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

第二节 硕果累累的作品

　　1836年，巴尔扎克发表中篇小说《禁治产》。这部小说故事类似《夏倍上校》。在情节上则是《高老头》的续篇。

　　在小说中，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状告丈夫德·埃斯巴侯爵神经错乱已无力持家，需给以“禁治产”，即由他人监护其财产的处分，其实她是要独霸家产，不让诚实的丈夫交出本该交出的不义之财。小说对这位妖妇的恶行败德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与这个埃斯巴侯爵夫人鬼混的就是《高老头》的主人公拉斯蒂涅。

　　此时，拉斯蒂涅已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私狡猾、老谋深算的青年贵族，他对老情妇纽沁根太太已经冷淡，取心狠手辣、工于心计的埃斯巴侯爵夫人以代之，因为在他心目中，埃斯巴侯爵夫人是一个理想的帮手，“是一个能代你火中取栗而不会连累你的朋友。倘若男人没有金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这种太太便是能划破玻璃的金刚钻，替你把所有的门窗打开来”。有埃斯巴侯爵夫人相帮，当个公安部长，易如反掌。

　　这一年，《幽谷百合》出单行本。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写法，内容是写主人公，年轻的费利克斯与一个比他年长得多的伯爵夫人恋爱的故事。

　　巴尔扎克在这本小说的自序中称：这部小说是他“采用‘我’的形式写成的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他继《驴皮记》、《路易·朗倍尔》之后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巴尔扎克对重病垂危的柏尔尼夫人的纪念，也是对卢梭的批评，因为他认为卢梭不该对培育和帮助过他的华伦夫人表示不满。

　　他在序中写道：

　　本书作者对于《忏悔录》的作者赞赏备至，对此人的为人则厌恶至极。这位让·雅克，那样为自己的情感而感到骄傲，又那样善于为自己辩护，怎能竟然斗胆拟出对华伦夫人的判决呢？即使你把大地上所有的王冠都戴在他头上，天使也要永远诅咒这个词藻华丽的作家，他竟然能够将对一位集母亲的心、情妇的魂、美妙初恋的思于一身的女子宰杀，作为祭品献到信息女神的祭坛上！

　　巴尔扎克对卢梭的批评有些偏激。卢梭晚年在其自传体小说《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再次对华伦夫人给他的爱助表示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认为没有华伦夫人，就没有他的一切。

　　然而，从巴尔扎克对卢梭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柏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一生影响之大和他对柏尔尼夫人的感情之深。

　　1837年，《幻灭》第一部发表。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指出这本小说意图是，表现人的异化，并且揭示新闻界不为外人知悉的风习。

　　他强调，他虽不知道何时能够完成他这幅油画，但是他一定会完成，表明《幻灭》是他精心创作的重点作品。

　　《幻灭》是巴尔扎克惨淡经营、殚精竭虑的力作。与以前作品相比，它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批判的力度、思想的深度，还是在艺术表达上均有明显的推进和提髙。

　　小说以外省青年诗人吕西安为中心人物，描写他从乡镇到巴黎，从默默无闻到显赫一时再到声名狼藉的遭遇，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丑恶内幕和党派倾轧，塑造了记者、演员、商人、贵族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内容之丰富，视野之开阔，非其他作品可以相比。

　　对此，巴尔扎克不无自得地写道：

　　本书的主题与本身一样广阔。勒萨日笔下的杜卡莱，莫里哀笔下的菲兰特和答尔丢夫，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以及古老戏剧中司班卡，所有这些典型人物在这部书中大概都放大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规模。

　　小说将焦距对准当代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新闻界、出版界、戏剧界，尖锐泼辣，痛快淋漓。

　　当时，法国文化艺术界与新闻、出版等部门的腐败、黑暗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一般作家慑于新闻、出版的嚣张气焰，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致使这些黑暗势力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肆无忌惮，变成了一个公害，一个行将“吞噬整个国家的癌症”。

　　对此，巴尔扎克深恶痛绝。他越来越感到，正视这一癌症，暴露这一癌症，尽可能地制止这一癌症的发展蔓延乃是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职，于是他怒目相向，拍案而起，写下了这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他写道：“报界风气这种广阔的题材，单写一本书或一篇序言是远远不够的”，“自己不过是描绘了这种流弊的开端。”

