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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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救国失败

　　经历泸州变故之后，卢作孚于1922年8月间携带妻子蒙淑仪、长子卢国维和前一年出生的长女卢国懿来到重庆，租住在校场口大观坪的一所民居，准备另做打算。

　　卢作孚到达重庆之后，恽代英并没有就此放弃川南的改革，他再次回到泸州，试图以“学校公有运动”的方式，来保存“新教育”试验仅存的硕果。然而，气急败坏的军阀直接下令逮捕了恽代英，最后幸而得到多方营救，恽代英才得以获释。

　　1923年秋，四川军阀再次内战，杨森战败。由于卢作孚与杨森有过一段交情，为了避免被杨森的对手报复，卢作孚离开重庆避祸。随后，军阀纵容士兵进重庆城抢劫，卢作孚因为提前避难，侥幸躲过了此劫。

　　如此动荡不安的时局，让卢作孚教育救国的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土壤，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他对通过政治力量推行教育改革深感怀疑。1924年，杨森所属的军阀派系再次称霸四川，此时的杨森出任四川省军务行政都督，进驻成都，成了封疆大吏。杨森意气不减当年，刚一上任，就又开始“厉行新政”，电召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要把在泸州夭折了的教育试验继续在全省推广。

　　已经认清了现实的卢作孚，并没有答应杨森去当这个全四川的教育厅长，他认为在全省没有统一之前，任何全省范围的改革尝试，都万难成功。因而，他对朋友说：“四川未统一之前决不做省政工作，更不为军阀内战服务。”

　　卢作孚虽然辞谢了杨森授予的官职，但是他又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杨森上台，也不失为一个好机会。可以借助这个力量，尝试一下自己酝酿已久的“集团生活”试验。因此，他向杨森提出建议，成都还没有一个通俗教育馆，他愿意担负筹建之责。

　　通俗教育馆是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各省、市、县都有的社会教育机构，20世纪30年代后改称“民众教育馆”，1949年以后全部改造成为“文化馆”。1915年，全国第一所通俗教育馆——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在南京成立，北京政府令各省依照执行。四川省头一个建立通俗教育馆的是三台县。作为堂堂一个省会城市，成都迟迟未建通俗教育馆，确有不妥，于是，杨森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请卢作孚全权办理。

　　随后，卢作孚到达成都，杨森给予相应的场地和经费，卢作孚迅速行动起来。首先，他把原来脏乱差的周边环境整顿了一番，栽树木，种草坪，建花园，使得周边环境短期内来了个大变样，成了环境优美的公共活动场所。

　　卢作孚的通俗教育馆分为六大部分：博物馆，包括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武器、金石等八个陈列馆；图书馆，包括成人与儿童两个分馆；公共运动场，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赛、径赛等场馆；演奏厅，可供中西音乐、京剧、川剧演出；动物园；游艺场。

　　为了充实馆内文物珍藏，卢作孚下了很大功夫，到成都各寺庙或旧衙署内搜集了一大批文物，放在馆内陈列。还未等通俗教育馆建完，卢作孚就决定对公众开放，为成都市民的文化生活增添前所未有的内容。开馆之后，这里举办的各类活动丰富多彩，每天吸引民众数以万计，有如盛大的节庆。

　　在博物馆里，举办了古物、货币、金石、中国画、西洋画、卫生、革命史等各类主题展览会；在游艺场内，上演了话剧、川剧、京剧、魔术，还随时配合卫生、教育宣传放映免费电影；在运动场内，举办了大型运动会、球类比赛、自行车比赛、团体操表演。最重要的是，在通俗教育馆内，还经常举办有关科学、教育、社会改革的演讲会，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思潮带给渴望变革的民众。

　　为了能够不断更新、充实通俗教育馆的内容，卢作孚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可以一夜之间更换十几个陈列馆的展品，可以在几天之内堆起一座小山，可以在十几天之内建起一幢房屋。成都市民们发现，只要一个月没去，就会发现通俗教育馆大不一样了；如果一周没有去，也会发现有所不同。

　　甚至一夜之间也会有令人惊异的变化！

　　通俗教育馆的成功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振奋，他们纷纷被吸引到卢作孚身边来。其中有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体育教练、音乐家、古董专家、画家、园艺家、中西医专家、兽医等，他们为通俗教育馆出谋划策、参与活动，不收分文报酬。

　　1924年4月22日，卢作孚还主持了四川省第一届联合运动会，有军队、学校、行业公会的20多个单位参赛，吸引了近万人来观看，仅开幕式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许多现代体育项目，就是在这次运动会上第一次在川人面前亮相的，特别是网球比赛，吸引了大批观众。然而，这次盛会筹备仅用了12天，经费一共才花了2000元，且绝大部分是支付搬运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劳务费。至于在通俗教育馆内举办的学生运动会，更是分文不收。

