于使王逵放弃了重刑的主意，囚犯得以免于死刑。

　　周敦颐虽然勤于政务，但求知探索，追求天理始终伴随着他的一生。1046年，兴国县令程大中调任南安军通判。程大中是个儒家信徒，对孔子，特别是对董仲舒的儒家学说有一定的研究。同在一军内任职，程大中与周敦颐的交往便多了起来，当程大中发现周敦颐对儒学有很深的见解，学识的渊博远在自己之上，由衷地佩服周敦颐，碰到疑难问题，都要向周敦颐请教。同时，对周敦颐的人格人品非常敬重，便决心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见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仪表堂堂，眉清目秀，非常喜欢，当谈起孔孟之道，诸子百家时，对答如流，当场就答应收为弟子。周敦颐潜心传授，两个弟子虚心好学。师徒在学习中不断探索，一门新的学问正在形成，我们现在可以基本肯定地说，是南安这个富有灵气的土地，启迪了周敦颐的思想火花。概括起来说，周敦颐这个思想，是以古代的哲学思想作为平台，来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他这个思想里面，有《易传》的精髓和老子的道教，简单地说就是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最精彩的说法是：“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意，心诚挚，“诚”是至高无上的“纯粹至善”，是“五常之术，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周敦颐的这一哲学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尊崇，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敦颐提出的哲学范畴，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与静、善与恶，成为后世的弟子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就是从周敦颐开始，一门新的哲学学科-理学。

　　周敦颐在南安度过了6个春夏秋冬，其主要工作，还是辅佐军守管理司法，由于政绩突出，再次得到重用，34岁那年，调任桂阳县令，这是他离开湖南后，又回原籍为官，38岁时，又回赣鄱大地，任隆兴府南昌县令，40岁时做到了虔州通判。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职务，是州府一级的官员。他的仕途的巅峰，做到了三品大员，但他并没有留恋这个职务，最后，还是知南康军（治所在庐山脚下、鄱湖岸边的星子县），在一个正五品级的官员的职位归隐，为他的仕途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由此看来，虽然周敦颐颇有政绩口碑，在浩如烟海的封建社会官吏中，“官本位”思想的意识是非常浓烈的，周敦颐并不是以达官显赫而名垂青史，真正成就他的辉煌，还是他的理学思想和“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品德。

　　洒向人间都是爱

　　宋代，是中国书院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一些有识之士，将书院作为传播思想、教书育人的“阵地”，孜孜不倦，至诚至真，是令人感动的。周敦颐出任分宁主薄，只不过是一个辅佐县令的偏官，只要做好分内的行政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把教育风化作为己任，特别是他的理学思想日渐成熟以后，把建立书院，传播教化，当作终身追求的理想和目标。1042年，周敦颐便在县城东门城外，风景优美的修河岸边旌阳山麓创建了景濂书院，设堂讲学，教书育人。修河岸边，景色非常秀丽，清澈的修河水，流水潺潺，蜿蜒而过，这使他想起了老家道县，故乡的那条濂溪，他想起了少年时在故乡度过的温馨时光，遂将书院改名于濂溪书院。从此，“濂溪”成了周敦颐永恒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濂溪先生”，并伴随了他的一生。分宁（修水）的濂溪书院匾额，一直挂到了明嘉庆年间。由于修水诞生了一个黄山谷，即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修水人为了纪念这位乡贤，便在濂溪书院旁边建了一个黄山谷寺。两位大师就这样在修河岸边的旌阳山相会了。还是在明崇祯年间，县里的一些绅士，将书院改为濂山书院，把两位先贤哲人放到一块进行纪念。到1668年的清康熙七年，周敦颐在其他地方的濂溪书院，名声远播，而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濂山书院，反而不为外界知晓，便又将濂山书院复称濂溪书院，这一名称一直延用至今。几百年来，修水的有识之士，始终把保护濂溪书院为己任。清乾隆八年（1743年），知府许渊，就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和规划调整。当许渊巡视到濂溪书院时，书院已显陈旧和破烂，书院的生计都出现了困难。当时，境内的云岩寺、洞山寺由于争夺有纠纷的寺院田产，闹得不可开交，各说一词，很难达成谅解，许渊在做好双方寺庙工作的同时，将年收益756担稻谷的寺庙田产，划归书院管理，作为濂溪书院的日常经费。从此，书院的经费便有了源头活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书院面貌焕然一新。在清代的中晚期，书院的财产田地已遍布全县八个乡。修水濂溪书院从周敦颐创立以来，为修水培养了无以数计的人才，900多年来，一直书声琅琅，是修河岸边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地方，直至民国初年，改书院为学堂，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年，书院规模最大的时候，出现了三重三进的格局，即讲堂、尊经阁、文昌阁，有师生宿舍二十多间，生徒达数百人。书院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修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走出了六位国学大师级的人物，一是与周敦颐同一朝代的黄庭坚，另外是晚清的陈宝箴一门五杰。一个县级区域内的乡学，能走出多位青史垂名的大人物，实属罕见，也是书院的造化。几百年来，理学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周敦颐在封建社会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书院求学讲学的名人雅士不乏其人。黄庭坚是书院的学生，成名后，还常来书院讲学，大诗人苏东坡，周敦颐的两位谪传弟子程颢、程颐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400多年后的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也是周敦颐理学传承中的大人物，还有清代文献学家、著作家王谟等著名学者，都慕名来这里拜谒和讲学，进一步提升了修水濂溪书院的知名度。