　　他无求于报界，不想“依赖报界这根沾满鼠疫病菌的拐杖”。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怕报复并准备为此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这部小说的创作体现了巴尔扎克的浩然正气，显示了他的崇高的人格。

　　《幻灭》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作为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与对人的研究和对人的发现分不开的。

　　巴尔扎克从投身创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重视对人生的哲理探讨。早在1831年，他就在《驴皮记》中通过主人公拉法埃尔走向堕落的过程阐发了“追求私欲等于自杀”这一深刻的哲理。

　　《幻灭》中，吕西安走向堕落的过程则是拉法埃尔寓言故事的现实写照。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具体而细微地描写了吕西安这样一个颇有才华、素质和人品原本不算坏的年轻诗人怎么一步一步在环境的熏染下无可挽救地沉沦下去，从而揭示了当代社会如何“把人异化得那样厉害，以致在任何地方人都不像人了”这一深刻的真理。

　　《幻灭》是一部表现巴尔扎克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生活体验方面的作品，所以写得极其生动、深刻，发人深思。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不同遭际大多取自于巴尔扎克本人的经历，其激情、理想、奢望、苦难、荣辱他都体味过。大卫·赛夏反映了他经营印刷厂、铅字铸造厂和债务缠身的经历，德·阿泰兹的形象，反映了他从生活和创作中得出的信念、主张，而吕西安的形象，则反映了他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

　　巴尔扎克借吕西安的言语、行动，大胆地揭露了新闻界的内幕，他一桩桩一件件地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撕开他们的面纱，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拿灵魂做交易的人的真面目。在巴尔扎克看来，新闻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的痈疽。他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说，正是这股恶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的深渊。

　　《幻灭》写完之后，巴尔扎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发现，他已能随心所欲地深入到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去，对构成社会整体的互相交织的成分的理解越来越具有预见性，一部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的作品在他笔下流泻出来。

　　在40岁刚刚出头的年龄，巴尔扎克已创作了大量作品，创造了2000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典型人物，其中许多成了永恒的典型，流传不朽。

　　1838年，巴尔扎克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纽沁根银行》。这是继《高布赛克》、《欧也妮·葛朗台》之后，在成功地塑造了高利贷资本家、投机倒把资本家之后，为第三代资本家即金融资本家“树碑立传”。

　　这两部小说在具体情节虽没有联系，但同出一个时代，同写一个主题，许多人物交相出现。

　　《高布塞克》写的主人公高布塞克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以放高利贷起家，爱财如命。他爱财，更欣赏自己的生财之道，为自己的这点“艺术”而大为得意。

　　不过，这个人多少还讲一点义气，在他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把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托他保管的一笔财产交还给了那位委托人的儿子，而这笔钱是连单据都被烧毁了的。

　　在高布赛克以后，巴尔扎克又塑造了一系列资产者的形象。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者的典型，除放高利贷是他敛财的主要手段，他显然还不懂得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的重要。

　　葛朗台、纽沁根等人物比他还要精明能干，随着这些人物登上《人间喜剧》的舞台，巴尔扎克对于资产者的刻画和塑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拓。

　　不过，作为资产者的祖师爷和哲学家，高布赛克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巴尔扎克对他情有独钟，继1830年《高布赛克》初次发表以后，1835年又特地出了个修订本。

　　在对这一形象的理解中渗透着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巴尔扎克找到了一把打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是作者为中小资产阶级立言，描写商界中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以金融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并以前者的诚实和失败，后者的狡猾和成功为结局，真实反映了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和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特点。

　　而《纽沁根银行》则是以纽沁根的发迹为中心，集中描写了资产阶级狼狈为奸，陷千家万户于灭顶之灾的丑恶内幕。

　　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这样写道：

　　本书是将在各处社交圈子里滚动的一枚徽章的正面，反面是《纽沁根银行》。读《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人，如果想了解整个作品，一定要去读《纽沁根银行》，任何喜剧作品必有两面。作家这个伟大的诉讼报道员，应该让对手面对面。

　　在同年出版的《巴尔扎克两卷集》的序言中，他再次强调要如实地描写社会，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当代史家。

