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智慧

第七篇

　　曾氏体悟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所以藏是为了露，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人生智慧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我知，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挞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甘甜井水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

　　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词漂亮而已。”因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驯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得冤枉。他不正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庄子》中提出“意怠”哲学。“意怠”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表面看来，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不会犯大错。这是现代高度竞争社会里，看似平庸，但是却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最佳办法。4崇法护法，礼义并彰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对待他们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将官长视同无物。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可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上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文信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仪。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仪，注重法制。

　　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

　　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

　　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为“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

　　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

　　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

　　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参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

　　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核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氏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军纪，他对所辖的部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革责；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一概禁革。“禁止奸淫”，规定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氏为严肃军规，加强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人生智慧

　　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治国不能不讲法，人人遵纪守法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

　　梁启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后指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以为用也”。也就是说，立法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官吏和百姓的素质，进而影响到国运的兴衰。

　　法是统一天下人行动的准绳，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安定的工具，所以，一国之君在执法时，也应该是“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意思是：个人的喜好，怨恨可以抑制、平息，而国家的大法不可背离，骨肉可以处罚，亲戚可以诛灭，国家大法不可损害。

　　在古代中国，法治与人治是融为一体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因此，古代中国十分强调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化。

　　立法的好坏，执行的好坏，与当政者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有好的法律但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与无法也是一样的。法律的作用，不只是惩处那些已经犯罪的人，同时对未犯罪者也是一种预防和教育。

　　严于执法是体现法律的正义和威严，而预防和教育则体现了法律的仁德。“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里？一是权与法的关系难以摆正，二是情与法的矛盾难以处理。这两个问题是实行法的两只拦路虎。只要狠心处理违法者，法律是不难得到贯彻执行的。宋太宗时期，有个叫陈利用的人，依仗其是皇帝的红人，胡作非为，杀人害命。宰相赵普不顾皇帝的讲情、干预，硬是将陈利用处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女婿犯罪以后，被朱元璋赐死。从以上两例看出，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尽责执法是决不可含糊的。

　　人生事业，大谋大成，小谋小成，无谋不成。提到谋事，一般人都会感到畏惧，也回避与城府很深的人交往和共事，无非是害怕吃亏上当。其实这是一种害人的偏见，是小农社会的一种遗毒。如果做事不讲心计，不讲策略，而只是揣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且不说谋大事成大业，恐怕就连在社会上立足都很困难。

　　1见机而行，因势利导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漫、安适平和而骄傲自大。衣冠端正，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体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别人自然尊重他的威严。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到国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况带兵治军呢？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前，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对失去亲人；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面临战场。如今杀猪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在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了。

　　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伤的人彼此相望，遍地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形象，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有高兴欢喜的想法？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必败无疑。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啊！等到进攻狄戎时，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也是很明了的。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泛，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译文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曾氏体悟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何为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奇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战略原则的总要求。