　　修水的濂溪书院，与周敦颐成为理学的开山鼻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纵观周敦颐的一生，实际是从24岁出仕，即为修水主薄开始，到南康军守时辞官归隐，在官场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32年来，他一直享用的是朝廷的奉禄，干的是州官、县令之类的政务，包括转运史三品大员的职务，而最终不是以政事标榜史册，而是以一代宗师、教育家流传后世，这与他在修水创办书院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创办书院，其实是周敦颐的一个业余工作，这不是他的主业，正是由于这个业余工作，成就了周敦颐一生的辉煌。书院创办之时，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其实周敦颐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他创立的书院，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我们现在来读《周子全集》，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要教化的是他的代表作《太极图经》和《通书》，弘扬的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书院肯定是朝着周敦颐的想象发展的，这些新招来的学生，对他提出的学说，有耳目一新之感，兴趣浓烈，而且求知欲望极盛，这就使得周敦颐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事业上的成就感，也就更坚定了他办好书院的决心和信心。在周敦颐传播理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使周敦颐非常欣慰。人间烟火养育了人间的不同性格和类型的人物，作为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面对的就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纷，而各种利益的矛盾纠纷，往往又演变为激烈的社会矛盾，有的还会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化解社会矛盾，是每一个统治集团都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如果都能按照周敦颐提出的理念，在阴阳各自的规律内运转，剧烈的社会矛盾，就难以激发，这就非常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周敦颐作为一个基层统治者，在实践工作中，需要有一种思想，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他推行的理学思想，正是这一行为准则的导向。因此，就更加坚定了他办好书院的信心和决心，并把他推行的理学思想，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当做他终生的奋斗目标。

　　从此，周敦颐每到一地，都要广施恩泽，开堂授课，传播他的理学思想。他在任南安参军时，最大的收获是招收程颢和程颐两位志同道合的弟子，南安也是他《太极图说》问世的地方，他的理学思想日趋成熟。他在南安也创办了一个书院，程颢、程颐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后来的学者认为周敦颐的理学成熟于南安，便将他的南安濂溪书院改名为道源书院，寓意理学的发源地在南安。

　　湖南的郴州，是周敦颐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他任郴县县令，这是周敦颐第一次踏上郴州的土地，第二次是公元1050年，他调任桂阳县令，也就是今天的汝城县，第三次是公元1068年，调任郴州军，都是今郴州地域。

　　周敦颐在郴州，肯定少不了一处濂溪书院。从现在来看，全国各地除周敦颐亲手创办的濂溪书院外，还有近100处为纪念这位理学先师创办的濂溪书院。但至今保存完整的，可能就是郴州汝城的濂溪书院了。周敦颐每到一处，都要兴办教育，教化民众，传播他的理学思想，他在郴州创办的濂溪书院，到1220年时，已不见踪影。但郴州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周敦颐，1220年，在县令周思成的倡议下，修建了濂溪祠，以祠而冠书院名之。近800年来，汝城濂溪书院，虽经风雨侵蚀，兵灾战火，也曾多次毁坏，但历代始终多有维修，薪火相传，保存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一处文化遗存的奇迹。今天的汝城濂溪书院，坐落在县城西邻，金凤岭山麓，院前溪水潺潺，背靠金凤山麓，占地4480平方米，宽31.3米，长62米，存有大小房间49间。而且书院符合《太极图经》中的阴阳规律，采光充分，环境优美，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进入书院，可以从一面墙壁上看到一行大字：“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走进院子，是一尊周敦颐的塑像，仿佛这位理学先师，正在等待着他的弟子开堂授课。这里有周敦颐的生平介绍，与书院的发展历史变迁，置身书院，有如回到了900年前，感悟到书院的鲜活气息。