　　在1839年，《幻灭》第三部，即《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出版。巴尔扎克在序言中指出，《幻灭》尚未写完，它将是《风俗研究》中一个最后的场景。

　　同时，长篇小说《古物陈列室》出版。

　　小说写外省贵族、保王党领袖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维护贵族传统和纯洁的血统与自由党头子、资产阶级暴发户克鲁瓦谢对抗并最终败北的故事。

　　小说通过侯爵的败家子德·维克蒂尼安的腐化堕落和不得不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娶克鲁瓦谢的女儿、万贯家财的女继承人杜瓦尔小姐为妻。说明贵族阶级之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小说中借一个生活在国王身边的贵夫人之口喊出：“贵族阶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点残余，拿破仑的对已经消灭了贵族的称号，正如大炮已经摧毁了封建社会一样！”

　　这部小说与《幻灭》一起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从“小家庭”进入到“大社会”，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1840年，巴尔扎克发表中篇小说《比哀兰德》、短篇小说《浪荡王孙》、长篇小说《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在这一年里，巴尔扎克向某出版商写信，首次正式披露《人间喜剧》的计划。

　　第二年，巴尔扎克发表了长篇小说《搅水女人》，这部以遗产之争为主要情节的小说，算得上《人间喜剧》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之一。

　　争斗的双方，一方是当地“逍遥骑士”——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的首领玛克斯吉莱；另一方是极有心计的兵痞菲利浦·勃里杜。前者是牢牢控制着财主鲁杰的搅水女人的情人，后者是鲁杰的亲外甥。

　　两个都曾是拿破仑旧部中身手不凡的军官，领兵打仗的能手，两个恶魔将作战的勇敢和智谋用来争夺一笔可观的家产，这场较量不用说要多激烈有多激烈……

　　这是巴尔扎克以现代眼光研究的态度下写的小说。再以本书在“人间喜剧”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创造的人物而论，公认的典型，可以同高老头、葛朗台、贝姨、邦斯、皮罗多、伏脱冷、于洛、杜·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既非搅水女人，也非脓包罗日，而是坏蛋菲利浦·勃里杜。菲利浦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人妖”之一，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同年，发表长篇小说《一桩无头公案》。这是一部宏伟的政治小说，内容揭露19世纪初法国政治生活的阴谋事件。

　　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巴尔扎克从作家如何如实反映历史真实这一当时有争议的问题谈起对“典型”的概念作了精辟、深刻的表述，这是12年来巴尔扎克从事《人间喜剧》创作的经验之谈，是他，也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辉煌成果。

　　至此，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终于确立了。

　　1832-1841年，巴尔扎克创作小说49部，占《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60%。

　　在这10年，平均每年出5部作品之多。这期间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呈现出持续递进、不断攀登的趋势，一部与一部不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与此同时，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也在日渐发展并终于奠定确立。

　　通过这些年的写作，这些作品的成型，《人间喜剧》的基本框架也逐渐形成。

　　1842-1848年，巴尔扎克依旧每日在疲于写作中。长篇《烟花女荣枯记》既展现了上层社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又细致地描绘了下层社会和监狱的情景。这一阶段巴尔扎克更加关心当代生活，七月王朝的现实成为他写作的主要对象。

　　除了《人间喜剧》以外，巴尔扎克还写过6部剧本和一部《笑林》。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巴尔扎克马不停蹄地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从这时起的8年多的时间内，巴尔扎克共写了10多部小说，其中大部分为长篇小说，最著名之作有：《幻灭》第三部、《贝姨》、《邦斯舅舅》。

　　《幻灭》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宏观描写，又有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微观解剖。《幻灭》的中心内容，讲的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

　　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19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是《人间喜剧》中最吸引人的风景线。

　　《贝姨》写出了七月王朝时期资产阶级的荒淫无度、道德堕落。于洛男爵是淫欲的化身，这个早年立过军功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如今变得像公猪那样可鄙。

　　暴发户克勒维尔则是表面上高唱伦理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的流氓恶棍，这类人物是拿破仑第三上台的政治打手。

