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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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卢作孚继续在为民生公司的事务操劳。每天他都早早的起床，坚持步行到公司上班。公司考虑到他的年纪，就提议给他配车，每天接送他上下班。但卢作孚不同意，他觉得当前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还很不富裕，应该能省即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国家的建设上来。

　　在公司忙碌了一天的卢作孚晚上回到家里依旧放不下公司的事务，仍是不停地往公司打电话，草拟信函，忙碌一如往时。那时，卢作孚新调来的通讯员关怀也住在卢作孚的家里。关怀是广东人，他给卢作孚当通讯员的时候只有18岁。卢作孚对这个年纪轻轻便远离家乡的孩子很是照顾，他时不时会挤出一些时间教关怀学文化。

　　这一时期，卢作孚生活中的另一大乐趣就是和自己的孙辈们在一起玩乐游戏，尽享天伦之乐。卢作孚与夫人蒙淑仪育有三儿两女：大儿子卢国维、二儿子卢国纪、小儿子卢国纶以及两个女儿卢国懿与卢国仪。5个子女再为家族添丁加口，卢作孚的孙辈有16人。每当闲暇，卢作孚便会逗孙子孙女，此时往往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每到周末，卢作孚还主动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当时在重庆大学读书的三儿子卢国纶周末会回到家中，卢作孚就和他一起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此外，卢作孚还抽时间阅读当时国家干部必读的13种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

　　在重庆期间，卢作孚还多次受邀飞赴北京参加政府会议。每次开会卢作孚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国家建设献言献计。

　　1951年2月27日，重庆郊县开始进行“土改”。卢作孚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川南去参加了土改运动。此次“土改”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政府没收地主阶级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此举赢得了广大农民对新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土改运动，卢作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为民谋利的政党。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已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卢作孚参加了会议。这一次在北京，周恩来在与他见面时再次提出，希望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职务，并希望他就此留在北京，无须再回重庆了。甚至卢作孚在北京的长期住处，周恩来也为他物色好了。卢作孚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提出，准备再返回重庆一趟，将民生公司最后的遗留工作处理完。周恩来同意了卢作孚的请求，并约定不久后在北京见。卢作孚即于1951年12月20日回到了重庆。然而，世人不曾想到，卢作孚此次离京，竟然是永别，他与周恩来的约定再也无法兑现。

　　1951年12月28日，由公方代表、上级部门代表和私方代表组成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卢作孚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有两个，首先是清查民生公司内的官僚资本，总计有2948%，将其收归国有，成为公股的一部分。其次，是协助落实国家对民生公司的资金扶助。在这个关键时刻，卢作孚在对公私合营的理解上，与公方代表发生了严重分歧。

　　卢作孚提出的公私合营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作孚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而中共中央提出的公私合营不仅仅是要入股民生公司，公方代表除了参加董事会之外，还要参与民生公司的管理，全面领导民生公司，用一种全新的体系改造民生公司，让民生公司成为国家的民生公司而不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双方在公私合营的问题上分歧巨大，卢作孚感到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甚至完全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了。中共中央在新解放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举开展土改运动，这已经让卢作孚充分认识到了中共中央的决心和控制力。现在民生公司在改革方向上与公方代表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他卢作孚有能力消除这些分歧吗？

　　正当卢作孚和公方代表商讨如何解决分歧时，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开始冲击民生公司。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判断，有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展起来，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三反”、“五反”运动的具体程序，基本上是按照“土改”的运作模式——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审查、勒令交代、退赔，触犯法律的判刑。很快，民生公司也被这些政治运动所冲击，在公股代表的领导下，民生公司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民生公司的部分高层相继被清洗。

　　1951年3月28日，民生公司业务处经理邓华益在公司人事清理中以“年老体弱”为由被遣散，并被强令搬出民生新村。

　　邓华益，四川重庆人，出身贫苦，早年曾在英国洋行当买办。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洋行的两只轮船，自己创立了九江轮船公司，成为重庆航业界的翘楚。1931年民生公司计划联合川江上所有的华轮公司，共同对抗强势的外资轮船公司，因各华轮公司猜忌心重而难以联合，其中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率先加盟民生公司，为“统一川江”运动立下大功。邓华益不仅把全部家产投入“民生”，他本人也担任了民生航业部经理。

　　此人为民生公司贡献不小，是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重要股东和高级管理人才。卢作孚对他一向是敬重有加。当得知他要被清洗时，卢作孚据理力争，最终为邓华益保留了住房，不至于全家流离失所。

　　民生总公司主任秘书、公司的元老级人物郑璧成，也曾于1950年一度被拘押，原因是“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战犯杨森衣物”。

　　在“镇反”运动中，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亦被错误镇压惨遭枪决。陶建中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轮”的首任船长，深受卢作孚器重。此事对卢作孚刺激极大。

　　卢作孚向来重情重义，始终与民生公司的同事同甘苦共患难，如今看到昔日共同创业的朋友屡受冲击，内心有不能排遣的负疚感。

　　面对公股代表对民生公司高层的大清洗，卢作孚坚决反对，双方矛盾异常激烈，始终僵持不下。为此，卢作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在应对日渐剧烈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卢作孚还要面对民生公司的财政困境。由于公私合营以及政治运动，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恢复速度远远低于卢作孚的预期。抗战胜利后他在半年内就恢复并扩大的航运业务，此时已一年有余，仍不见有复苏迹象，公司财政愈加困难。此刻在新环境里，原有的金融界友人已经不复存在，卢作孚唯有向中央政府求援一条路。尽管中央政府答应援助民生公司1000万元，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所有对资本家的资金援助全部暂停。财政困难让民生公司面临破产的危险，卢作孚的压力又加重一层。

　　卢作孚所面临的压力已经极大，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发生事故的船只远不只这一艘。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比战争时期的损失还要大。到最后，甚至隔一天就发生一次海损事故，令人惊心。

　　事件刚一发生，就开始有传言说此次事故是国民党特工破坏所致。更有传言说卢作孚身边潜伏有大量国民党特务。关于特务的传言令民生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人们都开始猜测卢作孚身边的这些人谁是特务。原本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的同事，瞬间成了相互猜忌、彼此提防的敌人。对此，卢作孚无能为力，那几天他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事实上，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政治运动过于频繁，冲击了民生公司正常的业务秩序，导致管理松懈，进而安全事故频发。当时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剿早已结束，国民党特务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根本就无处藏身，何来大量特务之说？

　　事态还在进一步恶化，最猛烈的暴风雨终于直接降临到卢作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