　　在郴州，还有一处规模较大的濂溪书院，那就是爱莲湖濂溪书院。据说，这处书院也是周敦颐亲手创办的，但今天置身书院，犹如一处风景名胜区，有明显的现代痕迹，但还是值得一看的。今天的爱莲湖濂溪书院，位于郴江河畔，爱莲湖旁，建筑面积达38亩，房屋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濂溪书院。

　　在这处濂溪书院，除了与其他濂溪书院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个别具特色的爱莲堂。爱莲堂也是这个书院的核心建筑，高14.7米，采用湖南古民居建筑与庙宇建筑相结合的风格，古朴庄重，大殿前有一个池塘，而且栽种了许多莲花，被称之为爱莲池。当夏日的阳光挥洒大地，爱莲池内的荷花便竞相开放，给人带来沁脾心扉的芬芳，让人流连忘返。

　　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今人研究周敦颐的重要平台。人们纪念周敦颐，更多的还是怀念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精神，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德。

　　鄱湖岸边是故乡

　　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孕育了千峰叠翠，瀑布飞流的庐山。1070年，周敦颐上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已是三品大员了，周敦颐废寝忘食的工作，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他明显地感到精力不济。正是这一年，由于母亲郑太君墓地遭遇水灾，大水退后，他便想到要为母亲找一处不再受浸害的地方，否则，对一个终身追求理学的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由此，他想到了鄱阳湖岸边的庐山，在这匡山蠡水间，有生命的绿色，有中华母亲河长江，有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如果把母亲安葬在这样一处风水宝地，母亲在天国应该是欣慰的，而且有名山、名江、名湖的陪伴，她老人家也一定不会感到孤独。

　　周敦颐虽然在今九江地区的修水县做过主薄，其实与庐山并无多大联系，在当主薄期间，并没有到过鄱阳湖和庐山。可以说，他是与庐山、长江、鄱湖擦肩而过的。周敦颐想在此埋葬母亲的这一年，已经55岁了，其实在这之前，他是到过庐山的，而且还不止一次。匡山蠡水之间，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的故乡，又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陆修静、慧远这些名人的讴歌，庐山早就与他的心灵结了缘。1060年的夏天，周敦颐任江东西路的虔州通判（治所在今赣州市），上任前，他来到了首都开封，除了向皇帝谢恩外，还拜会了三品大员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江西临川人，这次出任江东西路的通判，也等于是在王安石的家乡为官。总之，这样一些综合因素，周敦颐确实是去拜访王安石了。两人见面之后，还真的找到了共同语言，“语连日夜”都不觉短。

　　周敦颐告诉王安石，这次去虔州（赣州）赴任，将会沿着水路下江州，再经鄱阳湖，逆赣江而上。当王安石听说要路过庐山，非常高兴，他向周敦颐介绍了庐山厚重文化和峰峦秀色，并把他写的有关庐山与鄱阳湖的诗送给了周敦颐。一首是《题南康晏史君望云亭》：

　　未尝遣汲谷帘水，三岁只望香炉云。

　　云徐无心澹无滓，史君恬静亦如此。

　　这首诗是写庐山的，可王安石这时还没有登临庐山，对庐山的向往，令人如痴如醉，恐怕只要读过此诗的人，他的心早已飞向庐山。

　　王安石的另一首诗是写鄱阳湖的，对鄱阳湖也是赞美有加：

　　茫茫彭蠡春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

　　东西捩柂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

　　少年轻事镇南来，水怒如山帆正开。

　　中流蜿蜒见脊尾，观者胆堕予方咍。

　　衣冠今日龙山路，庙下沽酒山前往。

　　老矣安能学佽飞，买田欲弃江湖去。

　　雄伟的庐山，浩瀚的鄱湖，给了王安石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坦荡的胸怀，王安石借景抒情，透露出他立志变法改革的主张。

　　周敦颐是个思想已趋成熟的人，他没有卷入王安石的改革大潮，还是潜心钻研着他的理学。但对王安石诗中对庐山和鄱阳湖的赞美，还是心有所动，他决定脚踏鄱湖浪，去登临庐山。

　　第二年，也就是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来到了江州，这一年，他已46岁了。无疑，江州知府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并陪同周敦颐游览了庐山。

　　庐山这处人间仙境，将会彻底改变周敦颐的仕途轨迹。那山、那水、那树、那雾，真是美不胜收。他想起了陶渊明的归隐，想起了李白、白居易在庐山的草堂，他也想在这人间仙境买下一亩三分地，将来在这里颐养天年。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九江知府的赞同和响应。于是，在九江知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修建了濂溪书堂。周敦颐这次到庐山，待了多少天，没有确切的记载，估计是有些日子，因为他等到了濂溪书堂的落成。

