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智慧

第六篇

　　在其著《冰鉴》一书内就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外刚柔”、“论内刚柔”三节，专门探讨盈虚消长的道理。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饣曹”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可能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

　　人生智慧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一语道破以柔克刚之奥妙。君子柔且刚，刚且柔，这又道出了刚柔相济之道。非一味地柔，而是为柔，月缺不改光；为刚，剑折不钝锋。那么，以柔克刚，要点在于“克”，柔是刚的手段，以柔为挺，以柔为进，这就是柔的实质。

　　人生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事物的正与反也是处于动态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世上没有死的教条。面对悬崖如果直走过去，不但不能走到对面，相反会摔得粉身碎骨。只有采取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在生活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

　　比如奉劝别人，不能直来直去，要以婉转的方式打动他，这样才能达到说服他的目的。《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

　　河南人乐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羊子走在路上时曾拾到一块金子，回来把它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叫盗泉的泉水，廉洁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是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贪图利益从而玷污了自己的品行！”羊子十分羞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外，而到远方去拜师求学。学了才一年，羊子就回来了，妻子跪着问他回来的缘故，羊子说：“长时间在外，因而思念你，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织布机跟前说：“这绸缎是从养蚕抽丝开始的，后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丝一丝的积累起来，才织成一寸，一寸一寸地不断积累，才能积成一丈一匹。现在如果割断这绸缎的话，就会前功尽弃，浪费了时光。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学到自己所不懂得的东西，用来修养您的美德。要是学到一半就回来，与割断这绸子有什么两样呢？”羊子被妻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就又回去学完了学业，七年没有回家。

　　就此看来，乐羊子的妻子确是一个奇女子，为了成就丈夫的学业，宁愿忍受空房的寂寞。但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劝人的方法。如果见到丈夫如此卿卿我我，就生气指责的话，羊子很可能听不进去。她拿断织来类比学业，形象生动，使人信服。效果当然不错，羊子七年没有回家而成就了学业。

　　“以迂为直”的劝说方式，比直接“死谏”更有效。迂，并不是单纯的“迂回”或走弯路，这需要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技巧。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要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因此，当你遇到困难走不通时，必须明白退一步的为人之道；当你在事业一帆风顺时，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这样会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不时要求身边人戒骄戒躁，厚道做人。曾国藩深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不要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触他人，剔除虚假成分，谦虚有度，人才显得堂堂正正，谦虚不等于阿谀奉承，它是处于对人的真实的诚意。

　　1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虚欠虚欠。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说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主张而使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的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殓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有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是所说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

　　“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织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

　　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人生智慧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过分，就会方寸乱，计算谋虑一乱，欲望就更加多，欲贪多，心术就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事物本来之理去行事，就导致把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所以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会办不好，受贪欲的影响，总是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不劳而获，稍不如人，便气恨不已，只见眼前的利益，有损人格不说，长远的利益也同样会失掉。

　　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每个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行动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激励部属。古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认识：《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怎么跟着做。君主无所作为，百姓怎么跟着做啊？”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在《周书·苏绰传》中，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求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

　　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虽然讲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适合于各行各业，凡有御者和被统御者存在，便都适用。历史上许多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都为百姓作出了榜样。我们亦应深知此道。2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

　　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会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做用它的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

　　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凭空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状和内在神色，这种学问实际是模糊不清、说不通顺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

　　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

　　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曾氏体悟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然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南京被占领后，曾国藩的名声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从而受到朝廷信赖。

　　人生智慧

　　《菜根谭》中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长久潜伏林中的鸟，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身处被猜疑、被诬陷的横逆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抱着这种信念，才会跑完人生这段漫长的旅程。明代贤相李贤，就是这样一位。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进士，奉命到河清视察蝗灾，授验封主事。他为人正直，对民间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李贤看到塞外进关投降者足有万人，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实支十七石五斗粮食，而官府里的指挥使月俸为三十五石，但实支只有一石，一个降人相当十六个半京官。李贤上奏要求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英宗没有采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军侵犯边关，大同吃紧，英宗朱祁镇为了振奋军民斗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李贤又经从考功郎中升为文选扈从，跟随英宗亲征瓦剌：由于太监王振瞎指挥，英宗在土木堡蒙难，成了瓦剌军的俘虏，明军五十万人马土崩瓦解，李贤脱险回京。英宗落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幸亏有于谦、于直等大臣的努力，总算把“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难关度过了，经皇太后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

　　李贤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给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当好皇帝的十条方策：一、勤圣学；二、顾箴警；三、戒嗜欲；四、绝玩好；五、慎举措；六、崇节俭；七、畏天变；八、勉贵近；九、振士风；十、结民心。景帝非常欣赏李贤的“十策”，让翰林院书法家写成条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风上，以便随时都能看到这十条。这十条实际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迹的行动纲领。

　　李贤得到景帝的鼓励，更加积极进谏。他奏请朝廷改善边备废弛的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建议景帝把李贤的奏章发给边将阅读，以示策励。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当时，被瓦剌放回的英宗被软禁在南宫，徐有贞、石亨等几个大臣搞了一次请英宗复位的政变。这几个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时的大臣则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对李贤仍很器重，命李贤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共同参与机要工作。李贤一身正气，气度端凝，向皇上禀报、奏对皆中机宜，深得英宗倚重。

　　这一年山东饥荒，英宗召集李贤、徐有贞商议，准备发粮款赈济灾民，徐有贞认为，发放赈灾粮款，大多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李贤说，不能由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就不发放救济款，而坐视百姓死亡，这是因噎废食。英宗很欣赏李贤的观点，决定增加银两，做好赈济工作。石亨等人与徐有贞争权，并且忌恨李贤等御史对他们的议论，于是就向英宗诬告徐有贞和李贤，英宗竟听信谗言，将徐、李逮捕下狱。正好这天风雷骤作，李贤得释，谪为福建参政。还没起程，王某奏请挽留李贤，结果李贤留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担任尚书直阁。经过这一折腾，英宗更加信任李贤，李贤这才敢如实地把石亨等人所谓“夺门复位”的真相揭穿。原来，没有这些人的“夺门”，英宗也是可以复位的，他们抢在景帝咽气之前搞了一出“复位”闹剧实在没有必要。他劝谏英宗辨忠奸、远小人。英宗彻底明白了“夺门复位”的内幕后，对朝廷上下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清除冒功者四千余人，朝野均为之大快。3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原文

　　《杨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杨雄传》中讲：“君子遇到圣明的时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如龙蛇，可屈可伸。”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言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淡雅谦和无不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淡化？机心没有消弭？应该在心中猛省，表现在脸面上。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有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

　　当他们高踞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地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的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尽，而没有毫毛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远，但是，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