　　《贝姨》发表于1846年，它是巴尔扎克晚年的杰作。小说的主人公贝姨，是一个生在乡下的姑娘，带着一身的乡土气息。由于美丽善良又得到高贵的堂姐的关切来到了法国巴黎城里，性格倔犟的贝姨一方面满怀着对堂姐的妒忌，一方面又好胜地忘我勤奋学习，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然而时代社会的动荡万变和本性的顽固不得不让她又一次沦落成工人，接下来的故事并不会就此平淡度过，贝姨没有放弃和屈服于现状，为着自己的目标继续活着，坚强地拼搏，最终她得到了满足——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

　　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Y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

　　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时代从1799年到1845年12月底，历时半个世纪，其历史跨度之长创《人间喜剧》小说之最。

　　这部小说里人物众多，它不是以一个主人公为主，点缀一些次要人物，而是同时写几个家庭、几组人物，用网状的、多元的结构代替了过去的传记体形式和单一中心结构。《贝姨》容量之大几乎超出了过去所有的作品。

　　《邦斯舅舅》描写了两个音乐家的悲惨遭遇。《邦斯舅舅》发表于1847年，它是《贝姨》的续篇。小说讲的是：邦斯舅舅是音乐家，一个诚实而高尚的自食其力的人。他非常喜欢绘画艺术，为了丰富自己所收藏的名画，他不惜付出一切精力，挖空一切心思。当人们不知道他家中有这些宝藏时，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当获悉这些名画的价值时，为了夺取孤独老人邦斯的遗产，以卡缪佐为首的一些上流社会的人们便千方百计，使尽种种手段谋取他的财富。

　　刻画人性的贪婪和卑劣、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贝姨》和《邦斯舅舅》的主题。在表现人的异化和人性之恶上，这两部小说居《人间喜剧》之冠。

　　《农民》再现了复辟时期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资产者怎样在农村取代贵族的过程，展示了当时农村的历史发展面貌。巴尔扎克的描绘从个人的争夺，或者党派、集团之间的争夺，发展到描写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

　　而就在这一时期，巴尔扎克对创作的艰苦有切身的感受，正如《贝姨》中的一段话：

　　劳心的工作，在智慧的领域内追奔逐鹿，是人类最大努力之一……艺术家不能因创作生活的磨难而灰心，还得把这些磨难制成生动的杰作。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使精壮结实的身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往往为之筋疲力尽。

　　如果艺术家不是没头没脑地埋在他的工作里，像罗马传说中的居尔丢斯冲入火山的裂口，像士兵不假思索地冲入堡垒；如果艺术家在火山口内不像地层崩陷而被埋的矿工一般工作，那么，作品就无法完成，艺术家唯有眼看自己的天才夭折。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艰苦之谈。

　　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标志着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人性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昔日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让位于现代悲剧主义。

　　与此相适宜，在叙述方法、艺术手法上，这两部作品较过去也有明显的不同，态度更冷峻、更客观，笔触则更细腻、更真切了。

　　对于巴尔扎克晚年的这两部作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其《巴尔扎克传》中曾评论道：

　　从他《穷亲戚》的原始设想中产生出来的《邦斯舅舅》和《贝姨》这两部小说，是他最卓越的成就。他在盛年之期达到了他的艺术高峰。他的见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洞若观火，技术从来没有这样的游刃有余，议论从来没有这样的铁面无情。

　　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曾经损害过他若干早期作品的那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和令人厌恶的感伤主义。它们反映了实际经历的辛酸痛苦和对于世界的真知灼见。他的眼睛已经擦亮，不再图表面的成功和卖弄生活的阔绰了。

　　当巴尔扎克屹立于他的时代的上面，创造出绝对的社会准则，根本不想去迎合他的同时代人的趣味的时候，他就达到了他最伟大的地步。

　　《邦斯舅舅》和《贝姨》的背景都放在19世纪上半期的巴黎，这实质上是无关紧要的。它可以转移到现在的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转移到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因为巴尔扎克在这儿所关心的是一些基本的感情。

　　这两部晚期小说以激动人心的感情强度使那些早期作品中的伏脱冷的形象，在对比之下显得几乎是情节剧似的夸张不实了。它们的现实主义，感情的真实和对原始情欲的分析，在法国文学中是无出其右的了。这是对巴尔扎克艺术的一次宏伟的告别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