　　濂溪书堂落成后，就有了勃勃的生机，周敦颐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为祝贺书堂落成，他的好友德化县令（今九江县）潘兴嗣来拜访他，周敦颐把当时自己的心思告诉他：

　　可止可仕，古人无所必。束发为学，将有设施可加泽于斯氏者，必不得它，止未晚也。

　　看来书堂的规模和教学条件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源。这时候的周敦颐，认为做官并不是终生追求的目标，如果从现在开始，继续去传播他的哲学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理学，也为时不晚。

　　身负朝廷使命，周敦颐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书堂，去江东西路的虔州做他的通判去了。

　　1065年，周敦颐已经49岁了，是快知天命之年，他由虔州通判调任永州通判。从虔州（江西赣州）去湖南永州，直接从湖南桂东向西就可以了。可他却走了一条蜿蜒庐山的路，即沿着赣江，经鄱阳湖到长江，再至洞庭湖，经湘江才到达永州，这一路，他饱览山河秀色，更主要是他决意要再上庐山，再到莲花峰下看他的濂溪书堂。

　　他在虔州过了一个春节，才动身离开，小船悠悠，晃荡了三个月，他再次登上了庐山，并浏览了白居易笔下的大林寺。

　　大林寺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是东晋慧远的弟子昙诜所建，当时已有六百多年了。他没有看到白居易笔下的大林寺桃花，因为三月的庐山，还带着冬天的寒意，但大林寺的古朴、幽静和秀色，还是萌发了他的诗兴：

　　三月僧房暖，林花互照明。

　　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

　　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

　　庐山的瀑布云，给庐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宛如人间仙境，周敦颐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这次游览庐山，他又在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住了很长的一些日子。因为从虔州到永州，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熙宁四年（1071年），55岁的周敦颐是第三次来到鄱湖岸边的庐山了。这次来庐山，不是作闲暇之游，而是将母亲移葬庐山。他请来风水先生，选择吉地，庐山清泉社的三起山，风景优美，苍松翠竹，生机盎然，特别是山脚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犹如家乡道县濂溪再现，周敦颐下了决心，就把这里当作母亲的长眠之地。将母亲安葬完毕，也许是由于劳累，也许是由于母亲的归葬，认为人生日短，有了感情上的悲伤，周敦颐竟然病了起来。从第一次游览庐山后，他就产生了要在庐山安度晚年的想法，这次，他想落叶庐山，在鄱湖岸边陪伴着母亲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周敦颐，正受朝廷重用之际，以病辞职，恐怕难以得朝廷的允许。这时，他便想了一个缓冲之策，请求朝廷将他改任南康知军。

　　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背靠庐山，面临鄱湖，风光秀丽，民风淳朴，又有了陶渊明，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地方。宋代的军，与府同一级别。由于鄱阳湖是江西五大江河水系经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咽喉要地，管辖的范围为江河岸边的狭长地带，即今星子县、都昌县、永修县、安义县，隶属于江南东路，当时任南康军的他与山北的江州属同一级别，一般只设五品官员。可周敦颐这时已升任三品大员了，职务与职级严重不对应，朝廷觉得安排一个知军职务，那就委屈了周敦颐。但周敦颐态度坚决，并不计较职位的大小，他的诚意，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保留了他的三品待遇，低职高配，如愿以偿来到了鄱湖岸边的南康军，成为南康军守。

　　周敦颐把要把鄱湖岸边当作故乡，作为终老之地，其中也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影响他的毫无疑问应是陶渊明，因为他的“出污泥而不染”的为官品德，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陶渊明设计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的美好“桃源”社会，与周敦颐的万事依理的和谐社会秩序也有相同之处。但是，周敦颐要归隐庐山，与陶渊明的归隐又不相同，陶渊明的归隐带有逃避现实的因素，而周敦颐不是归隐山林，而是在交通发达的江州城外，他还保留着朝廷的奉禄，他还要在他的濂溪书院弘扬他的理学思想；另一个影响周敦颐的应该就是北宋名士刘凝之了。1049年，五十岁的刘凝之慕陶渊明的高风亮节，辞官归隐在庐山脚下的鄱阳湖落星湾，在北宋是轰动的事情，周敦颐与刘凝之可称得上同朝为官，可能他们之前就认识，当周敦颐来任南康知军时，刘凝之在落星湾畔生活了十多年了。而且周敦颐与刘凝之同在南康军（星子县城）生活，看到刘凝之恬静快乐的日子，不能不引起周敦颐的心动。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周敦颐由于两次游览庐山，对庐山丰厚的文化底蕴，万种风情的秀色，迷恋了周敦颐，使周敦颐下定决心，连这个知军也不当了，彻底退隐，在他的理学王国里寻找幸福和快乐。