　　1925年，就在卢作孚的通俗教育馆如火如荼之时，军阀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卢作孚当初的担忧成为现实。此次，杨森战败，继任者对通俗教育馆毫无兴趣，不仅不支持，反而派人审查卢作孚的“贪污腐败”行为。结果查出来的事实却是，卢作孚多次拿出自己个人的收入贴补通俗教育馆的经费。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卢作孚的把柄，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卢作孚通俗教育馆的运作处处艰难，举步维艰。

　　对教育救国心灰意冷的卢作孚辞去了通俗教育馆的职务，他决定回到家乡合川，开辟一项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正是这个决定，最终成就了卢作孚伟大的一生，他由家乡合川开始的事业，对国家和民族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实业救国的梦想——初创民生公司

　　1925年8月，卢作孚由成都返回合川。回到合川之后，他开始迈出他那伟大事业的第一步。事实上，如果不看卢作孚返回合川后的作为，单看他从成都返回合川这一行为，也许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卢作孚迫不得已的退却。一个在省会成都无法立足的人不得已才会退回家乡谋求生路。事实上，卢作孚并不是在退却，而是要开辟新的战场，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挑战一个全新的行业——航运。一个曾经的教师、记者、官员放弃自己熟悉的行业，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卢作孚就有这样的勇气，他不仅做了，而且做到了最好。

　　一个公司的诞生

　　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找码头、造轮船，而是四处吃饭。

　　卢作孚早已是合川名人，他在外的作为常常被家乡人民视为当地的荣耀。因此，当卢作孚从成都返回合川之后，许多敬重卢作孚的人家都来请卢作孚到他们家吃饭。对这样的邀请，卢作孚来者不拒，一来是盛情难却，二来是卢作孚另有别的意图，他要利用吃饭的机会，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商议集资开办公司。

　　是的，卢作孚要开办公司，可是他几乎是身无分文。尽管卢作孚当过教师、记者、官员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油水丰厚的职业，但是他却依然是身无分文。卢作孚当教师时，并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求学生和家长为自己提供怎样的好处，而是尽职尽责，把一个教师应该做的做到最好；卢作孚不仅是记者，还是主笔、社长，然而，他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客观公正及时地报道新闻，他不懂得以新闻的名义赚取额外的利益；卢作孚做过行政官员，然而，他这个所谓的行政官员只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民众谋福利。就这样，十余岁离家，在外漂泊十余年的卢作孚带着空空的口袋回到了家乡。

　　卢作孚回忆当时的情景：“许多长辈和朋辈见着这位不容易回到乡里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从‘请吃饭’表现出来。甲当了早饭的主人，乙又当了午饭的主人，丙又当了夜饭的主人。当我们离开甲家便到乙家，离开乙家便到丙家，废时利用，便讨论起事业来了。如果资本集得起来的话，我们应得造一只小船走重庆合川间，或办一个工厂在合川城内外。大家认为造小船比较容易些。”

　　就这样，卢作孚在饭桌上向家乡的亲朋好友透露了自己要发展航运的决心，并且分析了市场前景，对当前的行情做了充分的预估，对于发展航运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卢作孚都有十足的把握。

　　在社会效益方面，卢作孚认为，发展航运可以把四川内陆的特产运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可以把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机器设备运送到内地，进而发展四川的现代工业。尽管当时长江上有许多外国轮船公司，但是，他们往往垄断了价格，肆意妄为，这样就导致被运送的货物价格大增，经过他们一运输，运费很可能就要赶上货物的成本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运送的货物价格奇高，往往是销路不畅。

　　至于中国的轮船公司，虽然有一些，但是实力都非常弱小，在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排挤下，几乎都是朝不保夕，处在破产的边缘。依靠他们是无法为四川提供便利的水上运输线的，所以，卢作孚认定，在四川，必须要有一家大型的中国轮船公司，打破外国人的垄断，打通四川与外界沟通的水上要道。

　　在经济效益方面，卢作孚坚持“薄利多销”的原则。他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业务量，即使把利益降到最低，在规模的基础上，一样可以获得可观的利益。而且“薄利多销”能够带来一个庞大的市场，把风险降低。外国轮船公司依靠垄断，把价格定得奇高，虽然短期内能够获得大量收益，但是业务量有限，市场基础不稳定，一旦市场有变，势必带来巨大风险。

　　在对宏观方面作了充足的分析判断之后，卢作孚还有更为具体的实施计划。他看到，从重庆到合川之间，至今没有通航，这是空白一；所有的轮船公司都以货运为主，因为赚钱多，客运只是附带，且航班多不定期，这是空白二；所有的航运公司都是单一事业，都只为了赚钱，没有谁把宗旨定为便利民众、造福地方的，这是空白三。基于以上三点，卢作孚给未来的公司确定了业务方向：首先是发展周边地区的短途航运；其次是发展客运，要有定期航线，同时要有优质的服务；再次是要为地方百姓造福，要发展对地方百姓生活有利的业务。

　　有了这样清晰的分析，未来公司的生存空间一下就无限扩大了。卢作孚的设想是：立即着手开辟合川至重庆间的定期客运航线，并着手为合川县城供水供电，两者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