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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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当年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原“青年党”委员长左舜生，此时正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曾用了半天时间与卢作孚晤谈，力劝卢作孚不要去大陆。

　　过去在四川共过事的刘航琛，此时也在香港。他找到卢作孚，力劝卢作孚不要回大陆，说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公布的100多名战犯名单里，恐怕就有卢兄你在里头，还是去台湾为好。卢作孚表示，台湾，绝对不会去！

　　1950年初，困扰卢作孚已久的加拿大借款还款付息问题已无可回避。加拿大外交部长皮尔逊来港，在面见卢作孚时表示：加拿大3家银行借款给民生公司，是由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如果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须赔偿3家银行的损失。

　　言谈之间他流露出，民生公司如到期不能偿还利息和本金，加拿大政府就要扣留民生停泊在香港的7只“门”字号轮船。这种后果，卢作孚自然不愿意见到。他开始考虑，应尽快将停泊在香港的轮船全部开往上海。这批轮船如果长时间滞留香港，前途莫测。

　　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轮船驶回上海，就要通过国民党军事力量控制的台湾海峡，风险极大。如何解脱这个两难处境，卢作孚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时，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海南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岛屿，朝不保夕。为保住残存的这一点基础，国民党特工人员在香港十分活跃。香港的处境，对卢作孚来说已相当危险。

　　卢作孚的好友，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劝卢作孚去美国暂避一时。晏阳初认为美国比香港安静，卢作孚可以在那儿写自传或事业发展史，由晏阳初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卢作孚没有同意。

　　事后，他就此事谈了他的看法：“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这是卢作孚的心声，半点也不掺假。他阅尽半世纪的历史沉浮，对很多问题已然看透。此刻，他唯一牵系于怀的，就是民生公司。尽管香港码头上鱼龙混杂，不测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卢作孚安之若素，并未采取什么特别的防范措施，仍旧住在招待所的那个小单间里，每天到停泊在港内的轮船上去和船员们一起吃饭、谈话，日常工作一如其旧。从这一刻起，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心中唯有“民生”。

　　从1949年11月下旬到1950年6月上旬，卢作孚在香港停留了有半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在卢作孚的领导下，香港民生分公司的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一系列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此时，对卢作孚而言，也到了离开香港的时候了。

　　北归

　　1950年上半年，除西藏、台湾等少数地区外，解放军已经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神州大地战火已熄，一个和平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已经出现，这正是民生公司所需要的。当卢作孚在香港处理民生公司的事务时，他也在时刻关注国内局势，研究中国共产党政策。

　　1950年3月24日，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在北京的代表向周恩来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建议。卢作孚提出，政府可以作为股东投资民生公司，帮助民生公司渡过难关。但是，作为股东的政府不直接参与民生公司的经营，只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

　　4月份，中共方面给了卢作孚非常明确的回复：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民生公司对开发产业、便利交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欢迎卢作孚先生率领滞港船只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当前外汇奇缺，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外债，并准备在中加建交后继续为民生公司担保。中共中央还建议，卢先生可于6月中旬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回复让卢作孚大为振奋，新政府答应帮助民生公司偿还贷款并为民生公司提供担保，这就让卢作孚最为担心的事有了着落。

　　很快，卢作孚离港赴京的计划就制订出来了。此次离港赴京对卢作孚而言是有相当风险的。当时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香港派驻了大量特工人员，这些特工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暂居香港的社会名流，一旦发现有人有回归大陆的企图，就实施暗杀行动。在卢作孚北归之前，已有社会知名人士被暗杀。为了保证卢作孚的安全，卢作孚北归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中国共产党驻港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秘密安排。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离开香港。当天早晨7点钟不到，卢作孚一行人便搭车离开。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特工的监视，卢作孚等人既没有搭船也没有乘飞机，而是选择了走陆路，以汽车撤离。

　　一行人乘车穿过九龙进入新界，在一处岔路口处，汽车停了下来。卢作孚等人迅速下车直奔停放在不远处的一辆大卡车。卡车上的人看到卢作孚等也纷纷下车，以极快的速度将卢作孚一行人的行李装车，并安排卢作孚等坐到卡车的车厢里。

　　很快，卡车就载着卢作孚一行人向前驶去。卡车开出一段时间后，再次停车，卢作孚等人则由卡车转移到了两辆小汽车上。这两辆小汽车一路向前，在当天中午时分，顺利到达深圳。至此，卢作孚等人的安全才算是真正有了保障。深圳所在地的县政府官员迎接了卢作孚，并且按照事先的安排将卢作孚等人送往广州，随后，卢作孚搭乘火车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后，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工破坏民生公司的轮船，卢作孚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要公开他已经到达北京的消息。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之后，北京的广播和报纸都没有透露卢作孚已经到达北京。随后，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6月15日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在京期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曾经多次约见卢作孚，双方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交通发展问题和航运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两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认真听取了卢作孚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有一次，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周恩来突然给卢作孚打电话，提出要立即约见他，有要事相商，接着就派车将卢作孚接过去，两人一直谈到天明。在此期间，卢作孚还经常受邀参加政务院召开的商讨经济问题的会议。

　　当月，中央人民政府还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民生公司加拿大借款到期本息的外汇额度和贷款给民生公司建造铁驳船的问题，此后至1952年初，民生公司陆续获利1600万元。

　　卢作孚还曾两次应邀参加过毛泽东主席的宴请。一次是宴请工商界有关人士，一次是宴请西南地区民主人士。两次宴会，卢作孚都与毛泽东同席，且被安排在紧靠毛泽东的座位——毛泽东对于与自己同龄的这位民族实业家，有着极好的印象。

　　此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也专门在中南海宴请卢作孚，有贺龙、吴玉章、孙越崎等人作陪。孙越崎后来回忆说：“席间，作孚先生畅谈了解放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高瞻远瞩，长策在胸，谈得朱总司令、吴玉章同志、贺龙同志等满座欣然。”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从西南来北京，曾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卢作孚。卢作孚与刘伯承早年即相识，阔别多年，如今算是故友重逢，两人聊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