　　周敦颐任南康知军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周敦颐已没有原来那种从政的激情，有关他在南康的政绩，从《南康府志》和《星子县志》、《都昌县志》、《永修县志》、《安义县志》中都没有记载，作为知军，他是否离开过军治星子，在都昌、永修、安义巡视，都值得怀疑。但《庐山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对他在庐山的活动，都有明确的记载。

　　这个时候的周敦颐，早已过天命之年，而且移葬母亲后，身体也一直不怎么好，他更多想到的是他亲自创立的理学，或是回忆一些过去的往事。他在南康（星子），还是做了一件流芳后世的事情，挖了一口莲池，名曰爱莲池，栽上莲花，闲暇之余，在莲池赏莲，或邀上好友，泡上茗茶，在爱莲池中的亭子里，纵谈古今，传播理学。也就是在爱莲池旁，他写下了《爱莲说》这样千古流芳的文字。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其实是周敦颐对自己心灵和人品的自我写照，对他即将结束的政治生涯的政治总结。他为官三十多年，一直清正廉洁，当时他就有“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评价。

　　他在南康军这些日子里，更多的还是看鄱阳湖秀色，觅庐山胜境。他在《瀼溪书堂》诗中，表达了他爱庐山的由衷之情：

　　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

　　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饮。

　　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

　　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

　　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

　　有龙不可测，岸木寒森森。

　　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

　　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

　　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

　　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

　　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

　　饱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

　　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

　　在诗中，周敦颐直呼“庐山我久爱”，真是一种溢于言表的心声。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他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呈，允许他留在庐山的濂溪书院，专心去研究他毕生追求的理学。这时候的北宋王朝，还属中兴时期，朝廷尊重了周敦颐的选择，并给了一个“分司南京”的空衔，保留了他的三品大员的待遇，这对周敦颐就称得上功成名就，圆满正果了。

　　脱去了紫袍玉带，周敦颐真正成了鄱湖岸边的一个教书先生了。他离开南康（星子），回到了江州城外的濂溪书院了。

　　周敦颐的辞官归隐，虽没有刘凝之那样轰动朝野，但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的。他的朋友任大中就写了一首《送永倅周茂叔还濂溪》：

　　君去何人最泪流，老翁身独寄南州。

　　随君不及秋来雁，直到潇湘水尽头。

　　这首诗，对周敦颐把鄱湖岸边当家乡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正是这个时候，好朋友潘兴嗣也随周敦颐隐居庐山，而且还写了一首诗来讴歌周敦颐，《赠茂叔太博》：

　　心似冰轮浸玉渊，节如金井冽寒泉。

　　每怀颜子能希圣，犹笑梅真只隐仙。

　　仕傥遇时宁枉道，贫而能乐岂非贤。

　　区区世道真难得，试往沧浪问钓船。

　　在这首诗中，潘兴嗣借春秋时代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希望能够成为圣贤，西汉王莽改制时期的梅真弃官成仙的故事，对周敦颐的归隐，高于颜回和梅真的思想境界，进行了讴歌和礼赞。

　　周敦颐在庐山脚下，鄱阳湖岸边过着快乐的日子，除在濂溪书院讲理学外，他常常到被称为“庐山国学”的白鹿洞授课，但仅仅只过了三年，1073年，周敦颐就因病而辞世人间，庐山脚下、鄱阳湖岸边成了他永远的归宿，永恒的家乡。

　　周敦颐在世时，他创立的理学，还仅仅是在一些文化学术圈子里流行，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但是，他后来的弟子对他的学术不断创新发展，除程颢、程颐两兄弟外，还有后来的大教育家朱熹、明代的王守仁，都是理学的传承人。理学也因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正统思想，800多年来，受到吹捧和尊崇。

　　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永远陪伴着母亲，他的两个妻子也先后陪伴在周敦颐的身边，他也成为今九江地区周姓始祖。九江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理学先师，尊称周敦颐墓为“濂溪墓”，建有牌坊、亭榭，错落有致，气势雄伟，被称作“江州十景之一”。2006年，九江文化部门与周氏后裔，对濂溪墓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成为庐山脚下、鄱湖岸边一处亮丽的文化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