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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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与中国共产党高层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卢作孚提议将民生公司交给政府管理，但是交通部不同意卢作孚的提议，只同意尝试公私合营。关于民生公司进行公私合营的问题，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表态，同意接受卢作孚的请求。

　　7月间，中央政府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规定由人民政府派出7名公股代表参加民生公司常务董事会，董事会负责清理股权及资产、清理债务、精简机构、配合政府航运计划、调整劳资关系等。

　　对于此次会谈，交通部并没有拿出具体的公私合营方案，而是告知卢作孚，由民生公司提出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可多至8个方案，再由交通部研究决定采取何种方案，并修订其内容。卢作孚不曾想交通部的想法会如此简单，只得按照交通部的要求开始拟订公私合营的方案。

　　当交通部的代表拿到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方案后，给出了回复。交通部表示，卢作孚仍回民生公司任总经理职务，一切人事、行政大权仍由卢作孚主持，交通部只派公股代表3人到民生公司，不参加行政工作，属于观察员身份，顺便了解和学习业务，至3个月后才可能参加部分工作。交通部代表声明，这种决定显然为了使卢作孚能大胆负责进行工作而不受干扰，是完全相信他、支持他的一种安排。对于这个会谈结果，卢作孚颇为满意。

　　然而，尽管卢作孚和交通部签订了白纸黑字的合同书，但当交通部的代表接触了民生公司之后，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不再与合同有关。他们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卢作孚进行“夺权”，彻底改变了民生公司维持了数十年的管理体系。但卢作孚此时完全无法预知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与中央交通部部长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清查股权、清理资产、筹措借款、整顿业务、精简机构、节约开支等各项事宜达成协议，确定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过渡办法，启动了“民生”公私合营的程序。由此，民生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办法，为中国共产党方面接收和容纳民族资本提供了一个模式化的范本。

　　卢作孚在京期间，周恩来向他提出，希望他统管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工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级领导职务。周恩来的这个提议，显然是中共中央的意见，极富有诚意。卢作孚向周恩来表示：自己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几十年，有许多工作还待处理，需要回重庆做一些安排。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要求，民生公司经过3年的内战时期，很多问题积累下来未能处理，值此百废待兴之际，卢作孚唯有先处理好民生公司的问题，才能考虑其他事情。

　　处理完北京的事务之后，卢作孚便返回重庆，着手处理民生公司的问题并实施公私合营。回到重庆以后，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经周恩来同意，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将滞留在香港的轮船转移到大陆。

　　最先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是“怀远轮”和“宁愿轮”。两船趁国民党方面尚未摸清香港民生船只的动向之时，佯称要运货去韩国仁川港，分别于1950年6月7日、9日驶离香港，绕过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在途中折向上海。为了保密，两船的航行情况，香港民生公司不发电报、不打电话，而是直接派人去上海，通告上海区公司负责人，再报告当地政府做好接应。

　　紧接着，“民众轮”又以开往韩国为名，于6月13日在香港结关。按规定，该船应在中午离港，但船员们故意拖延，迟至深夜，突然驶离，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强行通过台湾海峡。其间，海上突然出现多盏探照灯直射船身，船长临危不惧，命令船只靠近台湾沿岸行驶，使国民党海军产生错觉，以为是驶往台湾的船只，于是放行。到次日拂晓，该船已远离台湾岛，立刻转向驶往长江口，绕过国民党残军占据的沿海岛屿，通过水雷封锁区，于18日驶抵上海。

　　这期间，卢作孚夜不能寐，随时与上海民生公司和香港民生公司保持着无线电联络。他根据几艘船的航速，不断估算着北归船舶航行的位置。当这3艘船终于先后抵达上海时，卢作孚兴奋异常。

　　但第4艘船在北归途中出了问题。这艘船是“太湖轮”。“太湖轮”于6月下旬从印度驶抵香港，6月21日，该船满载为公司购置的五金器材，仍是以开往韩国为名，做好了北驶上海的准备。不料，船上的三副叛变，将该船的北归计划向台湾当局做了密报。6月22日凌晨2点，“太湖轮”刚一开出香港水域，就被国民党海军拦截，劫往台湾高雄。后来，船长被台湾当局判处10年徒刑。除三副等3人外，其余船员被国民党军押赴汕头海面放逐，由我沿海军民救回。

　　“太湖轮”被劫事件，对民生其余的滞港船只和船员安全也造成了重大威胁。其时卢作孚尚在北京，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他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报告以后，命令停止执行向上海发船的计划，改为向广州发船。

　　计划调整后，从当年的7月31日起，到10月12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怒江”、“渠江”、“民俗”、“民本”轮相继开回广州。

　　当时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对中国的新政权抱有敌意，因此，如果不是正常营运，港英当局一般不准船只直接驶往大陆。其中“渠江轮”从香港驶出，直奔我方边防站，在途中遭遇一艘驻港英军的巡逻炮艇，询问开往何处，并企图拦截。“渠江轮”未加理会，而是全速前进，巡逻艇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所幸此时离我方边防站已经很近，“渠江轮”立刻升起五星红旗，英军巡逻艇不敢再追，遂掉头离去。

　　另外，滞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造新船，也巧妙地归来。

　　民生公司那时有香港至广州的例行航线，每天有两只小型“门”字号轮船对开。有一天，一艘轮船开抵广州后声称“发生故障”，请求留在广州“修理”。香港公司焉有不允之理？随即派出另一艘新船顶替。过了不久，第一艘轮船还没有“修理”好，第二艘轮船又报“故障”，留在广州“修理”。香港民生公司又派出第三艘小型“门”字号顶上。某日，两艘尚在港穗间对开的轮船突然在广州宣布停航。这样，“石门”、“剑门”、“龙门”、“祁门”四艘小型新造轮船，就全部安然返回广州。

　　留在香港的还有三艘大型“门”字号新造船——“虎门”、“玉门”和“雁门”，本是行驶香港至澳门航线的，在载客到澳门后，在返程中按惯例要经过广州。实施北归计划后，这三艘船均从澳门空船返回，驶到广州就不走了。

　　当时，美国右翼势力与加拿大在野党进步保守党，正胁迫加拿大政府起诉民生公司，并企图通过港英当局扣押7艘“门”字号新船。民生公司便佯称，因船员抗议加拿大政府企图扣船而罢工，船已无法驶回香港。加拿大驻香港高级专员公署看到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民生公司在海外的轮船，除“平远轮”长期被国民党军扣作军用、“太湖轮”被劫之外，共有18艘滞留香港和在海上的海船，在卢作孚亲自指挥下顺利返回大陆。这批船只，当时价值2000万美元，而当时的黄金官价为每盎司（28350克）35美元。无疑，这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经由卢作孚的努力，民生公司和新成立的中央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同时，民生公司的在外船只也陆续返回大陆，安全得到了保障。在卢作孚看来，民生公司已经渡过了最大的难关，完成公私合营之后，他就可以再次带领民生公司创造新的航运奇迹。

　　最后的尊严

　　1950年10月，回到重庆后，卢作孚的生活开始趋于平静。此时没有了纷飞的战火，没有了气焰嚣张的外国轮船，也没有了肆无忌惮的招商局，他所要做的就是带领民生公司积极融入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